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图、支持/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撰文/采薇

最早出现于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年-前1307年）的眼式玻璃珠，于公元前一千纪（公元前1000年-前1年）上半叶出现于我国新疆地区后，又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于山西、河南、湖北等地的高级墓葬中，并获得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蜻蜓眼。

对此，目前学界追溯得最远的意义是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已经存在。然而，这些存在说明了什么呢，如果不刨根问底地追溯玻璃在起源地美索不达米亚的意义以及眼式玻璃珠在古埃及更为古老的文化内涵，我们基本上是触摸不到“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已经存在”、以及眼式玻璃珠曾在我国存在的深厚意义的，而那些意义，与今天，与我们都有关。

解读偶然文本：梳理必然线索 

在美索不达米亚更古老的考古被发现之前，人们认为玻璃起源于埃及，但后来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发现了时间上早于埃及的玻璃器物，所以目前更确切的说法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了，时间则是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

根据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的记录，玻璃制作方法的发现始于一次偶然：一只运载天然泡碱的腓尼基商船，在航行途中遇到风浪，无法再继续前进，只好就近抛锚，在沙滩上过夜。船员们在岸上用碱块垒起炉灶、架锅烧火做饭时，不知不觉中加热了沙滩上的砂砾和石灰……风平浪静后人们收拾东西、准备继续航行时，忽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些闪闪发光的、明珠似的小东西，这就是最早的玻璃。

后来，当人们把石英砂、碱和石灰混合在一起烧时，由于温度只能达到700℃至800℃、只能烧结而不能熔融，所以得到的是含有一些玻璃态和未熔的石英砂以及其他一些未熔原料的混合物，这就是玻璃的早期形态费昂斯（Faience，国内称之为釉砂）；当温度达到1000℃或更高、玻璃态的含量比釉砂更高时，一般称为费列特（Frit，国内称之为玻砂，即玻璃和石英砂的混合物）。

釉砂和玻砂都可以称作玻璃的早期形态制品，即广义上的玻璃，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们见于公元前五千纪至公元前四千纪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在东方，我国新疆天山北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的一系列公元前二千纪的遗址中，亦出土了费昂斯制品。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玻璃与精神 

根据古代美索不达米尔早王朝时期的城邦埃里都（Eridu）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最晚到公元前2300年，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掌握了玻璃的熔铸和着色技术，使玻璃从釉砂和玻砂的制造中脱离出来，形成单独的玻璃制造厂——当时，由于玻璃重熔技术的广泛使用，甚至出现了贩卖毛坯玻璃的贸易——从此，玻璃生产几乎贯穿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史前、欧贝德、乌鲁克、早王朝、阿卡德、古提和乌尔第三王朝、亚摩利人、古亚述和古巴比伦、喀西特、米坦尼和中亚述时期、新亚述、新巴比伦等多个历史阶段。公元前6世纪，随着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对整个西亚地区的席卷与征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发展的进程终止。

阿卡德时期，伊拉克的奴斯遗址出土了细小的玻璃条制品、阿斯马尔丘遗址出土了不含杂质的玻璃条；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古叙利亚地区（今土耳其南部）的阿拉拉克遗址发现了彩色玻璃容器碎片。这些玻璃器物由于技术的限制，主要都是玻璃珠、玻璃镶嵌物和玻璃圆筒印章等小型制品。

公元前1500年前后的米坦尼时期，玻璃制造技术出现了革命性的突破，这就是坯芯法的发明。这种方法是以烧制的泥为内模，在其上粘以各种颜色的熔融态玻璃，然后根据造型需要进行塑造，塑造完成后再放入窑中烧制，冷却后掏出里面的泥质内模。技术的进步不但使生产大型的玻璃器物成为可能，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玻璃釉砖的生产，大规模用于宫殿、神庙和贵族墓葬的装饰上。

