本文出处：《对工作说不》，作者：（英）大卫·弗雷恩，译者：重命名小组，版本：艺文志eons｜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5年3月

“自由时间”

我从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开始：一天的工作究竟在什么时候真正结束？虽然我们所在的岗位可能会根据合同要求我们每天工作一定的时长，但很显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下班时间走出工作场所，就能进入一个自由世界。特奥多尔·阿多诺早在1970 年代发表的一篇短小而尖锐的文章《自由时间》（Adorno，2001）中就揭示了这一点。阿多诺质疑人们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主的。他认为，非工作时间的潜在目的只是为了让人们为重新开始工作做好准备：自由时间根本不是自由的，而仅仅是“以利润为导向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延续”（Adorno，2001 ：189）。这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活动往往与工作具有相似的性质（例如看屏幕、做家务），但也是因为种种异化人类或是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会导致下班后对休息恢复的强烈需求。通过消耗人们的体力和精神，异化的工作形式确保了工作者的大部分非工作时间都会用于放松、退到逃避现实的娱乐形式中或者通过消费来补偿一天的劳累。

如果说我们在自由时间进行的这些恢复或补偿性的活动总归是令人愉快的，那阿多诺会说，这些愉快只是一种肤浅自由的表现。他认为，只要自由时间仍然被人们试图逃脱的力量所决定，那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坚持认为，有必要将自由时间与更为美好的真正闲暇进一步区分开来。如果自由时间仅仅代表工作的继续，那么真正的闲暇就代表了一片甜蜜的“未经中介的生活的绿洲”：人们在其中脱离了经济需求、真正自由地感受世界及其文化。阿多诺认为，在富裕社会中盛行的是一种堕落的自由时间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闲暇。在这种堕落的自由时间里，大家所进行的具有自我定义的意义的活动，往往局限于“爱好”：一些为了打发属于我们自己的少得可怜的时间而进行的琐碎活动。阿多诺强烈地反对爱好一词，认为它贬低了无偿活动的价值。在一段令人难忘的文字中，他自豪地说道：

我没有爱好。并不是说我是那种除了勤奋地完成规定的任务之外，不能利用自己的时间做任何事情的工作狂。而是，就我职业范围之外的活动而言，我也无一例外地非常认真地对待它们……创作音乐、听音乐、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活动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称它们为爱好，是对它们的嘲弄。（Adorno，2001:188—189）

阿多诺经常被人指责精英主义，因为他采取了“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这种相当激进的区分。在上面的引文中，他对阅读、创作音乐和听音乐（放心，一定是古典音乐）的严肃旨趣隐隐地与“更低级”、更逃避现实的文化形式形成对比。我不会在此为这种区分辩护，但我还是希望指出，阿多诺关于人们的时间受到围攻的普遍论断，具有很大的当代意义。我们可以想想，标准的八小时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将自由时间分割成碎片。全职工作者的时间体验是一系列快速离散的时间碎片：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不断交替，而自由时间仅限于晚上、周末和节假日。当自由时间以这种方式被分割时，阿多诺谴责的那些草率的爱好，就可能成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少量的自由时间为我们 参与更实质性的自我定义的活动提供的空间极为有限——而这些活动往往需要稳定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无论是专注、奉献、建立社群或者学习新技能（Lodziak，2002 ：100）。这种情况的最大受害者是当今典型的忙碌工作者：他们天黑时才乘坐交通工具回家，仍然有电子邮件要回复，经常感觉到筋疲力尽以至于无法与家人进行情感交流，除了睡前喝酒和看电视外，他们不愿意做其他事情。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喝酒或看电视是“低级”活动，而是工作者已经被剥夺了选择其他活动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可以在2014年上映的《乐高大电影》中看到阿多诺所说的闲暇时间的堕落的现代表现。这部电影的主角——一个名叫埃米特的普通人——不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听着无脑流行歌曲《一切都很棒》（相当于乐高世界里的法瑞尔·威廉姆斯的《快乐》），看电视广告，还会认真地调台看一部名为《我的裤子在哪里？》的喜剧片。埃米特每天在同一时间洗澡、刷牙和锻炼，通勤路上遇到同样的堵车，和同事进行同样的空洞对话，然后回到家里，去找他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一盆盆栽。如果我们愿意忽略这个批判正是资本主义自身文化产业的产物的讽刺事实（因为本质上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乐高广告），我们会在《乐高大电影》中洞察出现代生活被管理的本质。

