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陈亮  摄影/严钟义 邢毅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在云贵高原之上，马匹的使用会有一定的局限。但从古滇王国出土的青铜器却颠覆了人们的认知传统，大量描绘着古滇国骑士的青铜造型告诉人们，这里曾经不止拥有大量马匹，还有一支装备精良的骑兵部队。

逐渐进化的骑兵兵装

约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在广阔的欧亚东部草原（黑海沿岸、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南西伯利亚及北蒙古草原）上出现过许多骑马牧猎的游牧民族，如斯基泰人、突厥人、匈奴人等，这些民族大多善于骑射，是他们开创了骑马者的历史。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还记述广阔的西南夷“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巂、昆明（人），皆编发”，是“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的游牧民族。由此看出古滇民族尽管是农业民族，但其正是在与周边游牧民族的交战或贸易往来中学会骑马；而且，其在西汉中晚期已掌握骑马技术，骑马者或为滇国官员、武将、贵族，甚至是滇国的王者。

这些人喜欢自己骑马时的英姿，并将骑马作为滇国重要成员出行出征的显威方式，故在滇青铜器上才多有骑马者形象。然而，他们的装备、骑术以及马具、马饰的演变等，都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出土文物看，滇国骑士装备及其马具演变，大致经历过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古滇国骑士装备及其马具演变第一阶段——仅有缰绳及坐垫时期。战国末至西汉初，滇国的马具及骑术都还处于较原始阶段。当时的骑士和普通人并无两样，没有头盔，也无护甲，除了手持一柄长矛外，其他一无所有；马的装备也极简单，既无马饰，也无鞍具，仅有缰绳和马背上的一块坐垫。骑士所乘之马仅有缰绳，因当时尚未出现络头，更无马衔，故缰绳只能系在马口中。马头上无缨饰，马背上无鞍具而仅有一块坐垫，当然更不会有马镫了。

古滇国骑士装备及其马具演变第二阶段——鞍辔齐备时期。西汉中期，古滇国的马具及骑士装备均臻完善，骑士已戴头盔，披短甲，肩披披帔，腰系战裙，身侧佩剑，手执长矛，在战场上突走如飞，显得格外英武。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三骑士铜鼓”，三名骑士均属如此装备。骑士所乘之马不仅有络头、辔饰，而且出现了衔、镳、镝成组的马衔，以及攀胸、腹带、后鞦齐备的马鞍。而且有缨饰、泡钉等装饰。

战争场面贮贝器盖中央有一员威风凛凛的骑士，通体鎏金，所乘之马肌肥体壮，但此马未在额上装当卢，马尻处空无一物，亦未装马珂。可是此人双足之拇趾均伸入自鞍前垂下的绳圈中，此物所起的作用与马镫相近，这也是我国、甚至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马镫雏形，尽管它还未用金属制作。中原地区于4世纪时出现的马镫，其发明的起因是为了上马时克服由于使用高桥鞍所带来的不便；而套在一个脚趾上的绳套对上马却不起作用。此物只适用于跣足的民族，也使它难以推广，但它对于马具的改进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古滇国骑士装备及其马具演变第三阶段——马铠及马镫齐备时期。到了西汉中、晚期，古滇国的马具、马饰更加完备，除原有的鞅、韉、鞯及腹带俱全的马鞍和辔饰、马衔等继续使用外，又新出现了防护战马的铠甲及更便于骑乘的马镫。

如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一件西汉晚期的刻纹铜片，铜片上有一个跃马奔驰的骑士，头蓄尖形发髻，身披毡子，酷似近代的彝族男子。值得注意的是，此人所乘之马的面部有一件十分清楚的“面帘”，似用皮革制成，遮住马的前额及嘴部，其上有两个左右对称的圆孔，便于马的眼睛外露。另外此马的前胸上还有皮制的所谓“当胸”。“面帘”“当胸”是附在马的面部及前胸的覆盖物，是为了保护马身不被伤害。

骑乘推动文明

综上所述，古滇民族虽然是农业民族，但至少在西汉中晚期已掌握骑马技术，骑马者或为滇国官员、武将、贵族，甚至是滇国的王者，其他显贵不时也以骑马形象出现，此文化现象的出现肯定与周边方圆数千里的游牧民族善于骑射有关。

这些“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大多为争夺牧场或牲畜互相间有着无休无止的争战，同在草原边缘生活的农业民族，也经常发生军事冲突。滇人也正是这样在与周边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学会骑马，喜欢骑马者的英姿，并将骑马作为滇国重要成员出行出征的显威方式。

马匹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简单的交通工具为滇人使用，它更是与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枢纽。通过它，古滇民族不仅加强了与附近各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同时，这些游牧民族与古滇民族之间又存在因资源抢夺、利益纷争而引发的战争，而这些交流、碰撞和摩擦又往往会不经意间使多个民族将自身的文化特点，甚至包括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文明等多种文明在滇或更广阔的区域传播开来。本文所述古滇骑士形象的出现，便是滇文化受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的西方文明影响的明证之一。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0.0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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