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图、支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撰文/采薇

赤子之心：

民族的提出、家庭的陶冶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儿子，1901年，梁思成出生。与此同时，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出了“中国民族”这一概念，用来指称“华夏族”或有史以来的中国各民族；1902年，梁启超不但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在小说期刊《新小说》上发表了“20世纪中古小说的开幕礼”、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

1914年，梁启超应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校长的聘请到清华讲学；1915年，梁思成进入清华学校；1925年，清华筹办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和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成为国学院四大导师。

家学渊源为梁思成创造了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学习条件：1912年11岁回国前的日文训练；常年的英文训练（如参与翻译威尔斯的《世界史纲》等）；1927年填报申请哈佛大学研究生表格中自述的三年德语学习和一年法语学习经历，无不为梁思成构筑了通识原著的根基。1923年因车祸休学期间，梁思成在父亲的亲自指导下研读《论语》《左传》《孟子》《战国策》《荀子》。

欧风美雨：

双重的影响、自己的审美

1924年9月，梁思成就读于美国建筑学界古典主义学术的大本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宾大学习期间，梁思成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惟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当时西方学者尚未注意中国建筑的发展和技术。但我感到日本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中国，如著名学者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末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与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学的林徽因，由于宾大“建筑系的学生经常熬夜绘图，女同学无人陪伴不甚方便”，故不招女生，所以不得不报考了美术系，但却几乎选修了建筑学系学生的所有课程，而且每门考试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比本系的学生还要好，甚至一度担任建筑设计课的助教。

1925年11月，身在美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收到梁启超寄去的重版古籍、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上附题字：“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奠定了梁林二人毕生治学的重要方向。1928年3月21日，梁林二人结婚，前往欧洲开启了一趟特殊的蜜月之旅：循着父亲为他们精心安排的路线——英国、瑞典、挪威、德国、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土耳其——考察欧洲的建筑精华。

遗憾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没有完成全部的欧洲游历计划，就接到梁启超病危的电报，于1928年8月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回国，在东北火车站迎接他们的，是东北大学的工作人员。9月，梁思成按宾大体系，创建了东大建筑系课程体系，为实现“东西营造方法并重”的教学思想，增设了“中国宫室史”“营造则例”“东洋美术史”等课程。后来，梁林二人于1931年6月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京，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安家。

测绘调查：

科学的态度、民族的发现

193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成立。1931年9月，梁思成正式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任法式部主任，成为学社的灵魂人物之一。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地址在故宫外朝房（端门与午门中间），再加上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之前收集的一些清代营造则例，梁思成从清代建筑入手，向一些尚在人世的清朝老工匠和熟悉老北京掌故的人请教，将研究成果汇入《清式营造则例》中。

1932年3月，《清式营造则例》脱稿后，梁思成踏上田野调查、寻找中国最早的木构建筑之旅。1932年4月，赴蓟县调查辽代建筑独乐寺，6月，赴宝坻县调查广济寺辽代三大士殿；1933年4月，与莫宗江调查河北正定古建筑，11月，与莫宗江发现隋代赵州桥，鉴定其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大跨度敞肩拱券石桥；1934年6月，《清式营造则例》出版。

1934年8月，梁思成的美国好友费正清夫妇邀请梁林随他们到山西汾阳城外的峪道河去消夏，因汾阳离梁林计划调查的赵城不远，于是欣然同往。梁林此次山西之行，向邻近的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等县，进行了多次考察，发现古建筑40余处。

1935年5月，梁思成的弟弟、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商王陵区主持中国考古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发现10座大型陵墓、上千座“人牲”祭祀坑，出于对考古的浓厚兴趣，梁思成前往看考古成果，顺便调查安阳的古建筑；9月，完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

1936年5月，与林徽因、刘敦桢等调查龙门石窟；6月，与林徽因调查开封古建筑、后再赴山东；10至11月，调查山西、陕西古建筑。1937年，在调查陕西的古建筑后，原计划继续西行至兰州赴敦煌，但因时局紧张，致使梁思成的敦煌之行未果，成为终身遗憾。

从1932年至1937年，梁思成和学社成员调查了137个县市、1823座古建殿堂房舍，详细测绘了206组建筑，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

同一时间：

唐构的发现、战争的爆发

虽然梁思成和营造学社成员已跑了许多地区、有了很多重要发现，但中国境内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仍是蓟县独乐寺、应县木塔等宋辽时期的，是否还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存在呢？梁思成相信有。为什么呢？

因为他第一次读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时，就注意到第61号窟宋代壁画“五台山图”中的大佛光寺，后又在北平图书馆的《清凉山志》（清凉山，即山西五台山）中读到了佛光寺的相关记载。据《清凉山志》，佛光寺所在地因交通不便、祈福进香的信徒少，反而会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梁思成决定碰一碰运气。