阿多诺的自由时间是工作的延续的论点，在21 世纪也发生了字面意义上的转变：随着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网络技术的兴起，工作渗入了生活当中从前不存在和不受欢迎的地带。梅丽莎·格雷格探讨了对当今的许多雇员来说，工作是如何挣脱工作日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以一种令人不得安宁、永远存在的“待办事项”列表的形式出现。通过对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采访，格雷格揭示了以非共时通讯为最佳设计特征的电子邮件或即时通信等技术，最终对人们产生了全然相反的影响——他们因为无论是否在办公室都要时刻保持在线、积极响应和能被找到而倍感压力（Gregg，2011）。职业咨询网站“磨刀石”（The Grindstone）上的一篇文章表明，许多专业人士现在已经习惯了随时待命的想法。一位读者写道：

通过手机或Skype 与处于困境或怀有疑问的客户保持联系，能将潜在的危机化解为一次路上的轻微颠簸。客户不会容忍“我在度假”这样的借口。如果我们不能胜任，我的下一个假期将是在家里和我的橡皮鸭洗热水澡。（Lepore，2012）

就跟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一样，如今那些要求高度投入的组织里的雇员们似乎也必须时刻保持“接入电源”的状态。

《摩登时代》（1936）剧照。

就业力的压力

阿多诺关于工作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殖民趋势的更普遍的担忧，从未像今天这样切中肯綮和普遍适用。这不仅是因为自由时间的碎片化和工作日的日益溢出，还因为现在处于空窗期的人们也面临自由时间消失的危险，甚至对还未踏入雇佣劳动世界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新出现的就业力方面的压力：每个人都有责任提升自己的职业前景，通过培训、获得教育证书、搭建人际网络、学习如何展示正确的个性，乃至积累与雇主价值观相匹配的人生经历。在21世纪早期，就业能力的观念已经上升到引人注目的地位，它成了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关键，在这种哲学中，国家和雇主不再致力于或被认为有责任为公民提供持久和有保障的工作。那些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家，一方面美化有偿工作，另一方面却在摧毁传统上为公民提供的社会保障措施，使人们不再能够有效地抵御劳动市场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个人坚持不懈地提高自身就业力，逐渐被视作国家繁荣和个人幸福的关键（Chertovskaya et al.，2013）。

当人们感到自己的未来缺乏保障时，保持就业力的压力就会变得更加显著。从1990年代开始，理查德·桑内特（1998）、乌尔里希·贝克（2000）和齐格蒙特·鲍曼（2000）等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就普及了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时代的观点。最缺乏安全感的是那些不受工会保护的人，收入低至难以负担生活必需品的人，陷入债务陷阱的人，或是不能享受医疗保健、产假和体面的失业救济金等社会保障的人。这种不安全感可以降临到每个人身上，从非法受雇、工资微薄的无证移民工人，到担心失去福利待遇的单亲父母，还包括那些未来可能不断地签订短期合同、搬迁和求职的创意或学术工作者。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不稳定性是每个依赖工资生存的人的基本状况。恩格斯在1840年代对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研究中提醒我们，工人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不被经济生活所需要的恐惧之中：“［英国无产者］没有获得过丝毫保证，他所拥有的技能在将来能让他赚到购买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工资。每一次商业危机，每一个雇主的一时兴起，都有可能让他失业。”（Engles，1987）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高兹所说的“普遍的无保障”状态下，他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失业或半失业，可能成为无保障或临时的工作者（Gorz， 1999:52）。

在这种社会和政治气候下，保护自己免于失业和低质量、低薪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多地落在个人身上。对许多人来说，培养就业力这件事本身就像是一项终身职业：大多数人都明白，“出卖劳动力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为了再生产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断投入的无偿、自愿、看不见的工作”（Gorz，2010:20—21）。就业力甚至占据了孩子们的思想。我记得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曾经对我说过一些话，当时我在他的学校协助进行一项反吸烟计划的研究。我问他为什么喜欢这个项目，他回答说：“这会让我的简历好看。”这将我们带回到阿多诺的论断，也就是通常认为属于“非工作”的生活领域，也可以被视为有偿工作需求的延伸。这里令人担忧的是，对生活的享受越发服从于为了满足劳动力市场的个人素质培养。当就业力的发展成为实际的必需品并且占据人的大部分心思时，我们就会越来越投入时间去做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进行那些本身就具备价值的活动，也就是能发展我们的个人能力，充实我们的友谊关系，或者仅仅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仅仅用于满足每个人所定义的真、善、美的标准的自主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

伯特兰·罗素在1930年代写了一系列文章，哀叹日益匆忙和工具化的现代生活的本质，并以他优美的文笔回顾了休息、游戏、沉思和学习的内在价值。他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如果失去了足够多的闲暇时间，人类就会失去幻想的能力，并与生活中的许多乐趣隔绝：

以前人们有一种轻松愉快和游戏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效率崇拜的约束。现代人认为每件事都应该是为了别的目的而做，绝不是为了它本身的目的。（Russell，2004c：11）