中亚述和新亚述时期，好几位亚述国王描述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宫殿是怎样用玻璃装饰的：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描述他在尼尼微修建的宫殿时说，宫殿墙壁是用蓝色、红色、黄色和白色等五颜六色的玻璃砖装饰的，宫殿大门一侧的高塔是由曜石色的玻璃砖制作的，上面刻有椰枣树图案；辛那赫里布在一份铭文中说宫殿的主要建筑特征是“用曜石和天青石颜色的玻璃砖进行装饰”；亚述巴尼拔对其用蓝色和红色玻璃砖修建的新神庙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无独有偶，新巴比伦时期的国王们也用玻璃砖装饰宫殿和神庙建筑，尼布甲尼撒二世不止一次地谈到他献给巴比伦保护神马尔杜克的埃萨吉拉神庙上的蓝色玻璃砖——玻璃砖光彩夺目的表面似乎是当时巴比伦神庙的重要特征之一。

制作过程：文献叙述与理解碎片 

考古之外，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玻璃文献”为我们的进一步追溯，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些玻璃文献相当一部分来自著名的、新亚述时期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我们先看看这些文献是怎么说的。

真正的玻璃制作开始之前，有一个必要的准备过程，各项准备工作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当你想要搭窑准备制作玻璃时，你首先要挑选一个好的月份，在该月里择一吉日，然后才可建起窑基。一旦你全部完工（建窑），你应该在那里安置些库图（Kūtu）像，不许外人或陌生人进入（窑中），不许不洁之人在众像前面通过。你应定期地在它们（库图像）面前奉献奠酒。在你计划往窑中投放“金属”（制作玻璃的原料）的那一天，你应当向库图像奉献一只羊，在香炉中放入杜松香（你应倒蜜酒和液态黄油），然后你才可以在窑底升起火，把“金属”置于窑中。

你允许接近窑的人必须是（在宗教仪礼上）洁净之人，只有这样的人你才可以让他近窑。在窑里作为燃料的木材必须是粗的去皮杨树，没有节疤的原木，把它们用皮条捆绑在一起。它们必须是在阿布月（Abu，六月或八月）砍伐的。只有这样的木料才能在窑中使用。

当玻璃被当作宝石去建造一个能够与神灵沟通的空间时，它的神圣性不言而喻。只是随着王权对神权的僭越，这个地方逐渐被国王的宫殿所取代，这也正是新亚述、新巴比伦时期那些国王如此重视宫殿上的玻璃装饰的原因所在：越是僭越，越是需要通过玻璃的神圣为僭越赋予正当性。

古埃及蜻蜓眼：看见与咒诅  

与公元前1500年前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玻璃的核心用途转向神庙和宫殿不同，在古埃及更具代表性的玻璃制品是“眼式珠”（Eye Bead）。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眼式珠出自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年-前1307年），因其造型是在单色玻璃体上，覆盖几层不同颜色的同心圆，形状好像人的眼睛，故名眼式珠，传入中国后，被形象地称为“蜻蜓眼”。

那么，为什么在古埃及会产生眼睛这种图案呢，它要表达什么含义呢？

在古代西亚、北非和地中海地区的许多文化中，“恶眼”（Evil Eye）意识是一种有着古老源头的、衍生自咒诅的意识，它以一种恶毒的目光，在别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投射到对方身上。由于恶眼会导致不幸和伤害，所以人们通过佩戴护符以抵挡恶眼、驱逐邪恶，蜻蜓眼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一种护符，它在政治、宗教、文化和民族意识上，可以追溯至更古老的“荷鲁斯之眼”。

作为古代埃及重要的神话与图像范式，荷鲁斯之眼很早便受到广泛崇拜，成为古埃及文明的重要标识，在《金字塔铭文》和《亡灵书》等古埃及墓葬文献和护符图像中都有出现。

后来，蜻蜓眼的护符思想连同制作技术被腓尼基人接受，在西亚地区流行，并随着西亚、中亚地理版图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此起彼伏和游牧民族的迁移，不断向周边传播，今希腊、伊朗、印度等地均有蜻蜓眼出土。