1937年6月，梁思成一行人第三次前往山西进行考察。梁思成一行人开始寻找佛光寺的年代证据，到达的第三天，林徽因突然发现大殿梁下有隐约的墨迹，由于殿内光线不足，审视许久后才认出“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然后又在大殿外经幢石柱上，发现了“唐大中十一年”的字样，他们终于发现了中国境内的唐代木构建筑。

7月12日，梁林离开五台山，骑骡子到代县，看到前几天报纸上的一则新闻——“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后才知道，五天前，当他们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快乐兴奋中时，“七七事变”爆发。8月，北平沦陷，中国营造学社解散。

流亡之旅：

把烽烟和山河看遍

1937年9月，梁思成携家人踏上战争逃亡之路；10月，辗转抵达长沙。随后，北大、清华的师生也相继来到长沙，每天晚上聚集到梁家讨论战争局势，没多久，空袭警报的声音划过他们头顶的天空，“炸弹就落在离我们房门口大约十五米的地方……我们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就往楼下冲，随即我们自己住的房子就成了碎片。”女儿回忆说：这次轰炸后不久，我们就离开了长沙前往昆明。1938年1月，经过39天的跋涉，梁思成和家人抵达昆明。

梁思成到达昆明后不久，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等营造学社其他成员也先后抵达。于是，在昆明循津街“止园”，营造学社复社，共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五人。

在昆明，没有任何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为克服这一困难，营造学社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协商，借用他们的图书资料，从此，营造学社与史语所形成了战时依附关系。

1938年秋，随着日益成为战时海外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重要交通枢纽，昆明遭到日军的频繁轰炸。为躲避轰炸，史语所疏散到昆明郊区远离城市和军事目标的龙泉镇，营造学社随之搬迁。10月至11月，学社从昆明及周边入手，调查了圆通寺，东、西寺塔，鸣凤山金殿等一系列重要古建筑。1939年1月，逐渐展开对云南其他区域古建筑、石刻和其他文物的调查。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与学社成员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等地，发现四川的木构建筑几乎全毁于“张献忠之乱”，尚存的木构建筑多建于1646年以后，早于此的可谓凤毛麟角。但却保存了大量的汉阙，崖墓数量也很可观，调查研究成果在复刊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处陆续发表。

自由选择：

夙愿的实现、怎样的亲近

1940年9月，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图谋向云南进犯；12月，史语所决定前往四川南溪县李庄，梁思成和学社再次随之迁移。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1944年完书，实现了“《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对此，梁思成明确声称这一成果集合了营造学社“十余年来对文献术书及实物遗迹互相参证之研究”。

彼时，梁思成的精力虽然主要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上，但并没有局限于此，“他始终关注我国新建筑的创作及城市规划这一新学科的进展”。在李庄期间，费正清和费慰梅经常给他们寄一些建筑方面新出版的读物，预见到战后复兴需要更多的建筑人才，梁思成向梅贻琦建议清华大学增设建筑学院，很快得到同意，并成为清华建筑系主任。

1946年，梁思成赴美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并应耶鲁大学的聘请在耶鲁讲授《中国艺术史》；1947年2月，经外交部推荐，梁思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4月，普林斯顿大学为200周年校庆而举行的“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上，梁思成作了《唐宋雕塑》与《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报告，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此外，在美考察期间，梁思成还参观了近二十年的新建筑，访问了国际知名建筑大师莱特、格罗皮乌斯、沙理能以及住宅、城市规划、艺术和艺术理论、园艺学、生理学、公共卫生学等方面的专家权威。

回国后，北平解放前夕，一天晚上，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来到梁家，并说明来意：共产党正在为攻占北平而做准备，万一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失败，被迫攻城时，要尽可能地保护古建筑。然后打开一张军用地图，请梁思成在地图上标出重要的古建筑，并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这件事使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感情上一下子就和共产党接近了”。

首都北京：

全部的心血、无解的白卷

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上，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领导的、林徽因参加设计的国徽图案。

对首都北京，梁思成可以说是最早用整体的眼光，从城市规划角度去认识和分析其历史文化价值和感情价值特点的学者。他与陈占祥共同拟就的一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但没有被最高领导赏识，也受到苏联专家的反对。

据《彭真传》记载：“1950年2月，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了北京市以北京旧城为中心逐步扩建的方针。”但很快就出现了梁思成担心的问题。1952年夏，北海、东四、西四牌楼，成为城内交通发展的严重障碍；一年后，阜成门、朝阳门等城楼和瓮城成为城市建设的“拦路虎”，不得不被拆除；1954年，拆除地安门；1957年，拆除永定门……梁思成曾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后来，有关北京中轴线申遗的各种宣传中，都会不约而同地引用梁思成这段话：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延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3.0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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