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魏敏 张宝琳 周舟  支持／成都博物馆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南朝的佛教造像艺术作品流传于世者远较北朝罕见，主要的考古实物资料集中发现于南朝时期的西南重镇——益州，即今成都及周边地区。

南北朝时期的成都既是北方丝绸之路“河南道”的起点，又通过水路与东、南地区相连，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文化中枢，在佛教东传、南北佛教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当时的凉州、建康、长安、青州、邺城等地共同构成了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而南北各地佛教造像艺术既相互影响又自成系统，演绎出多元文化交融下的浮图万象。

丝  路  佛  影 

南朝宋、齐时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交通因战乱而受阻，从长安出发的北方丝绸之路中断之时，以成都为起点，经川西北草原，进入陇南、青海然后转入西域的“丝绸之路河南道”的作用凸显。来自高昌、康居、吐谷浑等地的西域僧人多取“河南道”经凉州，再至巴蜀。

“河南道”在蜀境内又分岷江支道和白龙江支道，其中岷江支道从青海经松潘、茂县、汶川、都江堰至成都。茂县、汶川等地南朝造像的发现，证明从西北线路沿甘南、茂汶一线进入西蜀地区，是早期佛教造像传入四川地区的重要线路。

今藏于四川博物院的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即发现于“河南道”岷江支道上的阿坝州茂县。碑上的题记表明，造像碑是南齐永明元年由“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主持建造的，说明四川南朝早期造像与西凉的关系密切。造像碑正面龛内浮雕一尊坐佛，佛像双目微闭、面含微笑，两手施无畏、与愿印，结跏趺坐于方座上。根据题记可知，这是一尊弥勒佛像。弥勒佛，又称弥勒菩萨，是世尊释迦牟尼佛的继任者，即未来佛。

北凉时期（397年-460年）的河西地区（今甘肃境内）是最早出现交脚弥勒的区域之一，武威、酒泉、敦煌一带发现的14座北凉石塔中，13座上造有弥勒菩萨，弥勒信仰在当地极为流行，受到崇尚。在佛教流传过程中，弥勒信仰也对四川地区产生了影响。

成都西安路出土的南齐永明八年（490年）释法海造弥勒成佛背屏像、商业街出土的南朝齐建武二年（495年）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背屏像，背面龛内均雕刻交脚弥勒菩萨像，下方刻发愿文。可见当时成都地区的佛造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凉州地区的影响。造像碑背面龛内浮雕一尊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佛像面部较宽，着通肩袈裟，腹部衣纹似乎因石料未取足而无法刻出，跣足立于圆台上。

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无量寿佛像，是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第169窟第6龛之本尊塑像，塑像上方有墨书“无量寿佛”榜题，其年代为西秦建弘元年（420年）。《佛说无量寿经》与《佛说弥勒下生经》中所描绘的美妙景象对信徒民众形成了无限的吸引力，许多僧人弥勒与无量寿同信，在这种情况下，弥勒与无量寿佛同造一度在四川地区乃至整个南朝十分流行。   

值得一提的是，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还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有明确纪年的“褒衣博带式佛像”。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印度影响，佛衣多为袒右肩大衫，带有强烈的犍陀罗风格。而此件造像碑正面弥勒佛及背面无量寿佛均内着僧衹支，胸前系带结，外披一层袈裟，下身着涅槃僧（裙）。这种双领下垂、胸前系带的佛衣样式被称作“褒衣博带式”，是汉地自创的佛衣样式。褒衣博带式的袈裟宽大厚长，衣袂下垂形成密褶，层叠满遮座上，有学者称之为“悬裳座”。

南齐永明八年释法海造弥勒成佛背屏像、南朝齐建武二年释法明造观世音成佛背屏像的正面主尊正是继承了褒衣博带和悬裳座的样式。196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画面上的八人席地而坐，穿着的正是这种宽大的衣衫。此一样式在南朝兴起，影响至北朝，发展至隋唐盛极一时，成为中国汉传佛教中佛像的主要服装，影响波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后世佛像衣着产生了深远影响。

