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兰维  支持、供图/广东省博物馆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这是一首流传于四川眉山彭山地区的民谣，大意是说，明末农民军将领张献忠在岷江河段埋藏了数不清的金银宝藏。类似的民谣在川西其他地区同样广为流传，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可见这一“沉银”传说的强大影响力。这一民谣传说虽然在许多地方存在，但宝藏究竟在何处，却一直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从“江口沉银”传说到考古发现 

从清初开始，有关张献忠“沉宝”“埋宝”“沉银”等的传说就不绝于书。关于埋藏地点众说纷纭，共有六种说法，其中文献记载较为集中的“藏宝”或沉宝地点是四川眉山彭山江口。但究竟是张献忠主动将金银沉于江底还是由于张献忠战败，战船被焚，金银散落江底？一直都有争议。

与此同时，川西地区有一首关于“江口沉银”的民谣一直以来就口口相传。虽在各地流传的版本略有差异，但都表明当地老百姓确信这批宝藏的存在，而且数量十分巨大。民谣中时常出现“石牛”“石虎”“石鼓”“石斧”等表示藏宝方位的意象。

彭山民谣中的“石龙”，位于彭山区江口镇的石龙沟内，石虎早年被毁，龙、虎之间的沟壑往下即为岷江沿岸，多年来偶有银锭或其他文物出露于此。

2005年，江口镇在岷江河道内修建引水工程时，挖出了一段木鞘，里面装了7枚五十两的银锭，银锭上刻有“京山”“湘潭”“崇祯十年”等地名和年份。

2011年，当地在工程施工时又发现了“西王赏功”金银币和铭刻有大西年号的金册。这些发现为我们破解历史之谜和印证“江口沉银”传说提供了线索。“江口沉银遗址”2010年被眉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真正引起学术界甚至社会广泛关注的是“5.1彭山区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的“永昌大元帅”金印、长沙府“岁供王府”五十两金锭、武冈州“都水司正银”一百两银锭等千余件珍贵文物。如果说之前明代银锭及“西王赏功”币是遗址区域偶然间零星发现，那“5.1”大案追缴回的文物则是遗址范围内该类文物的集中大规模出现。该案追缴回的“永昌大元帅”金印对判定遗址性质极为关键，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该印为张献忠征战途中所铸。

2015年12月，在彭山召开了江口沉银遗址考古研讨会，专家实地查看遗址和文物后，基本确认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古战场遗址），为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2016年，国家正式批准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方案，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建考古队进行发掘。

  张献忠与大西政权的建立 

明朝末年社会危机加深，内忧外患下，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民不聊生，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白水县首先爆发了起义。随后起义呈燎原之势遍布陕北高原。张献忠遂加入了王嘉胤领导的起义队伍（参加起义的具体时间不详，应该在崇祯元年至三年之间）（袁庭栋《张献忠传论》）。张献忠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期间也多次入川作战，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在湖广尤甚。在当时的局势下，向长江下游进发不容易，张献忠部下汪兆龄提议再度入川，以此为基地，以图天下。

成都是西南地区的中心，1644年8月，张献忠率部占领成都，经过一系列作战，至10月控制四川大部分地区。张献忠在部下的劝进下，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11月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原蜀王府为西王府。大西政权仿照明制建立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设有内阁、六部、御史等部门；地方政府也与明制相仿，分为府、州、县三级；在佛寺僧务、练兵守备及医药等方面也设置了相应的职官，并建立了各级机构，实施过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治理措施。

大西政权建立后一直处于包围之中，各地明军残余和地主武装并未肃清。在众多明军中，活动于川南长江沿岸地区的明军参将杨展是对大西政权的重要威胁之一。

清顺治三年（1646年），各部明军展开了攻势。《彭山县志》载:“顺治三年四月，明参将杨展占领嘉定后，沿江而上攻占彭山。秋，张献忠部与杨展决战于江口镇，张部战船被焚，沉没过半，伤亡惨重，败回成都。”在江口镇的这场激战中，张献忠载满金银的多艘木船沉于江口，由此张献忠沉银江口一说流传开来。

江口古战场遗址经过两次发掘，共发现大西政权相关文物千余件，其中册封金册和“西王赏功”币等更是与张献忠有密切关系。另外，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也征集到一定数量的“西王赏功”币、大西册封金册等文物。

除此之外，“5.1彭山区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追缴回来的“永昌大元帅”金印，更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属于张献忠的最重要文物。金印虽然铸造于大西政权建立前（明崇祯十六年，即1643年），但它的出现为遗址及其他文物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佐证。