罗素认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总是为了另一件事而做一件事，这几乎也可以成为当今就业力话语的影射，后者要求我们少关注体验和享受当下，而更多地思考如何调动当下以实现未来的目标。有抱负的个人需要学习养成就业力的脚本，并且留心拿着同一套剧本的竞争者们。最成功的玩家懂得如何就他们过去的经历构建自信和连贯的叙事，并展示这些故事与就业世界的相关性（Brown and Hesketh，2004）。在求职申请表上，本就具备内在价值的活动，用就业力的语言换了一种表达：为无家可归者做的慈善工作必须被提及，因为这使我具备了志愿服务的经验；在欧洲搭车旅行的经历也必须大说特说，因为这培养了我发挥主动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个想象出来的未来雇主的形象，部分确保了人们更加遵从就业力的话语，他总是在隐喻意义上留意你的一举一动。科林· 克雷明将这个心理幻象称为“一切的老板”：这种对未来雇主及其期待的普遍化投射，调节着一个人在当下的行动和选择（Cremin，2011:43）。这个想象中的雇主是一个严苛的、不容易打动的纪律主义者，他要求人持续地承担责任、进行理性决策和自我管理。如果一个工作者在不同的领域做了太多的工作，老板可能会认为他不可靠、优柔寡断、不专业。但如果同一个人在同一份工作上苦干了太多年，老板可能会认为他满足于现状、没有抱负或视野太狭隘。任何阅读这段文字的年轻学术界人士将会被灌输这一信息，在学术界，“一切的老板”的黄金法则是受雇者必须始终保持 “研究活跃度”。正如我的一个老同事近乎变态地乐于挂在嘴边的话：“一旦你退出游戏，你就彻底出局了。”阿多诺在 1950年代也提到过类似的那个想象中的无所不知的老板，当时他评论了那些有追求的工作者紧张的顺从态度：

所有这些神经紧张的人，从失业者到随时可能触怒他所代表的投资者的公众人物，都认为只有通过同理心、勤奋、对他人有用、技巧和搪塞，通过标准的商人品格，才能讨好他们想象中无所不在的管理者。很快所有关系都被视作“人脉”，每一种冲动都被事先审查、判断是否偏离了可接受的范围。（Adorno，2005:23）

如果挣得经济上的生存就意味着更努力地工作，忽视个人兴趣，更长的通勤时间，或者在睡觉时间为明天的会议做准备——这正是当下的现实。科斯特亚和同事们在思考招聘广告和应届生招聘计划的言辞时提出，就业力的夸张话语让打工人产生了一种对自身“无限潜力”的不安感。每个打工人都被教导说，他总是可以做得更好，而获得就业力的路途就成了这样一条悲剧性的道路：旅行者不断向自己宣战，质疑自己的个性与成就是否恰如其分，始终对自己利用时间的方式和效率感到无法满足（Costea et al.，2012）。不符合模范员工形象的个人特征——例如害羞、低落、情绪敏感——都必须被抹去，以呈现出一个适宜推销的自我，这个自我是无害的、负责任的、易掌控的，最重要的是，可以雇佣的（Elraz，2013）。就业力体现了一种新颖的权力动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为就业力做出的个人牺牲是自我强加的。与传统的剥削（局限于固定的时间，并通过老板从外部强加的强制性纪律和技术控制）不同，就业力所要求的纪律是持续的，需要不断的自我管理。它代表一种“去中心化” 的剥削形式，因为以前仅限于工作时间内的剥削的空间和时间界限已经消失，人们被迫以一种几乎是自愿的方式被驯服（Cremin，2011:58）。

《摩登时代》（1936）剧照。

生活被工作相关的要求殖民的现象，在主流教育系统中也许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表现得更加明显和令人不安。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教育应当提供广泛的个人和公共利益：培养学生的道德和政治意识，批判性思维和沉思的习惯，以及人对更复杂、更崇高的文化的鉴赏力。教育还可以教授人们所需的各种实用技能，使他们更自主、不依赖他人、能够照顾好自己和周遭环境。所有这些对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合理和有价值的目标，然而今天最被广泛接受的教育目标是将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雇员群体，为年轻人承担工作角色做准备和认证（Bowels and Gintis，1976）。我们可以再次回到罗素，他在1930年代就提出，现代对经济价值的强调已经掩盖了学习更广泛的价值：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质疑 “无用”知识的价值，并越来越相信，唯一值得拥有的知识是那些能够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个部分的知识。（Russell，2004d：18—19）