 齐  梁  之  变

梁武帝灭齐之后，对处于东、西交通要道上的成都地区的控制开始加强。九任益州刺史，除邓元起外，均是皇室贵族，且都为佛教信仰者。这些益州刺史带僧人随行入蜀、大力建寺造像并支持高僧弘法，至萧纪任职期间，益州佛教空前兴盛。这一时期，成都南朝造像大量吸收了来自南朝政治中心建康的文化因素。

同时，由于梁代海上交通的发展，南来的僧人、使者日益增多，由海上诸国传来的大量经像对南朝佛教文化的影响加强。梁天监之后，成都地区亦出现大量印度秣菟罗-笈多风格的造像，多元文化的交融，使成都南朝造像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以佛治国

梁武帝效仿阿育王，积极推行“佛化治国”理念，亲身弘扬佛法。阿育王（公元前273-前232）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在梁武帝的推崇下，阿育王信仰蔚然成风，阿育王像开始流行。阿育王像是阿育王或其第四女所造释迦牟尼像的简称，现存最早有阿育王记载的汉语文献为南朝梁释慧皎撰《高僧传》。成都地区的万佛寺遗址、西安路遗址、下同仁路遗址等均出有阿育王像，时代为南梁至北周时期，应是受到了建康（今南京）地区的影响。其中藏于成都博物馆的西安路出土的阿育王像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

众生祈愿

南朝梁时，益州造像在受到印度佛教造像艺术影响的同时，亦发展出具有地域特色的背屏式造像，并由于其形体较小，便于携带和家庭供养，成为当时益州造像的主要形式之一。从发愿文看来，背屏式造像的供养人身份多数是佛弟子或比丘、僧尼等，将对亡者的祈愿及对生者的美好祝福寄托于造像上。这些世俗化的祈愿与随葬品中佛教因素的出现，体现了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与传统文化的结合。

成都西安路出土的南梁大同十一年（545年）张元造释迦多宝像是典型的二佛并坐题材造像，正面为释迦、多宝二佛及五菩萨、二弟子、二力士像。释迦居右、多宝居左，二佛并坐于二连茎仰莲座上，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菩萨均头戴高冠，着圆领衫。二力士均一手垂握护法兵器，一手举胸侧握拳。佛的举身光之外有浅浮雕的说法图，外侧浮雕飞天形象，造像石背面上半部为浅浮雕的说法礼佛场面。这一题材在南朝造像中不多见，但在北朝至隋的石窟及造像中较为流行，在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造像中至今未曾发现，极富中国特色。

和韵共生

南梁后期，西魏攻取蜀地，将益州高僧50人迁入长安，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加强。北周取代西魏后，蜀地又归属北周，以益州佛教造像为代表的南朝佛教艺术对北方地区的影响加强，长安、邺城、青州等地均出土有带南朝风格的造像。同时，益州地区佛教文化也受到北方佛教艺术的影响，呈现出兼容南北的特点。

长安佛韵

成都与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自先秦起便有蜀道相连，文化交流密切。西魏建都长安，皇室崇佛，及西魏末周初平定巴蜀、兼并江陵，大量南朝僧人进入长安，带去了益州南朝造像圆雕立像传统，长安佛教得以发展，并影响至晋西南地区。同时，成都地区北周的菩萨像服饰风格亦受到北方地区的影响。

北周菩萨像流行璎珞装饰。璎珞，指菩萨像上的戴冠、耳铛、颈饰、胸饰、臂钏、腕钏等严身之具，源于公元1至5世纪的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及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以出家前贵族装束的悉达多太子形象。北周菩萨像上的璎珞装饰既是对早期犍陀罗风格的继承，又在中国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成都市下同仁路、商业街等出土的北周佛像亦流行璎珞装饰，可见在北周逐渐控制四川后，南北方造像风格的融合。

佛都邺城

邺城遗址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处太行山东麓向平原过渡地带，素有“天下腰膂”之称。曹魏、后赵、冉魏、前燕均定都于此。北魏后期，受孝文帝汉化政策的影响，邺城模仿南朝造像风格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造像大量出现。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东魏迁都邺城，洛阳僧众也在随迁之列，邺城取代洛阳成为中原北方的佛教中心。

