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过去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遗嘱库项目办主任、中华遗嘱库创办人陈凯还是忘不了2013年3月21日——这天，作为中国首个关注遗嘱的公益项目，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主办的中华遗嘱库在北京启动。可上午的新闻发布会还没结束，到场的30多家媒体就只剩寥寥几人。

“这下搞砸了，大家都不感兴趣。”陈凯满心担忧，可到了下午，这些低落的情绪一扫而空。在北京西交民巷73号，中华遗嘱库第一登记中心，他看见上百位老人排着长队，等待立遗嘱。

有人告诉陈凯，自己想安排身后事已有10年，平时都睡不踏实。还有人哭诉儿女们争夺遗产的种种，看到关于遗嘱库的报道，立刻就来看看。这时陈凯才知道，记者们不是不感兴趣，而是回去抢时间报道。

数据显示，2013年至今，中华遗嘱库已在全国设立了60余个分库，为47.9万多人提供了遗嘱服务，登记保管了31万余份遗嘱，其中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公示的102份生效判决书，全部合法有效。

“我们希望通过遗嘱库的建立和发展，切实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陈凯说，这也是他投身公益的初衷，让人们能重新认识遗嘱，建立更加豁达的生死观。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遗嘱库项目办主任、中华遗嘱库创办人陈凯。受访者供图

解后顾之忧，传和谐家风

新京公益：什么契机促使你投身公益？

陈凯：重要的转折发生在2007年。那时我成为律师已有5年，在北京也站稳了脚跟，但为了实现“成为一名涉外律师”的梦想，我申请去澳大利亚一家律所交换工作。

我想提高英语水平，因此每到周末，都尽可能多地找当地人聊天。他们也很少见到中国的律师，总是好奇地要我分享新鲜事。恰好那时相声演员侯耀文因为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家人因财产分配问题产生分歧，我就简单介绍了这桩沸沸扬扬的遗产案。

没想到，这让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他为什么不写遗嘱？”大家很疑惑，我也疑惑：“你们难道写吗？”答案令我大为震惊——几乎每个人都格外坦然地告诉我，结婚或是有了小孩之后，都会写好遗嘱，不写是不正常的。

再后来，一位外国人冲我感慨，曾经在澳大利亚的报纸上，从来看不到关于中国的新闻，现在报纸头版都是中国，中国的未来不可限量。

种种经历促使我不停思考。未来中国经济腾飞，家家户户的财富增长，有些新问题必须得通过遗嘱来解决。这成了那段时间最让我惦念的事，看书、查资料，就连吃饭、休息都在琢磨，那时我才30岁出头，只要跟遗嘱、遗产有关的热点事件，我都会跟进一篇评论或法律分析文章，发表在个人博客上，慢慢有了名气。

那时类似的案件不多，很少有律师专攻继承领域。我记得在一场法律研讨会上，在场几十位专家和律师，我是唯一一位深入研究《继承法》的律师。

更巧的是，那段时间，好几桩遗产案都找上门，亲人因为遗产反目成仇，作为外人我尚且觉得煎熬，何况是当事人。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推动遗嘱进入每个中国家庭，让他们不再有后顾之忧。

新京公益：为什么选择公益这种方式？

陈凯：我发现妨碍人们立遗嘱的核心原因是观念。很多人没有“立遗嘱”这个概念，也忌讳至极。想要改变人们的认知，就要多做宣传推广，而公益是最好的方式。

为有需要的人免费立遗嘱，这会让大家意识到，“立遗嘱”实际是种“帮助”，它不关乎金钱，只是为了守护人们的基本权益，久而久之，社会对待“遗嘱”的态度就会有改观。

2019年4月3日，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登记中心成立，陈凯（左一）在现场揭牌。受访者供图

“能把这件事干成，我就很幸福”

新京公益：从下定决心做公益，到中华遗嘱库的概念成形，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陈凯：2004年6月1日起，《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这是为了规范基金会的组织和活动，维护基金会、捐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而制定的条例，也给了我们做公益的底气和保障。

机缘巧合，那时我的想法被时任民政部副部长、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李宝库知晓。“我们要为老年人做好事。”他告诉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是民政部、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领导下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做这件事责无旁贷。在这样的支持下，筹备了一年多，2013年，中华遗嘱库这一公益项目得以启动。

