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供图/席会东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以“治水国家”和“水利社会”而闻名于世。迨至清代，康熙帝“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后，三藩平，台湾复，而黄河泛滥、运河淤塞，治河保运成为康熙帝最关注的军国要务。

01 

宋元明黄河形势与治理方略

唐中后期以后，中原王朝形成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相分离的地缘格局，北方都城极度依赖南方的物资供给，运河是维系京师物资供给的生命线，黄河则是运河畅通的关键，两者成为国家工程。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金人攻打宋朝，宋朝东京留守杜充在今河南滑县西南李固渡决开黄河大堤，以水为兵，阻挡金军骑兵南下，导致黄河在今天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境内分多支南流，然后夺淮河入黄海，这是黄河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改道，史称黄河南派。这次黄河南派一直持续了700多年。在一开始的时候，南派的黄河并没有形成稳定的河道，分股夺河南、安徽、江苏境内泗、汴、睢、涡、颍等河流的河道，主流最后夺淮河的河道流入黄海，漫淹沿线地区，为祸惨烈。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黄淮地区持续降雨，黄河暴涨，在山东曹县白茅堤北决，豫东、鲁西南遭遇严重洪灾，洪水还沿会通河、北清河泛入沿岸的济南、河间等地域，影响漕运畅通。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治河，堵塞决口，开贾鲁河，疏导黄河东南入淮故道，河患稍息。元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王喜编绘《治河图略》，记述历代黄河变迁与元代治河方略。

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的130多年间，明代河臣主要采取“北堤南分”（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治黄策略，也就是在河南郑州段以下的黄河下游北岸坚筑堤坝，防止黄河向北泛滥，而在黄河下游南岸则引导黄河分多股经淮河不同支流汇入淮河归海。直到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经过万恭、潘季驯等河臣采用“独流”之策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黄”等治理方略的有效治理，黄河结束多股分流入淮的局面，从河南东南流至江苏徐州由泗夺淮的独流主河道基本稳定下来。

02

康熙朝河患中心与康熙治国重心转移

明清鼎革之际，潘季驯留下的修防工程已经年久失修，所以河患又再度严重。到康熙前期，主要的河患都集中在黄河下游地区。真正对黄河河患治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康熙十六年到二十六年在任的著名河臣靳辅。

他对黄河的治理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第一是在黄河与运河交汇的江苏淮安清口地区，主要成就是解除黄河对运河的淤灌和干扰；第二是黄河尾闾段，即高邮、宝应等七州县一带，这个区域被称作“里下河”，区内地势低洼，黄河、洪泽湖和运河排泄出来的积水难以排泄，是河患最为集中的区域和靳辅治理的重点。

康熙皇帝一生当政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三期的治国重心是不一样的。康熙二十年以前，治国重心主要是平叛、处理内政和巩固统一，包括处理三藩、台湾、准噶尔等问题。康熙二十一年到四十二年之间，他的治国重心转移到了治河和漕运上。康熙四十二年后，康熙治国重心转移到疆域测绘和《皇舆全览图》编绘。

03 

康熙六次南巡与黄运河治理

为治河保运，康熙曾六次南巡。康熙帝南巡从北京出发，沿运河南下，首要目的是为了巡视黄河和运河河工；其次是巡查江南吏治，安抚江南社会，历练皇子；再次也是为了让皇太后游赏南方。

康熙帝重点巡视的河工有三段：第一段是山东运河，称“鲁运河”，主要问题是水源不足，这段运河主要依靠鲁西山地的山泉来补水，通过河闸来调节水位，所以也叫“泉河”或“闸河”。第二段是黄河与运河交汇的地段，也就是淮安清口地区，主要面临黄河淤塞运河河道、於灌清口问题，清口段从明代潘季驯开始就形成了一个治理方略，称之为“蓄清刷黄、束水攻沙”，即通过修筑高家堰，把淮河上游淤塞形成的洪泽湖水位抬高，使得其的水位比黄运交汇处清口地区的水位高，再修建闸坝和引河，用清水冲刷交汇处，让黄河泥沙尽量不在清口区域沉积下来。第三段是高邮、宝应地区的“里下河”段，主要是解决黄河、运河、洪泽湖减泄之水如何排出入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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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在治河中运用西学

