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并命名恐龙最多的科学家。过去的8年里，他不仅一次次在野外发掘现场，也因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经常奔波于各地进行调研。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所长徐星看来，一份扎实的提案，要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入手，经过扎实的调研，最终提出实实在在的建议。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这位“恐龙院士”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介绍履职感受和今年关注的话题。

2024年12月，2024华龙洞遗址学术研讨会开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星致辞。图/IC photo

谈建议

培养和激励科研仪器技术支撑人员

新京报：你历年来比较关注教育和科技领域，今年上会带来了什么建议？

徐星：近年来，教育改革力度非常大，出台了“双减”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过，目前教育偏向应试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孩子因升学压力过大，出现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

要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进，需要思考我们的教育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我建议，高中和大学录取采用综合分数体系，即保留中考和高考制度，也注重孩子平时的成绩和专长，避免出现“一考定终身”的情况，从而引导学生向更全面、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新京报：在科技领域，你今年关注什么问题？

徐星：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但软环境建设相对于硬环境建设较为滞后。目前，一些科研平台设备的建设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但如何用好这些设备和装置仍需体系化建设。

科学家做科研需要使用大型科研仪器，如何让仪器设备发挥出最大作用、产出最好的科学数据，需要技术支撑队伍。大家熟悉的是科学家，但科学家背后，还有这样一群技术支撑人员，在协助运营和使用这些设备。

目前，对设备技术支撑人员的重视程度不够。我建议，要重视对这类人员的选拔、培养和激励，建设人才队伍体系建设，这对于科学仪器设备使用的效率、质量会产生很大影响。在提升科技创新软环境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谈履职

8年提交超20份提案

新京报：你是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曾经提出加强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建设、优化中学自然科学类课程等多份提案。《关于加强自由探索性研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提案》曾入选全国政协2020年度好提案。这些提案是如何形成的？

徐星：我认为，好的提案要围绕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熟悉的领域，进行扎实的调研，最后给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以加强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建设的提案为例，我是做古生物学研究的，平时比较关注自然博物馆中收藏展示的标本，和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打交道比较多，对这个体系非常熟悉。一些博物馆的规划和发展建设，也会邀请科学家帮忙出主意。

近些年，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我也去过全国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民营博物馆，有的开在商场里，有的开在民居中，展陈形式非常灵活，科普活动很丰富，利用效率很高。但调研过程中我也发现，这些民营博物馆也存在专业人才少、展陈内容科学性有所欠缺等问题。所以当时提出了对民营博物馆要加强政策支持、科学指引，提供专业人才资源方面的支持、强化场馆科普作用等建议。

新京报：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8年中，你关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推动和解决？你在履职方面有何心得和感受？

徐星：8年的履职过程中，我提了20多个提案，还有一些是参与的联名提案。这些提案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复。

这些提案内容包括科技改革、科普、博物馆建设和中小学教育等。后来我注意到，国家出台的一些政策和举措跟我当时提的提案是密切相关的，一些措施和建议是一致的，也许类似的建议其他委员也提过。这意味着，委员们关注的内容正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大家的建议被参考和采纳，我觉得非常自豪。

谈科研

希望古脊椎所成为全球演化生物学研究高地

新京报：近期，古脊椎所发布了“政和八闽鸟”的相关研究成果，改写了鸟类演化历史，离揭开恐龙向鸟类演化过程又近了一步。目前，中国恐龙研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

徐星：中国的恐龙研究历史悠久，从古脊椎所第一代创始人杨钟健院士到被称为“亚洲龙王”的董枝明先生，再到所里目前的年轻一代，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我们的恐龙学研究在世界上是占有崇高地位的。在伦敦自然博物馆，杨钟健院士的画像与达尔文等科学巨匠的画像一起挂在墙上，也体现了国际上对我国恐龙研究的认同和尊重。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恐龙研究的一些科研指标已经位列世界第一。比如在恐龙物种发现的数量上，中国位于世界第一，有300多种。在一些研究方向和演化问题上，比如陆地上的恐龙如何变成天空中的鸟类这个重大演化事件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我国一些带羽毛的恐龙化石和其他化石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批证据。

基于这些证据也产出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这些研究让我国在过去20年成为恐龙研究最热点、最中心的一个地区。

