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和《文明》杂志社联合主办，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首都文明工程发展研究中心支持的纪念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历史性演讲暨“2014《文明宣言》”发表十周年研讨会和《文明》杂志纪念专刊《交流互鉴点亮人类文明之光》首发式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在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文明与野蛮’叙事与西方的等级性秩序”的发言。

纪念“2014《文明宣言》”发表十周年

研讨会之十一

“文明与野蛮”叙事与西方的等级性秩序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田文林。

习近平主席2014年提出的《文明宣言》，以及2023年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代表了一种新时代的文明观。这种新文明观的时代意义是什么，只有放在特定的参照系下才能体现出来。这个参照系就是近现代几百年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的文明观及其实践。

近代西方率先崛起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西方制造”的烙印。这种“西方制造”体现在文明观领域，就是西方倡导的文明观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简单地说，凡是来自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以及价值观念，就是“现代性”或者“文明”的。反之，与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不一样的，就是不文明的和非现代性的。由此得出一个推论：非西方国家只有在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价值观念上向西方模式靠拢，才有资格进入“文明国家”行列。

西方的价值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将文明标准武器化，为西方国家对外行为进行道义辩护。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除了依靠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推进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加持，就是文明话语权。西方国家有意无意地塑造和强化一种“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文明叙事。在不同时期，这种“文明与野蛮”叙事的具体内容表述不断发生变化，例如，在近代早期是将是否信仰基督教作为划分文明与否的主要标准。同一时期，还有一个标准就是白人种族主义。二战结束后，这种“文明与野蛮”标准日趋从具象转向抽象，从露骨转向隐蔽，如使用“民主”或者“人权”等标准衡量非西方国家。但这些文明观念如何演变，都万变不离其宗，其目的是为西方国家对外扩张提供服务和辩护。

西方文明观的最大负面作用就是导致文明标准的野蛮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军事武力到处扩张，这种弱肉强食的做法体现在西方式的文明观当中，就是将武力等同于“文明”，简单地说，就是哪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最强大，哪个国家就是最文明的国家。这种理论推演到极致，就是将“杀人武器”的进化程度视为文明的基本尺度。这实际是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合理化、审美化的体现。这种所谓的文明标准，不会让人类社会真正走向文明和进步，而只会让人类重返野蛮状态。从实践层面来看，正是由于文明标准的野蛮化趋势，最终导致世界政治日益形成等级性秩序，极少数掌握了先进杀人武器的西方国家处在压迫民族位置，绝大部分军事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处在任人欺凌的被压迫民族位置。而在西方的文明话语体系中，这种少数国家压迫多数国家的状态又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合理秩序，乃至是一种“文明状态”。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新文明观”的时代意义。

第一，新文明观是基于特殊性、寻求一般性的正确文明观。从哲学角度看，没有脱离开特殊性单独存在的一般性，特殊性是一般性的前提和基础。这一论断体现到文明观问题上，就是要首先承认各国间文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然后在立足文明的多样性、差异性的基础上（也就是立足国情），从世界各种文化与文明中寻求和汲取有益成分，由此形成新的更有生命力的现代文明。

第二，新文明观是一种基于自愿平等原则的自主性文明观。西方文明观中“文明与野蛮”叙事有个前提，就是只有当非西方国家变成和西方国家一样时，才能从“野蛮国家”变成“文明国家”，因此西方文明观的特点就是“同而后合”。相比之下，中国历来奉行自觉自愿原则，强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示范效应。从全球伦理的角度看，世界上真正的普世价值应该是中国儒家文明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人际观推及到文明问题上，就是站在对方角度进行换位思考，这种思维方式在新文明观里是能够体现的。

第三，新文明观是一种基于多数人利益和福祉的革命性文明观。西方的文明观产生于西方强势主宰世界的背景之下，因此这种文明观先天带有为强者统治弱者的等级性秩序辩护的反动色彩。而中国的新文明观是在新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中国兼具东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重特征。作为东方文明国家，中华文明传统上就强调共同体意识和天下主义；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天然地反对霸权主义和民族压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强调立足劳动人民，谋求实现共同富裕。这种观点体现在文明观，就是立足多数发展中国家，塑造一种有助于实现多数国家共同利益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此而言，这种新文明观包含了一种革命性的方向和方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这种具有革命性成分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田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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