康熙亲政以后一直比较重视西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科技知识，他让法国人张诚和白晋教他西方数学。张诚和白晋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满文和汉文，可他们毕竟是外国人，翻译过来的文字不是特别雅驯，康熙用朱笔亲自校改，系统学习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具有很好的立体几何知识。

康熙三十六、三十七年间，康熙帝发现河臣靳辅、于成龙所画的河图全是平面的，看不出地势高下。他认为在清口地区要抬高水位以“蓄清刷黄”，就必须绘出水位之间的相互高低关系才能了解形势、制定方略。于是，康熙帝别出心裁，用从耶稣会士处学到的立体几何知识亲手设计，命人用木头刻了一个立体的“改移清口图”，类似于今天的工程模型，这样就能看出地势高下，通过哪条引河能保证最大的冲刷率，保证泥沙不在清口和黄河尾闾段沉积下来。

康熙完成了立体图后很得意，派工部侍郎常绶将此图带给于成龙，让其勘验是否可行。于成龙考察了以后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就很委婉地陈述了实施方面的困难。康熙一直是从谏如流的，他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尊重了河臣的意见。

05

康熙中期河督靳辅治河与河政党争

康熙中前期河督靳辅的治河成效最为卓著，他遵循潘季驯的治河方略，秉持“筑坝以障其狂，减水以分其势，疏浚以速其宣”的治河理念，首先修筑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清水的水位，在清口地区开挖了几条引河，实行“蓄清刷黄”，其次是开凿了一条从淮安清口往北经清河、桃源、宿迁一直通到骆马湖的新运道，与该段黄河河道并行，称为“中河”，解除黄河对运河的干扰。

靳辅后期治河的重点，主要放在高邮、宝应七州县段里下河疏理修通上来。靳辅的基本方略就是从高邮往东修筑长堤，收束下河地区之水入海，一则抵挡海潮倒侵，再则排泄洪泽湖及运河减泄到下河之水，三则将筑堤后原低洼地涸出的田亩，招民屯垦，以田价来补偿河工费用。这一主张引起以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为代表的淮扬籍官僚的反对，他们认为靳辅拟建大堤工程浩大，毁伤沿线百姓田庐坟墓，筑堤束水抬高水位一旦决溃为害甚大。双方各执己见，最终酿成了“河争”“党争”。

于成龙纠集了江淮籍官员及朝中言官，不断上书弹劾靳辅。康熙二十七年，康熙帝认为靳辅力主下河屯田，招致民怨，下令罢黜靳辅，拘问倡议屯田的靳辅核心幕僚陈潢，并将赞同靳辅意见的佛伦、董讷、达奇纳、赵吉士等人降职或罢官，但也将反对靳辅的孙在丰、慕天颜降职或罢官，以平息党争。最终，靳辅被罢，陈潢下狱冤死，他们规划的里下河治理方略没有最终实行。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康熙帝决定第二次南巡，正月二十三日，康熙帝至郯城县，率扈从大臣及地方总督、河漕总督等重臣，并召罢职后仍寓居淮安清江浦的靳辅等一道巡视中河，康熙帝了解到靳辅开中河既能泄拦马河之水、防止其淹没农田，又能行船漕运、使漕船避黄河风涛之险，当地商、民交口称赞，康熙随即下旨以原官致仕例恢复靳辅原有衔阶，使其沉冤昭雪。

靳辅以原官致仕后，将十余年间的治河经历撰成《治河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留下两河善后及守成事宜遗疏后，靳辅在清江浦总河官舍中与世长辞。靳辅生前所著《治河书》及含冤离世的幕僚陈潢《河防述言》在康熙朝都未获刊刻。乾隆三十二年，浙江处州镇总兵崔应阶根据靳氏家族“八卷本”重编《治河书》，更名《靳文襄公治河方略》，通称《治河方略》，分为十卷刊行于世。此书又被改为《治河奏绩书》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其中附有靳辅幕僚陈潢的《河防述言》和顺治河臣朱之锡的《河防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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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督于成龙治河与《江南黄河图》绘制