新京报：古脊椎所将如何推动演化生物学这一基础学科走向国际前沿？

徐星：演化生物学通过不同的手段和数据开展研究，我们研究所主要通过化石，也有一些学者通过现代生物来研究，比如研究现代生物的基因组和发育过程，这些角度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物演化的过程。

现在是融合交叉的时代，我们也向这个方向发展，将化石研究跟基因组学、发育生物学结合起来，向大演化理论框架拓展。

另外，在过去几十年中，科学理论上的进步越来越少，但技术和方法的进步越来越多，科学进入了由技术、方法和数据驱动的时代。从古生物学研究的角度，我们希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化石中获取新的信息。

我们专注开展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和演化生物学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希望通过所里几代人的积累，不管是化石资源上的积累，还是科学研究和人才上的积累，成为世界上演化生物学研究的高地，成为全球研究学者向往的地方，引领学术的发展。

过去的十几年中，所里也吸引了一批外籍优秀年轻学者在这里工作，有的做完博士后又回到欧美国家的科研机构或大学任教，所以我们的人才是双向的，一方面把中国的学生送出去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是培养全球人才的基地。

新京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重视基础研究，明确科技支出向基础研究倾斜。作为基础研究，在大众眼中相对“冷门”的演化生物学相关研究有什么意义？

徐星：演化生物学的研究本身是想理解古代和现代生物多样性产生的过程和机制、重建古代的生态系统，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下人类和自然的关系，预测未来生态系统的变化。我们应该采用什么策略？会如何影响生态系统？这些研究可以提供指导。

从实用的角度来看，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瑞典生物学家，表彰他对已灭绝的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演化方面的发现。他通过研究人类化石中的古DNA信息，了解跟人类遗传相关的内容。

比如，通过演化研究，我们可了解抑郁症等疾病是如何出现的；再如，在青藏高原生活的人们为何会适应高原环境，其遗传生理特征是怎样出现的，这些都可以通过化石当中保存的遗传信息来理解，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生物体本身和人类本身。

谈科普

科学家做科普“言传身教”意义大

新京报：新修订的科普法明确，国家把科普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恐龙院士”，你一直热衷科普工作，科普文章《飞向蓝天的恐龙》入选小学语文课本。你是如何走上科普之路的？

徐星：我进入科普领域，一方面是因为关注博物馆，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从事学科很容易科普。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从事科研没多久，就开始写一些科普文章了，并发表在《化石》等科普杂志上。

我曾在一个科普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名为《飞向蓝天的恐龙》的科普文章。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修订新版的语文教材，他们觉得这个题目特别好，就找到了我，用这个题目重新写了一篇科普短文用在了教材里。

随着社会发展，科普形式更加多样。本世纪初，我开始参加科普讲座，开始做一些公开的科普报告。恐龙是很好的科普领域，但当时国内科普氛围还没有形成，热衷于科学的公众不算多，有一次我在西单图书大厦做科普讲座，加上工作人员只有六七个听众。

近年来可以体会到，大家对科普报告的热情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相信科普法的修订会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

新京报：现在提倡科学家和院士做科普，你如何看待其意义？

徐星：现在提倡的科学家、院士做科普，让一线科学家去学校当科技副校长，一定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是非常快的，教材有相对滞后效应，所以公众了解的科学和孩子们在学校学的科学知识，未必反映科学最前沿的内容。让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能够让公众更快地了解科研进展。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认为科学家和一线的科研工作者做科普，言传身教的作用会更大，可以激励很多孩子。在孩子小的时候，讲一个知识，更重要的是埋下一颗种子，或是让他们了解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思维方式，这是我们做科普要达到的目的。

我自己就有类似的经历，有一次我在日本，一位日本高校的生物老师来感谢我，说他小时候曾经在东京听过我做的科普报告，当时我们还曾合影，我鼓励他长大成为科学家。如今虽然没有成为古生物学家，但他成为了生物科学科研工作者。后来我在国内做学术报告时，也碰到过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说在小学或初中时看到我拍的科普纪录片，从而对科学产生了兴趣。

新京报：你有院士、科学家、所长、委员等多种身份，如何平衡科普与科研、管理等工作？

徐星：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去年我就做了超过40场科普报告，占用了不少时间，但我觉得是值当的。不过，我也需要时间做科研，做好其他工作，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我正在摸索中去寻找这样的平衡点。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白爽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