古代中国：云梦泽的苏美尔  

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蜻蜓眼出现于我国新疆地区的遗址中；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于山西、河南、湖北等地的高级墓葬中。据统计，我国出土的蜻蜓眼有1000颗左右，分布在全国18个省、自治区，时代跨度从春秋到西汉，玻璃原料既有源自西方的钠钙玻璃，也有中国本土的铅钡玻璃。

蜻蜓眼传入中国的线路，学界争论颇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方经伊朗沿欧亚草原之路和南方经印度沿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两种观点。对于北方路线，安家瑶教授认为，早期北方游牧民族斯基泰人沿黑海一路向东，在与中亚接壤的新疆拜城、轮台等地，先有了蜻蜓眼的传入，然后一路南下，传至北方的内蒙古、山西，而后再往南，不但在楚地形成大量生产的基地，而且形成独特的“楚中心”。南方路线上，有学者论证认为，传入的是起源于古代美索布达米亚的蚀花肉红石髓珠，而不是蜻蜓眼。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方路线上，“独目人”的线索似乎还没有受到足够注意。

希罗多德在《历史》卷四中提到一个叫阿里斯提亚斯（约活动于公元前7世纪前后）的游吟诗人，他有一首诗叫《独目篇》。在这首长诗中，阿里斯提亚斯记载自己远上极北之地的途中，遇到一个叫伊塞顿人的部族——有人认为伊塞顿人居于中亚，约在斯基泰人之北——那里的人向阿里斯提亚斯讲述了一个叫Arimaspi的独眼之民；继续向东向北，直到大海，依次住着Grypes和Hyperboreoi人，这三个部落彼此征战不已。后来，老普林尼也提到过独目人的存在，称他们是“北风之外的人”。

2017年4月12日，新华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疆“巨石堆阵”之谜：“独目人”来过》的文章，文章称，根据考古发现显示，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遗址群的大型巨石堆阵可能是“独目人”所建的、欧亚草原已知“游牧王国”最早、最大的祭祀礼仪中心，时间约在距今2800年至2500年前。这一时间与阿里斯提亚斯远上极北之地、听闻独目之民的时间基本一致，接近我国古代的周朝，正是蜻蜓眼传入中国的时期。

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敦曾侯乙墓出土了173颗蜻蜓眼，与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出土的13颗蜻蜓眼、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墓出土的13颗蜻蜓眼相比，数量和质量都可谓达至繁盛，引起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

2014年，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考古中心与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密切合作，采用高性能便携式激光共焦显微拉曼光谱仪和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技术，对曾侯乙墓蜻蜓眼进行了原位无损检测，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这些蜻蜓眼属于钠钙玻璃系统，符合西方常用玻璃的化学成分体系和制作工艺特征，与兴盛于我国战国时期的铅钡玻璃不同。

郭静云女士在《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中把上古时期的楚地称为“云梦泽的苏美尔”。云梦泽所在位置即为今天的湖北江汉平原，曾侯乙墓位于这一区域不远处。无论是曾侯乙墓的发现本身，还是郭女士的分析，足够的证据表明，玻璃的起源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蜻蜓眼的起源地埃及，在楚地的相遇，不是偶然的。

吴泽在《战国蜻蜓眼的前世今生》一文中形容说，当时“不但形成若干生产制造中心，更形成了楚中心蜻蜓眼玻璃珠文化圈，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对蜻蜓眼玻璃珠的喜爱和应用达到极致，从人物装饰到器物装饰，再到墓葬装饰等等。楚人的艺术天分、创造意识、审美方式，使得蜻蜓眼玻璃珠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吸收并进，从形状、胎体、成分、工艺、装饰等方面大胆探索，造出最为神奇美丽的蜻蜓眼玻璃珠”。

楚国虽然是蜻蜓眼文化最好的继承者，但金戈铁马之中，随着楚国的灭亡，蜻蜓眼的生产也一同被摧毁。至汉，蜻蜓眼式微，最终消失，张骞凿空，东西方交通往来的道路上，丝绸成为绵延千年的主角。虽然在道路的西端，玻璃的历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华文明与玻璃再次触及灵魂的碰撞，要到清朝了。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2.0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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