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仅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摇篮。自唐以降，茶、茶具以及饮茶方式等元素所承载的中国茶文化，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向东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向西传播至西亚和阿拉伯地区，向南传播至东南亚及南亚地区。

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前，中国中原政权的主要敌人就是来自北方和西域的匈奴、鲜卑、回鹘等游牧民族。“国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马”，为了防御马背民族的入侵，中原政权不仅筑长城，而且征西域。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出军队远征大宛，目的就是为了引进良马。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原政权在国力强盛时，就以接受朝贡的方式从邻国获得大量良马。在国力衰微时，朝廷则输出大量白银、丝绢市马。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一种新商品的出现。这种商品就是游牧部族一直渴求且需求量越来越大的茶。

据成书于唐贞元年间（785年-805年）的《封氏闻见记》一书记载，“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 。这是中文典籍中关于以茶市马最早的确切记载。

唐代时，正值盛世的中国与周边各国之间的贡赐往来和贸易频仍，使得茶文化走出国门。茶叶作为中外交往和贸易往来中必不可少的物品，被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唐代文献《茶酒论》描述为“万国来求”。

但16世纪之后，大航海时代将东方和西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连接起来。西方的冒险家和传教士们将中国茶带到了欧洲。中国茶在受到贵族阶层追捧，成为社交场合的新时尚之后，饮茶的习惯也潜移默化地渗透至民间。大众需求所引发的“消费革命”使得荷兰、英国、美国等国家纷至沓来。茶叶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搅动着所有将东方与西方相连的海洋，不仅使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富可敌国到盛极而衰，甚至也为美国独立战争埋下伏笔。

19世纪，鸦片与茶叶的对弈使得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中国人仍然掌握着令当时的英国人垂涎欲滴的关于茶叶种植和加工方式的秘密。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任何一种凝聚着文明成果的作物都使种植者受它的奴役。虽然“茶叶是攻城掠地的一把利器，它可以迅速捕获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人群，让他们一喝就上瘾，不得即病”，而且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通过茶马互市，“茶叶也是中国的一道无形长城，它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但一旦中国对茶叶种植和加工的垄断被打破，曾经的“屏障”便成为“软肋”，将19世纪的中国推向“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

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边在印度大肆开辟茶园，一边酝酿了一份在今天看来纯属商业间谍活动性质的计划。随着英国人在阿萨姆、大吉岭以及锡兰等茶叶产地获得成功，中国茶叶市场一落千丈，只能凭借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勉力维持。

19世纪末，随着茶叶的全球化种植、加工，中国茶不再是“一家独大”，印度茶不仅供养英伦三岛，而且让阿拉伯半岛的普通民众都喝上了物美价廉的茶。除此之外，英国人还将英国国内滞销的中国绿茶运往非洲的摩洛哥。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国装载茶叶的船只可以直接抵达与土耳其一海之隔的敖德萨港，再加上格鲁吉亚的巴统市往南15公里便可到达土耳其。土耳其人不仅采购大量茶叶，而且引进了格鲁吉亚的中国茶种。

可以说，世界茶叶版图的改变也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其巨大的影响力至今仍未消逝，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印记。

更多关于茶叶背后大国博弈与海上竞逐的内容，请阅读2024年05-06期《文明》杂志出版的中国茶特刊《中华茶 · 心之韵》中的“贸易与传播：天南海北，改变世界景观”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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