新京公益：中华遗嘱库成立之初是否遇到阻碍？

陈凯：最大的困难是人们不认可“遗嘱”这个理念。即便现在，反对“遗嘱”的声音依然存在。有时我们开研讨会，在酒店大厅竖起“中华遗嘱库”的立牌，场地负责人看到，会立刻让我们撤掉标语，以免影响其他客人。

2023年，我们想在公交站牌投放公益广告，但在审批时，“遗嘱”却成了禁忌，只能用“家庭财产继承公益项目”之类的字眼替换。为了把“遗嘱”两个字露出来，我们只好放上我的头像，旁边写上“中华遗嘱库创办人”。后来发现老百姓还能接受，才慢慢地把“遗嘱”字体变大。

可最终，我们还是收到了投诉——在十里堡附近，一位老爷子锻炼身体时看见了宣传语，立刻拨打12345热线，说自己一大早看到“遗嘱”特别难受，不希望把“遗嘱”放在这样醒目的位置。

但不可否认，人们的观念还是有了改变。以前大家不会谈论遗嘱，现在有人在饭桌上提个话头，人们也愿意讨论。很多人见到我们，也会感慨“立遗嘱”很好、有意义、应该推广。我想，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人都接受，但可以创新传播方式，去一点一滴影响更多人。

新京公益：面对这些阻碍，你如何坚持？

陈凯：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我对中华遗嘱库的使命感。可以说，中华遗嘱库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业，也是我这辈子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体现，能把这件事干成，我就很幸福。

我当初做律师收入不低，自由轻松，而做公益既没钱，还没时间陪伴家人。有一天晚上，我妻子问我，能不能不干了，再做就影响家庭了。我很坚决地告诉她，如果我不做，死也闭不上眼睛。

我父亲也对我影响重大。在弥留之际，他曾叮嘱我们，要好好读书，做有意义的事。如果我现在做的事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就比创造财富更有价值。

2014年12月，中华遗嘱库迎来首位百岁老人立遗嘱，陈凯（左二）为老人送书。受访者供图

爱与责任

新京公益：中华遗嘱库的特点和创新体现在哪里？

陈凯：很多老人立好遗嘱，不知道该在哪里保管，其实中华遗嘱库就可以。

我们建立了一套符合法律规范的遗嘱服务流程，让遗嘱既具备权威性，也具有保密性，它的原型是“正大光明”牌匾，即“生前保密、身后宣读”，充分尊重遗嘱人的心愿。

但遗嘱只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文字硬邦邦的，人和人之间总归是有情谊与温暖。我们会为老人们提供“幸福留言”卡片和“幸福留颜”录像，老人们可以将对亲人的嘱托、思念与祝福写下来、讲出来。很多老人在写下文字、讲出心声之后，都会露出笑容，我能感受到，那是了却心愿、发自肺腑的喜悦。

新京公益：你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也颇有心得，这对中华遗嘱库的发展与创新有什么影响？

陈凯：中华传统文化提倡“家文化”，而订立遗嘱关乎慈与孝，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有助于和谐家风理念的推广，对丰富中华遗嘱库的文化内涵有帮助。

新京公益：你对目前从事的公益事业有怎样的目标？

陈凯：想要办成一件事，首先要专业。为此，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深造，自己成立基金会，每天躺在床上，想的都是怎么让中华遗嘱库做得更好。现在，我还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加入。曾经我希望中国有1000万人能立遗嘱，现在还有很大差距，但我相信这个目标终将实现。

新京公益：你在2010年也立了遗嘱，这是什么契机？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陈凯：当时我的第一个孩子就快出生，我对他有很多的期待和叮嘱，我想是时候写下自己的遗嘱了。

其实，大家忌讳遗嘱是因为只关注到了自己，好像要咒自己死掉，但实际上我们写遗嘱只是为了自己关心的人、爱的人，这个时候，忌讳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责任和爱。

我劝每个人都试着写一次，写完之后就会发现，原来他们对我那么重要，当我结束一生，我会知道我爱的人未来会在我的安排与祝福下，依然活得幸福。

记者 左琳

编辑 甘浩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