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煮煮肉。

二十七杀年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玩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

据相关史料记载，年节风俗始于汉代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前87年）。汉武帝命司马迁修订规范历法，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即一年的开始。三国曹植《元会》诗云:“初步元祚，古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描写了当时元旦贺岁的场面。

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多将农历新年第一天称为“元旦”，但“春节”这一名称也是自古有之，如汉代，人们把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定为春节；南北朝时，人们又将整个春季都定为春节。

不过，“春节”这一称谓与农历新年的结合则始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历法的变革。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责成内务部编印新历书，随后又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不叫“元旦”。

1914年1月，民国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袁世凯考虑到其他少数民族的习惯问题，故只批准“元旦为春节”。由此，传统农历新年岁首被官方正式易名为“春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名称被安置在公历1月1日这一天。

腊月二十三 祭灶神

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是汉族民间祭灶的日子。传说，灶王爷上天专门报告人间善恶，一旦被告罪，大罪要减寿三百天，小罪要减寿一百天。为了能让灶王爷美言几句，要供奉糖瓜等贡品，让他老人家嘴甜一些，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人间之事的时候只说好话。

灶王龛大都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也有将神像直接贴在墙上的。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男女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这大概是模仿人间夫妇的形象。人们用糖涂完灶王爷的嘴后，便将神像揭下，点燃后让纸与烟一起升天。小年祭灶，家家户户就真正进入过年的气氛了。

腊月二十四 掸尘扫房子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的风俗由来已久，是我国百姓素有的传统习惯。北方称“扫房”，南方叫“掸尘”。按早年间民间的传说，“尘”与陈旧的“陈”是谐音，农历正月新年前，扫去家中的一切尘土，意味着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以此来迎接新的一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

腊月二十五 做豆腐

在过去，豆腐是过年时的必备食品。到了腊月二十五这天，人们将浸泡过的黄豆，用石磨磨碎，“揉沫过箩去渣，煮沸点浆成块”，做豆腐干、豆腐丝、豆腐圆子等，供春节期间食用。因为豆腐的“腐”和“富”谐音，二十五磨豆腐，寓意年节过得富富余余，来年的生活也富富余余。

腊月二十六 杀猪割年肉

这一天主要筹备过年的肉食。将“割年肉”放入年谣，是因为过去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比较穷苦，人们只有在一年一度的年节中才能吃到肉，故此称为“年肉”。

当然部分地区也有“二十六，洗福禄”的说法，在腊月二十六这天进行斋戒沐浴，以求驱邪、送神，来年有个好运气。

腊月二十七 宰鸡赶大集

农历腊月二十七，过年的前夕，民谚称“腊月二十七，宰鸡赶大集”。这一天，家家户户除了要宰杀自家的家禽，还要赶集，集中采购。

那么为什么要在二十七杀鸡呢？这其实还是取其谐音，“鸡”同“吉”，有吉利、吉祥如意的意思，与平日以购缺卖余为主要目的的赶集相比，腊月二十七赶集主要是买卖年节物品，例如：鞭炮、春联、香烛、烧纸、牛羊肉、赠送小孩子的各种玩具礼品、女孩子的各种头花饰物等等。

腊月二十八 把面发

普通面不宜久存，而发面不容易坏。腊月二十八这天发面，用以准备正月初一到十五的主食。多数地方在这一天要赶制过年的面食。

除了发面以外，还要“贴花花”，也就是贴年画、贴窗花、贴春联和贴福字。年画、窗花、春联和福字，这些都具有祈福、装点居所的传统民俗功能。春节贴“福”字，更是寄托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祝愿，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福气到了”。

腊月二十九 蒸馒头

二十八发完面，二十九自然就要用来蒸馒头。蒸馒头在过去不是随随便便做的，而是要精心准备，因为做出来的馒头是要跟乡亲邻居交换的。一定要做得又好看又好吃，这才有面子，也才吉利，所以非常讲究。

除了蒸馒头以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民俗，那就是“上坟请祖上大供”。对于祖先的崇拜，在我国由来已久。春节是大节，上坟请祖仪式也就格外郑重。上坟请祖的时间，大多数地区都在二十九早晨。

年三十 除夕夜

除夕，又称大年夜、除夕夜、除夜、岁除等，是时值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个晚上。除，即去除的之意；夕，指夜晚。除夕也就是辞旧迎新、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日子，可谓是中国人过年活动之中最重要的一刻。

这一天人们准备除旧迎新，吃团圆饭（年夜饭）。北方年夜饭的菜色中常包括水饺、鱼、年糕、长年菜等。因为水饺状似金元宝，有富贵之意；鱼这道菜不能吃完，因为在汉语中“鱼”和“余”同音，有“年年有余”的吉祥意思；年糕则有“年年高升”之意；吃长年菜则有长寿的寓意。

