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中山

锡伯族是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其祖先是古代东北三大民族之一的东胡。在东北民族影响历史进程的岁月里，锡伯族都是一个平凡的存在，直到清代，为戍守边疆，锡伯族人奉命西迁，开始“戍边屯垦”的生活。

新疆伊犁:

有清一代，边患之地

01

锡伯族浮出历史水面，与清代西北边疆局势有着直接的关系。

清朝建立后，原来游牧在新疆天山以北一带的漠西厄鲁特（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恃强称霸，以伊犁为中心，势力发展至天山南路，并不断发动反叛，成为清廷心头大患。清朝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开始，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近70年。乾隆二十年（1755年）春二月，清廷出动五万大军，进军伊犁，取得了平定准噶尔战争的最后胜利。四年后，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亦被平定，中亚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地区均被重新纳入清朝的庞大版图。

内忧虽然已除，但哈萨克、沙俄等外患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威胁。有清一代，边患之扰，莫过于新疆。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末期，俄国开始对新疆逐渐蚕食，人们熟悉的《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就是这一行动的结果之一。通过《中俄堪分西北界约记》，俄国取得了原属清朝、现划入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为抵御和防止沙俄向东蚕食，1762年，清廷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并从东北各省、河北张家口等地调兵，西迁伊犁戍守边境。首任伊犁将军明瑞（1762年-1767年在任）对当地的屯田、筑城、驻军等实际情况进行勘察后，向清廷奏报，建议进一步调兵驻防。

对于驻防兵的来源，据军机处满文资料记载：“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弃旧习，仍以狩猎为主，技艺尚可。”盛京，即今沈阳。乾隆皇帝审阅后，发出谕旨：“由盛京锡伯兵内，拣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员，携眷遣往。”盛京将军舍图肯接上谕后遵旨急办，于是，1000名以马术获得赞誉的锡伯族忠诚士兵，连同他们的眷属，共约4000人，听从皇帝的召唤，长途跋涉，从东北出发，来到大清帝国最遥远的边陲——伊犁。

尚武旧习:

历史中的东北与时代局势细节

02

历史上，锡伯族的名称有须卜、室韦、失韦、史伯等多种写法。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锡伯族的祖先是古代鲜卑人，而鲜卑属上古东胡的一支。作为我国东北部的古老游牧民族之一，东胡与濊貊、肃慎并称为古东北三大民族。

自商朝至西汉，东胡存在了大约1300年的时间，他们的战马以血为烙印，征战四方，散发着不朽的野性。战国时，因为与中原的燕国毗邻，燕国大将军秦开曾在东胡做过近十年的人质，对东胡的情况十分熟悉，后来燕国与东胡的战争中，秦开利用这个优势，一路追歼，使东胡的势力向北退却了千余里。

汉高帝元年（前206年），匈奴冒顿单于杀父自立，东胡此时实力强盛，不把匈奴放在眼里，先后遣使匈奴，索要宝马、王妃、领土。冒顿单于使诈，先送出财物、宝马、王妃，随即闪袭东胡，东胡王毫无防备，各部被彻底击溃，只有一些余部退往乌桓山和鲜卑山，发展为乌桓族和鲜卑族。

东汉时期，匈奴威胁中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鲜卑逐渐发展强盛。东汉中期后，鲜卑“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后来，鲜卑各部中的拓跋鲜卑一步步向南迁徙至中原地区，建立北魏，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汉化。在拓跋鲜卑入主中原的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鲜卑部落留在了大兴安岭一带，这部分人被称为“室韦”，就是后来的锡伯族。元时，锡伯族置于蒙古统治之下，长达400年之久。

明时，锡伯族居于以伯都讷（今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为中心的嫩江下游、松花江中上游和洮儿河流域地区。嘉靖中期，被南下的蒙古科尔沁部收服，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参加古勒山之战的锡伯族，被努尔哈赤击败，大部分锡伯族人跟随科尔沁蒙古归附后金。

清初，随着满族入主中原，东北的兵丁多随之入关，关外兵源不足。锡伯族人常劫掠过往军民，但因为仍属于科尔沁蒙古，黑龙江将军无法直接管辖。为加强东北防务，并取得对锡伯族人的直接控制，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廷自科尔沁蒙古“赎买”了全部锡伯族人，编入上三旗；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99年-1701年），清廷将安置在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吉林乌拉（今吉林，吉林乌拉为满语称呼）等地共74个牛录的锡伯族人迁至京师（今北京）和盛京，按牛录居住，加强当地防务。