即使罗素所说的“无用知识”没有直接的经济或社会效用，他仍然认为它具有至关重要的特征，因为了解更多的事物往往能使生活更加丰富。当我们怀抱兴趣的时候，生活会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具体选择什么兴趣并不重要。了解一些电影的历史，可以帮人在观影中获得更多快乐，而学习如何改装电脑、制作衣服、修理自行车或烹饪亚洲食物，都有各自的愉悦之处。罗素还给出了一个更加奇怪的关于杏子的例子。他说，自从他了解了中国汉代杏树种植的起源和争议之后，杏子尝起来就比以前更甜了（Russell，2004d：25）。罗素认为，知识不仅仅在经济上有用，还可以成为生活乐趣的一部分，而且知识本身就是精神愉悦的源泉。

像罗素这样的激进写作者捍卫一种宽泛的通识教育的价值，而不是仅仅旨在为学生未来工作做准备和提供认证的更狭隘的教育。这一论点的另一位著名支持者是埃里希·弗洛姆，他对“拥有”模式下的学习和“存在”模式下的学习做出了富有启发的区分（Fromm，1979）。就业力的压力往往会促使学生采用弗洛姆所说的第一种学习模式。在拥有模式下学习的学生会努力记住讲座中的要点，但“内容不会成为他们个人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从而丰富和拓宽他们的思想”（Fromm，1979:37）。他们与学习的关系是一种占有的关系：他们寻求拥有而不是吸收和整合知识，只为通过考试并获得资格证书。知识留下来了，但学生没有真正投入学习中，也没有用知识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学习的主要动机是焦虑。这与在更鲜活的“存在”模式下学习的学生形成鲜明对比。与那些只为获取知识的学生不同，这些学生会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他们听到的东西会激发他们自己的思考过程。新的问题、新的想法、新的视角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他们的倾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过程。”（Fromm，1979:38）

对弗洛姆和罗素来说，教育的最终目标不应该是向学生提供这样或那样的知识，而是培养他们的头脑进行沉思的习惯。教育应该以一种宽广而人道的整体人生观启发学生：

教育需要的不是这样或那样具体的信息，而是能激发对整个人生目的的理解的知识：艺术和历史，对英雄人物生平的了解，以及对人类在宇宙中奇异、偶然且短暂的位置的些许认识——所有这一切都带有对人类特有素质的自豪感，即看见和知晓的能力，去宽阔地感受世界的能力，以及进行切实的思考的能力。（Russell，2004d：27）

目前，罗素描述的那种综合性教育往往局限在大学里，或者社会中更有特权的成员中——那些不受谋生的迫切需求限制，能够自由地学习的人群。当今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意味着，很少有人会倾向于真正把智力发展的享受和文化活动视为融入自身生活的终生乐趣（Ryle & Soper，2002:183）。工作伦理的规训以及艺术预算的减少（这也包括失业救济金的削减，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历来用它作为非官方艺术预算的来源），也使得文化创作者花上几年时间潜心磨炼自己的手艺，然后以此谋生的路径变得不再可行。

许多学生在离开大学怀抱时也渐渐认识到，本科毕业生也要面对以前认为只有低薪、低技能工人才会面临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Brown et al.，2011）。这种不确定的氛围使得学生积极获取就业力并以实际的、工具化的方式思考如何确保自己的未来发展。此外，学费上涨和学生助学金的取消造成的学生债务，可能在年轻人有机会反思、权衡高收入带来的好处和代价之前，就把他们绑在了挣钱的需要上。预测显示，英国2011年入学的学生到毕业时平均债务将达到2.3万英镑，而考虑到最近学费的上涨，2012年入学的英国学生的债务将高达5.3万英镑。贝拉迪将学生贷款比作浮士德与魔鬼的契约。为了换取知识和证书，学生同意承担一笔债务，而这笔债务最终将制约他们的行为，并把他们束缚在未来的工作上（Berardi，2009）。同有竞争力的毕业生一样，负债的毕业生更容易上当受骗去为更少的钱做更多的事，他们将成为当今劳动力市场上成千上万的无薪实习生的理想来源，虽然其中的许多实习都无法保证自身技能的发展或未来的就业情况（Perlin，2012）。

最终，就业力所带来的压力正在将马克斯· 霍克海默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丧失内在性”的哀叹变为现实：在这些社会中，“想象力的翅膀被剪掉得太快”，因为个人越来越多地被迫采取一种更实际、更功利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和他人（Horkheimer，1974:25）。这种内在性的丧失的一个副作用是，我们的社会可能正在失去判定一项活动即使无法提高就业力、满足经济需求，也有价值和意义的评判标准。高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才是真正的自己，也就是说，我不是外界力量和影响的工具或产物，而是我的行为、思想、感情和价值观的创造者？”（Gorz，1986）在一个工作之外的生活往往仅是工作的延伸——自由时间被用于恢复体力、消费麻醉和休闲享乐，或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就业力——的社会里，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难以回答，而这令人担忧。

原文作者/大卫·弗雷恩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