康熙三十一年，康熙命于成龙任河督，他基本上墨守成法，保留靳辅原有的工程。面对康熙质问时，于成龙回复承认靳辅所开减水坝等工程有益，从前诋毁靳辅之言都是妄奏。康熙三十四年，于成龙因父亲去世而辞官返乡丁忧。康熙三十七年于成龙改任直隶总督兼巡抚，任内把“束水攻沙”的黄河治理经验用于“小黄河”即直隶浑河的治理，收到良好效果，康熙帝命改浑河名为“永定河”，希望河道永远安定。

康熙三十四年于成龙丁忧去职后，康熙任命漕运总督董安国改任河道总督。董安国治河无能，导致河患频发。康熙三十五年黄河决口，苏北里河、下河地区成为泽国，高邮、宝应等七州县哀鸿遍野。董安国认为是黄河海口段的老河道淤浅所致，所以在黄河入海口云梯关外筑起一道长600余丈的挡水堤，称“拦黄坝”，并让人在马家港开挖引河1300余丈，引黄河水从云梯关外的马家港由南潮河东流入海，形成新的黄河尾闾河道。因新开尾闾河道狭窄曲折，黄河下流泄水不畅，上流愈益壅遏，引发上游频繁溃决，致使清口淤垫，洪泽湖水泛滥，泄入下河高、宝七州县，为祸惨烈。

康熙三十七年，董安国因无能而罢职，在直隶治河有成的于成龙再度被康熙调任河督，康熙希望他能解决董安国造成的问题。康熙三十八年，康熙第三次南巡，一路用水平测量各处水位，指出黄河下游泄水不畅、水位过高，是导致黄水倒灌、清口淤垫、里运河泛滥、下河水患的根源，命于成龙疏浚清口、改建东西坝，将黄河尾闾河段裁弯取直，拆除云梯关外董安国所筑的拦黄坝，使黄河下游畅流入海，还令于成龙坚筑高邮以上临湖堤岸、高邮以下里运河东堤，挑浚疏通芒稻河、人字河，使高邮诸湖水、运河水由引河流入长江。   

按照康熙的指示，于成龙拆除部分拦黄坝，另在靳辅“中河”的基础上，改建了“新中河”，进一步解除了黄河对运河的干扰。康熙三十八年二、三月间，康熙帝委派扈从南巡的内务府官员董殿邦往河院了解河情、研讨河务、绘制河图，并责令于成龙绘制精确河图。董殿邦绘成《全河形势图》即《黄河全图》呈览，并于康熙三十八年七月初三将于成龙编绘的《江南黄河图》呈送给康熙御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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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督张鹏翮治河功成与《治河全书》图集编绘

康熙三十九年至康熙四十七年，张鹏翮任河道总督，主持黄运河治理。他仍在采用靳辅筑堤束水、蓄清刷黄、裁弯取直的办法治河，主要目标是解决董安国和于成龙留下的弊端，并调整靳辅所筑的工程体系，彻底解决下河水患问题。

他首先按照康熙的指示，拆除云梯关外董安国误筑的拦黄坝，疏通黄河尾闾河道，使黄河下游畅流；其次他疏浚清口，使清水畅出刷黄，整修运河，确保漕运畅通；再次是整修中河、改移北运口，将靳辅旧中河与于成龙之新中河合为一河。

其后，张鹏翮采用分水减源和导流归海双重办法解决下河水患，一方面堵塞高家堰六坝，减少里下河地区的水源，同时挑挖人字河、芒稻河诸河，引导洪湖盛涨溢出之水流入长江；另一方面挖引河分三路疏导下河积水入海。通过上述举措，张鹏翮在治河的第一阶段解决了海口、清口、下河、中河等黄运治理最棘手的问题，基本实现了黄河安澜和漕运畅通。

康熙帝于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阅工后，认为河工告成，对张鹏翮予以肯定和褒奖。张鹏翮的《治河全书》是清代最为流行的治河专著和黄运河图集，也是清代第一部河渠图集，其中包括《运河全图》《卫河图》《五水济运图》《新泰县泉图》《莱芜县泉图》《泰安州泉图》《肥城县泉图》《平阴县泉图》《东平州泉图》《汶上县泉图》《宁阳县泉图》《泗水县泉图》《曲阜县泉图》《滋阳县泉图》《济宁州泉图》《鱼台县泉图》《邹县泉图》《滕县泉图》《峄县泉图》《蒙阴县泉图》《禹王台泉图》《黄河全图》《下河图》《淮河全图》等河图24种，前21种是运河及泉源图；后3种是黄河及相关的《下河图》和《淮河全图》。