在这种历史的变迁中，锡伯族人“尚武”的“旧习”却保留了下来。家中生男孩，门口定要用红绳挂一小弓，祝愿孩子成为一名勇敢善射的男儿；出生第三天，长辈要向天、地和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各射一箭，祝福男孩日后能顶天立地，为国效力；四五岁时，父母要给儿子制作一把小弓箭，进行放弓射箭的早期训练；十五六岁时，在教练的辅导下，进行严格的骑射训练，参加民间各类射箭比赛；满十八岁后，每年都要参加官方严格的骑射考核，达标者注册为“伍克辛”（披甲）而应征入伍，正式成为戍守边疆的战士。

生时与敌征战，死后与弓箭一同入土，弓箭就是这样陪伴着锡伯族人降生、成长、死亡的过程，历练着他们克服困难的精神。20世纪80至90年代，锡伯族箭手纵横驰骋在国内外箭坛赛场上，郭梅珍、汝光等锡伯族运动员荣获多种奖项，创造了一段箭坛神话，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也成为我国的“箭乡”。

塞外西迁:

一万余里，一年零五个月

03

清朝军机处满文《议复档》记载，锡伯族西迁路线“由塞外行走”，行程一万余里，历时一年零五个月。1764年农历四月十八，盛京，锡伯家庙（今太平寺），为亲人举行的饯行结束后，锡伯族士兵和眷属踏上了西迁的路。从那时起，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留在东北故土的锡伯族人，都要在太平寺内拱灶、宰杀猎物、吃高粱米饭，进行聚餐，纪念离别的亲人。

1764年，八月下旬，西迁队伍到达乌里雅苏台。当时，蒙古高原寒气凌人，难以继续前进，奏请朝廷批准后，就地扎营休整过冬。期间，牲畜因长途乘骑驾驭，加之雪原无草，开春时又碰上一场瘟疫，启程时所带的3036头牛，先后倒毙2596头，仅剩下440余头；马2020匹，也倒毙了20多匹，其余“大多疲瘦，生癞者众，不得其力。”经护送管带协领呈报交涉，经时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札布奏准，由当地官牧场借给西迁队伍每两户马一匹、驼一峰，抵达伊犁后由锡伯营官兵分摊，折银赔偿。

1765年春，三月十日，西迁队伍再次起程，继续向伊犁进发，行至科布多一带时，天气变暖，阿尔泰山积雪融化，“桃汛上涨，数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连日宿住，等水稍退。并穿绕科齐斯山而行，多受困数日。兵丁所剩口粮，只足月余之食”，护送管带协领派人向伊犁将军府请求接济。在获得接济之前，为节省粮食，锡伯族人沿途采摘野草，和着一点粮食充饥，并发挥自己狩猎打鱼的特长，扩大食源。后来，每年春天锡伯族人都会采摘一种叫“乌珠穆尔”的野菜吃，纪念这段难忘的经历。

吃的问题解决后，为渡过湍急的河水，锡伯族人伐木修船架桥，顺利渡过额尔齐斯河，而他们渡河的地方，也被称为“锡伯渡”，虽然后来一度改名齐伯渡、西北渡，但最终还是恢复了锡伯渡的称呼，成为新疆阿尔泰地区不多的古老地名之一。为纪念那段历史，有热心人在当地树立起一块锡伯文和汉文书写的“锡伯渡”石碑。

六月下旬，过和布克塞尔、察罕鄂伯等地时，西迁队伍得到接济，继续前行，经过额敏、博尔塔拉等地，于七月二十日、二十二日先后抵达伊犁。进入绥定城时，锡伯族军民换上最好的衣帽，佩戴武器，接受了伊犁将军的检阅。与乾隆皇帝给的三年时间相比，锡伯族人用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西迁之路。

