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六边形：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作者：[美]施坚雅，译者：史建云 徐秀丽，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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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赶集（场）去”，这句庄稼人和小商小贩的口头禅塑造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天刚亮，庄稼人带着背篓或提兜出了门，走在村庄小路，一路上遇见各种熟人，关系好的还可能结伴同行。离开村庄，来到更宽大的马路，邻近几个村庄的人也都来了。他们这是往集镇的方向走去。可惜那个时候的人无法有条件在上空鸟瞰，要不然，他们本人也会惊叹于这幅周期性出现的、无边无际的画面。我们此时想象的这个景象，在上世纪60年代，被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形容为一种“六边形”结构。六边形是成熟市场区域形态最接近的模型，这不是他发明的说法（有不少误传），他要借用这个说法来说明传统中国农村市场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他的《寻找六边形：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在1998年出版中译本，当时直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此次时隔26年再版，书名加了“寻找六边形”。那么作为读者，我们既可理解为，这是研究者在田野和档案里“寻找六边形”（写作的文本），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寻找六边形”（实在的文本）。

以集镇为中心，在它的四周分布着村庄。以中心或中间市场（更大的集镇或县府所在地）为中心，在它的四周分布着集镇，也就是初级市场。这种分布往往不止一环，而是扩散至两环或三环。任何一个农户都能找到一个最便捷的市场。他们选择去哪个集镇，并不必然与行政划分重叠，在A镇的农户可能很少去A镇，去的最多的是B镇，并且认为在市场意义上归属于后者。当然，集镇市场的交易活动是周期性的，长则半旬一次，短则隔天就有市，如逢单赶集（每月的1、3、5等日子）。施坚雅在此处的分析是精彩的，他发现了中国古人如何利用干支、节气等计算方法来设定赶集日，尤其是他看到其中的算法奥妙，以干支为例，每12天开3次市的市场是多见的，4次则罕见，这是因为假如市场规模扩大，前者可以简单地加倍，调为开6次市。以节气开市不多，他提到台湾凤山有一个市场是每个节气开一次，此为一例。初级市场、中间市场和上一级的中心市场，其开市日一般会错开。凡此种种规则，多是由人们自发形成。

一言以蔽之，施坚雅使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中国农村市场的一种解释，为了交易、交换的方便，人们形成赶集契约，在空间上浮现出六边形特征。不过，受制于田野调查的弱点，他当年（1949-1950）在成都平原的调查无法表述整个四川的农村，他把界于村庄与集镇的市场叫作“小市”，认为四川缺乏小市，因此把“幺店”（四川方言）算作小市的一种。若是对四川丘陵和山区加以考察，是不会贸然得出这一结论。他在书中评论杨庆堃和费孝通两个人的村镇研究时，也提出了他们的“贸然”。杨氏认为中间集镇在市场和政治上是重叠的，费氏则相反，他认为此两种都不对。但是他没有指出杨氏和费氏的发现之所以不同的理由，其实费氏研究的长三角地区，原本在明清时期就自发形成了多种市镇，有的是在交通要道，有的是在寺庙附近，有的是在商人家乡。这也说明了中国农村内部的差异。

撰文/罗东

编辑/李永博 宫子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