华南则多有鸡、烧肉、发菜、蚝豉等，因为“发菜蚝豉”与“发财好市”谐音。江南的典型年夜饭必有鱼、丰盛汤锅。按照老礼，除夕夜传统的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为尊”。年宴的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末席为最低者。首席未落座，其余都不能落座，首席未动手，大家都不能动手。

除夕夜守岁也是一项流传久远的习俗，早在西晋《风土记》中就有明确记载：“终夜不眠，以待天明曰守岁。”传说守岁是为了防止一种独角兽的侵害，而这种独角兽最怕火光、红色和声响，所以人们就在除夕夜穿红衣、点红灯、贴红纸、放烟花爆竹，焚香祈祷，彻夜不眠，也就有了“守岁”习俗。许多地方也称除夕夜为“吉祥夜”。在这个晚上，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要说吉祥话，不可说晦气话、脏话，因此，欢欢喜喜、和和气气、团团圆圆，是除夕夜的最大主题。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噼里啪啦”的爆竹声辞旧迎新。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正月初一 迎新春

又称大年初一，古称元旦、岁首等。当时间走到这一天便标志着农历新的一年正式到来。拜年是正月初一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拜年这种仪式来辞旧迎新、相互祝福。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向长者拜贺新年。

拜年一般从家里开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福长辈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古人对压岁钱非常讲究。所用铜钱要大钱、新钱，再用红绳穿成各种形状。有的穿上百枚铜钱，取其“长命百岁”之意；有的则穿成鲤鱼、如意、龙形等吉祥形状，取“钱龙”“钱余”之意，以期带来吉祥如意。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压岁钱”一般都用精致的红包装，然后分给孩子，讨个红红火火的好彩头。

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四季如意”“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年或相邀饮酒娱乐。拜年时间一般不得过初十，过了初十就有怠慢的意思。

进入新年后，为了应节迎新，在服饰上也会焕然一新。以鲜洁的服饰迎年是汉代就有的习俗，六朝时在元日“悉正衣冠”也是这一意义。穿上新衣，戴上新帽，象征着人们进入新的生命旅程。

正月初二 回娘家

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无论是商贸店铺，还是普通家庭，“咸祭财神”，吃的馄饨被称为“元宝”。远近鞭炮昼夜不息，甚于除夕。

正月初二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活动便是回门，俗称“回娘家”。在这天，嫁出去的女儿带着丈夫、儿女回娘家拜年。女儿回娘家，必准备一大袋的点心、糖果，由母亲分送邻里乡亲，一如过年的情景。

正月初三 小年朝

在传统中正月初三这天被称为小年朝，也称为“赤狗日”。传说中赤狗是熛怒之神，遇到它的人一定会不吉利，故初三为凶日，不宜外出。

另外古代这一天晚上也被称为“老鼠娶亲”的日子，所以一般人家都早早熄灯睡觉，以免骚扰了鼠辈(也有人说入夜提早熄灯是为了让老鼠看不见，无法娶亲，以减少其繁殖的速度)，并在屋角撒落一些米粒、糕饼，供老鼠食用，称为“老鼠分钱”，表示和老鼠共享一年的丰收。

正月初四 迎灶王

当人们在腊月二十三将灶王爷恭送回天庭复命后，在正月初四这天便是灶王爷重返人间的日子。

传统中正月初四这天，人们会把鲜花、水果和贡品放在灶王爷面前喜迎灶王重返人间。中国俗语说：“送神早，接神迟。”所以一般到了下午才开始迎接灶王爷，愿其来年保佑家人四季平安。

正月初五 迎财神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民俗一说破五前诸多禁忌过此日皆可破。另一说这一天，许多地方时兴一种叫做赶“五穷”的风俗。人们黎明即起，放鞭炮，打扫卫生。鞭炮从每间房屋里往外头放，边放边往门外走。说是将一切不吉利的东西、一切妖魔鬼怪都轰将出去，让它们离我们远远的，越远越好。

在中国南方这天也是迎财神的日子，旧俗春节期间大小店铺从大年初一起关门，而在正月初五开市。民俗以正月初五为财神生日，认为选择这一天开市必将招财进宝。

正月初六 送穷神

这一天，家中的妇女偶尔要把节日积存的垃圾扔出去，谓之“送穷鬼”，门上的挂笺也可摘下来同时扔出去，叫做“送穷神”。《岁时广记·人日》引宋代吕原明《岁时杂记》:“人日前一日，扫聚粪帚，人未行时，以煎饼七枚覆其上，弃之通衢以送穷。”

正月初七 人胜节

正月初七，传说这天是人类的诞辰日，即人的生日，民间曾把这天叫做“人日”“人日节”或“人胜节”。中国人在这一天戴人胜（一种人形饰物）、吃面条，登高赋诗。

对于华人来说一般日子过到正月初六、初七，春节的第一个高潮差不多就结束了，而接下来正月十五的元宵佳节，又将掀起春节的另一个高潮，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只有度过元宵佳节，这年才算过完。

本文节选自《文明》2019.01-0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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