其后，黄运河安流十余年，但黄河河性决定了治河不可能一劳永逸。康熙六十一年黄运河河患再度出现，张鹏翮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再度受命以大学士的身份勘验河工、筹划方案，指导后辈河臣修治山东运河和河南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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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督幕僚的治河贡献

河道总督治河往往自己聘请幕僚，形成治河班子。靳辅聘请的幕僚有好几类，一类是像陈潢这样有治河才能、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型幕僚。还有一类负责解决具体事务的技术型幕僚，比如治河需要画河图，靳辅就雇用上海华亭人周洽来负责河图绘制。

周洽是著名的山水画家，组织了一个绘制黄河图的团队，包括其同乡李含渼等人，专门负责河图的绘制。周洽利用河道总督的衙署中所藏的河道资料，结合实地考察，再到地方官衙中调取当地的图籍，边走边画草稿，最后在河道总督衙署中整合所有资料，大概用了两年时间绘成了这两套四幅河图。一套稿本留在河道总督衙署里，另一套定本呈送给康熙帝御览。

靳辅主编、周洽主绘的河图，改变了潘季驯《河防一览图》中将黄运两河绘制在一幅图的传统，把黄河和运河分开绘制，于是形成稿本和定本两套河图，分别包括一幅黄河图和运河图，有效解决了东西流向的黄河与南北走向的运河绘在一幅图上带来的变形失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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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河源勘探与河源图测绘

为了探求河患根源，康熙帝于四十三年派亲信侍卫拉锡和内阁侍读学士舒兰亲赴青海地区，探索河源，以寻求根治河患的良方。拉锡一行对星宿海周围环境及黄河河源情况做了认真的考察与记录，确定了二巨泽名字，测量其面积、彼此间距离，而且也探明了昆仑诸山与河源的关系。回到北京后，将所见所闻，行经路线，向康熙做了详细的奏报，并绘制了《星宿海河源图》进呈御览。

康熙帝对此次河源探索和河源图进行了总结：“即如黄河源出西塞外库尔坤山之东，众泉涣散，灿如列星，蒙古谓之‘鄂敦塔拉’，西番谓之‘索里玛勒’，中华谓之‘星宿海’，是为河源。汇为扎棱、鄂棱二泽。东南行，折北，复东行，由归德堡、积石关入兰州，其原委可得而缕晰也。”

康熙四十三年的河源勘测在元代都实和其弟阔阔出探测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明了河源，纠正了《汉书·地理志》确立的黄河伏流说，是河源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康熙帝命人采用西方的测绘方法测绘河源，绘制精确的河源图，推动了康熙中后期《黄河全图》的绘制，提高了清代舆图中河源地区绘制的精度和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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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朝河图绘制与河政运作

康熙朝河图多为大型卷轴或图册，最有名的河图是靳辅编、周洽等人所绘的大型山水卷轴《黄河图》和《运河图》，至少有两套传世，分藏在海峡两岸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图书文献处。排名第二也是流传最广的是张鹏翮的《治河全图》，是系列河图集，包括黄河全图、运河全图、淮河全图以及黄运沿线各种水利工程图，有好几个绘本和刻本传世，分藏海内外多家机构之中。其次应该是台北故宫所藏于成龙等人编绘的《江南黄河图》，这幅图最大的特点是开创了分省河图的先河。

除了河臣所绘的河图之外，康熙帝还曾命宫廷画家在其基础上绘制更为精美的河图。康熙四十三年，宫廷画家、曾经绘制《康熙南巡图》的清代“四王”之一的王翚也曾绘制过《王石谷全黄图》，以精湛的山水画法绘制黄河全程。该图绘制精美，雍正初年宫廷画家焦秉贞仿照此图绘制《黄淮河图》，道光朝画家司马钟仿绘《黄河全图》，形成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黄河图系列。

河图对黄河治理和研究具有文字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河图直观描绘了水利工程和河工布局形态，反映了河臣的治河方略和重点，并再现了河道沿线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复原黄运河景观提供第一手资料，为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提供实物支撑，能够实现以图证史、以图明史和以图补史。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3.0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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