至北齐时，在继承北魏以来背屏式造像龙、塔、飞天、璎珞等传统因素的基础上，受印度笈多风格影响，邺城地区出现了一种以双菩提树为背屏、北齐新样式佛像为主尊、以镂孔透雕形式表现的白石佛教造像，其造型精美，特征鲜明，与早年流行的尖楣状背屏造像形式迥异，学界称之为“龙树背龛式造像”。2012年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北齐天保元年（550）法造像是目前发现最早成型的“龙树背龛式”造像。

青州印像

青州位于山东半岛中部，处于南北两大佛教板块之间，在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青州龙兴寺自南朝刘宋元嘉二年（425年）创建佛堂始，至明朝洪武元年（1368年）被改作城隍庙为止，其间历经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北宋、金、元诸朝代，有长达近千年的历史。青州龙兴寺窖藏佛像遗址位于青州古城西门南部，1996年考古发现。出土400余尊造像，以其出土数量之大、种类之多、雕凿之精美闻名于世界，是迄今中国发现数量最多的窖藏佛造像群之一。

龙兴寺背屏式造像出现于北魏晚期，东魏时雕造规模和水平臻于极盛，至北齐时因单体圆雕像流行，背屏式造像日益衰微。龙兴寺背屏式造像中的“褒衣博带”式造像和飞天纹饰的大量出现，应是受到南朝影响，飞天同样托塔，与南朝造像中宝塔略有不同的是，青州造像中佛塔多为覆钵顶。龙吐莲花纹则是青州龙兴寺背屏造像中极具特色的纹饰：一是龙头在下、龙尾在上，呈倒龙状，二是将龙纹与莲花纹相结合，主尊佛两侧各有一倒龙口吐出莲花，其上承托胁侍菩萨。

北齐时，青州佛教造像随着南朝张僧繇“面短而艳”的艺术风格和印度笈多造像艺术的传入，形成了“面型渐趋丰颐，衣纹渐趋简洁”的风格，即造像面目圆润，双目下视，头顶发髻密布螺纹，着通肩式和袒右式袈裟，薄衣贴体，又以突棱刻画出明显衣纹的表现手法适应中国人的审美要求，被学界称之为“青州样式”。“青州样式”在整个南北朝晚期造像中外来特征最为鲜明，同时体现了汉式佛像艺术与印度笈多艺术的融合。

 文  化  融  合 

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造像艺术上出现了许多中国式的审美特征。同时，忍冬纹、菩提叶纹、莲花纹等一系列带有浓郁佛教意味的图像或纹饰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随葬器皿的装饰上，体现了佛教对普通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影响。

青瓷莲花尊上主题纹饰莲花纹，是古代陶瓷器常见的装饰纹饰。在佛教中，莲花亦有特殊而神圣的含义，代表“净土”。除莲花外，青瓷莲花尊装饰常使用的飞天、菩提纹、忍冬纹等均与佛教大有渊源。青瓷莲花尊是佛教精神和中国固有灵魂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石雕柱础上刻有忍冬纹。“忍冬”俗称“金银花”，因其适应性强，不惧严寒，佛教中用于比喻灵魂不灭，象征轮回永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忍冬纹大量出现在佛寺壁画、石窟、佛龛及随葬器物上，反映了佛教的广泛影响和传播。

森  罗  万  象 

公元4至6世纪对于中国佛教艺术而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时期。南北对峙、兵戈扰攘的社会现实并没有阻碍佛教艺术的发展，相反源自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愈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不同区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艺术形式。

透过这些精美的古代艺术珍品，既能看到中印两大文明间的宗教、文化与艺术交流，中国南北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亦能窥见国家政权和宗教信仰的结合，乃至佛教对普通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影响。这其实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这些多样的、纷繁复杂的文化因素在风云激荡的岁月中逐渐沉淀，为盛唐佛教艺术的绽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0.0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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