 文物证史：大西政权研究的新发现 

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了上千件与大西政权直接相关的文物，为探究和了解其政权建立、军事制度和经济活动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职官和军事情况

大西政权仿照明朝，建立了六部和府、州、县等各级政府。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出水和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收藏的大西银锭，有不少都镌刻了各地地名，这是大西政权建立地方行政机构的实证。这些地名有眉州、灌县、绵竹县、井研县、崇庆州、德阳县、汉州、简州、罗江县、太安县、温江县、双流县等。

在建立政权的同时，张献忠还对军队进行了改编。据《蜀碧》《纪事略》等文献记载，张献忠将大西军分为120营，按一定的政治或军事用意命名，如振武营、骁右营、援剿营、骁骑营等。各营设总兵为统领，颁给关防印信，编号立字，通行全军。比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枚大西大顺二年的“骁右营总兵关防铜印”和一副《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拓片，印证文献所记属实。（王春法主编：《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

清彭遵泗《蜀碧·杨展传》有关于江口之战的记载，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了火铳、刀、剑、箭镞、匕首等数量众多的各式武器，还出水了近200枚“西王赏功”金币、银币，为研究“西王赏功”币的材质、造型等提供了第一手的标准材料。

西王赏功币在遗址发掘之前，存世量很少，被誉为泉界“五十名珍”之一。“西王赏功”币铸造于张献忠占据四川之后，有金、银、铜三种材质，用于奖励有功部将，并非流通货币。这种军功划分等级，可从中窥见明代三等赏功制度的影子。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的“西王赏功”币，有金银两种，这是该币第一次如此大量和集中地出现在世人面前，推动“西王赏功”币研究从传世品的探索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铸钱和税收

大西政权建立后设置铸钱局，铸“大顺通宝”钱通行于市。铜钱圆形方孔，钱文楷书，钱背或无字，或铸“户”字、“工”字，有“一角”“二角”“三角”之分。铜钱制作精美，铜色金黄，多为阔缘大样。

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了很多錾刻“大西”年号、税种和四川地名的银锭，是研究大西赋税制度以及张献忠在四川活动范围的实物证据。如眉州“大粮银”五十两银锭的内底錾刻铭文“西朝眉州大顺元年分大粮银伍十两正，艮匠陈启荣”。而迄今工程采集和考古发掘出水的3件木鞘，则是张献忠藏银、运银的工具，木鞘中所藏的银锭的形制，也都与文献所记相合。经专家研究，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出水的木鞘是迄今为止首次考古发现的木鞘，发现时内部塞满了银锭，周边也散布着银锭。

后宫制度

据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张献忠大西政权金册共发现两片，一片为2011年征集，目前收藏于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另一片为2017年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发掘出水。

征集的那片金册正面阴刻楷书“维大西大顺二年岁在乙酉五月朔日壬午，皇帝制曰：朕监于成典，中官九御”30字，背面素面无字。发掘的那片金册正面阴刻楷书“思媚用册为修容。朕德次嫔嫱，匪由爱授，螽羽和集，内教以光，钦哉”26字。“修容”为古代“九嫔”之一，由于一幅金册为两页，从内容判断这页金册是册封“修容”金册的第二页。这两片张献忠册封嫔妃的金册，是大西政权建立后宫制度的明证。

  “沉银之谜”终于解开 

目前江口古战场遗址已经发掘了两次，其中2017年度的发掘曾经获得当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永昌大元帅”金印、张献忠册封妃嫔金册、“西王赏功”币以及数量巨大的明中晚期高等级文物的出水，说明遗址所在的江口水域即为文献记载的张献忠“藏宝”或沉宝的主要区域之一。

至于张献忠是主动沉宝还是战败后金银等自然沉于江底的问题也得以解开。虽然经历了2017年和2018年两次发掘，确实未发现沉船的结构性关键部件，但与沉船及战争有关的文物发现不少，包括铁钉、篙杆头、火铳、箭镞、匕首、铁枪头、刀、剑等，这些发现足以昭示三百多年前江口发生的那场激烈的战争，张献忠战败，船载金银等器物悉数沉于江底。

经过数百年，伴随着众说纷纭的历史记载、民间藏宝传说，以及历代有意或偶然间零星获得的发现，直到近年兴修水利等工程和公安追缴回与遗址性质密切相关的文物，最终依靠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和手段，揭开了“江口沉银”的谜底。

该遗址的发掘是明清史研究领域的重大发现，引出了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必将繁荣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此外，在水下考古发掘方法及公众考古模式等方面也为我国考古做出了重要贡献，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0.0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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