据当年西迁一代的后裔回忆，锡伯族军民“抵达这里时早已非常虚弱和疲惫不堪”，但在反映西迁的诗歌中，他们这样吟唱道：“当我站在伊犁河畔时，我已变成铁打的男子汉。”1767年，锡伯族军民被分为八个牛录，迁至伊犁河南岸地带屯田居住（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防守着与沙俄交界的18座卡伦，并驻守喀什噶尔（今喀什）和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地，维护当地治安。

1820年至1828年，白山派和卓张格尔在新疆南部发动叛乱。在平定张格尔的过程中，锡伯族官兵在总管额尔固伦带领下，展开血战；1826年，在喀什浑巴什河的决定性战役中，锡伯族士兵八百人背水一战，打败敌军；咸丰末年，锡伯营总管德格印率领本营五百官兵开往博尔霍吉尔与俄军作战，抵御沙俄入侵；1876年，左宗棠率西征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锡伯族人组织生产，为左宗棠西征大军准备军粮——在内忧外患的清朝末年，左宗棠此役，基本稳住了清朝最后几十年西北边疆的局势。1881年，通过和平谈判收回伊犁，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直属中央管辖……

察布查尔大渠:

盼望与失望，都静静流淌

04

伊犁河从察布查尔北面流过，经过中哈边境后向哈萨克斯坦流去，最后汇入巴尔喀什湖。迁入察布查尔地区后，除了防守卡伦、守卫台站等职责外，锡伯族居民还用自己的双手治理家园，作为军事、行政、生产三者合一的单位，1802年，在锡伯营总管图伯特的带领下，经过六年的不懈努力，从察布查尔山口引水，开挖察布查尔大渠，引来伊犁河水灌溉良田。

当时，一个牛录就是一个大村落，也是一个作战单位和生产组织，因此都筑有城堡，便于守卫。城堡围长1.5至3.5公里不等，里面住着100多户人家，房屋一般坐北朝南，房前屋后是果园、菜园和家畜居住的棚圈。后来，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逐渐混居进来，锡伯族主要居住在察布查尔、爱新舍里两个镇，以及堆齐牛录、孙扎齐牛录、纳达齐牛录、扎库齐牛录四个乡。

不过，在是否修渠的问题上，锡伯族人的认识并不一致。因为当年离开盛京的时候，流传着完成戍边的任务后，就可以换防、带家人返回故乡的说法。修建察布查尔大渠前夕，依然有人抱着有朝一日可以返回东部的想法，为此还流行过一段时间的瓦罐葬，即将死去亲人的骨灰装入瓦罐中再埋葬，方便随时再携带回故乡。当回乡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时，就又改回了土葬。

但在同意修渠的人看来，盛京是不可能再回去了，需要人们自己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并作出长久的打算。在不同看法的争论中，察布查尔大渠最终还是开始修建了，虽然不知道锡伯族人是怎样平息自己内心的盼望与失望的，但是察布查尔大渠的水，却是一年又一年地流淌着，并养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锡伯族人，在他们戍守边疆的岁月里，提供着踏实的物质保障，如今大渠已有200多年历史。

在锡伯语里，察布查尔就是“粮仓”的意思，和察布查尔的含义一样，察布查尔大渠的开凿，使“万古荒原，顿成粮仓”。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成立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时，也是以渠名为县名的，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战争成为历史，和平成为人们的共识时，“尚武”的锡伯族人以满族语言继承者的方式“返回”东部。清代，满语满文被当作“国语”在八旗军民中推行。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后，系统学习并熟练掌握了满语。清朝灭亡后，随着我国东北地区最后一小部分会说满语的人去世，西迁的锡伯族由于戍边的特殊环境，成为满语唯一的继承者，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新疆的锡伯族都使用满文。1947年，锡伯族知识分子对满文进行改进，创制了锡伯文，但在文字结构、书写形体和特点等方面，都保留了满文的完整性。

个中原因，难分优劣。锡伯族工程师佟浩说：“我们和其他族群竞争，但我们人数很少，其他人也不讲我们的语言，所以为了生存，我们就只得去学习他们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擅长于学习外语的原因。”

近年来，一些优秀的锡伯语使用者被调到北京，帮助翻译浩繁的清代档案，其中很多都是皇帝的信函，现在很少有学者能读懂。1975年从察布查尔被派到北京，现担任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负责人的赵志强说：“如果你懂锡伯语，很快就能读懂清代的文献”“这就像是打开清代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1.05月刊

展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