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13年带3万珍宝回国，一代传奇！

北京大学

2023-12-23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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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间，他辗转海外，遍访各大图书馆，拍摄了三万多张敦煌遗书和其他古籍的缩微胶卷，带回祖国。

早在少年时，他就曾立下志愿：“尝闻古人愿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我愿读万种书。”

后来，年轻人为了心中志向而远赴异乡，日夜兼程；一路上，他见过灯火辉煌，却驻足于安谧的经卷书丛；从此13年，他把光阴流于镜头与笔尖。

他是王重民先生，一生为书而活。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

如今，与这个名字相伴出现的还有许多身份——“我国著名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文献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信息管理系）创始人、国家图书馆老馆长。”

诸多的身份证明，他不仅没有辜负曾经的志愿，而且为后人指引了前行的方向。

初出茅庐的学界巨匠

我们平时都只是思考我们该如何改造一个空间，却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所处的空间在无形中也改变了我们。这是我以前没想过的。

五四运动爆发那年，16岁的王重民成为了一名中学生。

回想自己的中学时光，王重民把它分成了“按部就班学习上课的无聊期”和“兴趣培养期，或者是由无聊入于有聊的一个过渡时期”。其中，促使他发生转变，开始“与看书阅报发生恋爱”“很觉与看书阅报，像发生恋爱似的，一日不见面便不舒服”的，则与北大有关。

读中学时，王重民就表现出了对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的喜爱。在阅读之中，他接受了先进思想。19岁时，王重民经好友杨景山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那时起，他开始思索什么是“布尔什维”，也更为关注新思潮。在这一过程中，王重民意识到了团体生活的重要，组织起文学研究会，由此走上了一生专注学术研究的道路。

后来，王重民因在中学筹建团支部受到军阀通缉，改名“王鉴”，在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用回原名 “重民”，取意“国家三宝，以民为贵”。

进入大学，王重民拜陈垣，杨树达、高步瀛、黎锦熙、钱玄同诸先生为师，深受各位老师的赏识。得遇名师指导的他如鲸吸水，巨饮狂吞，学识日益广博。

因受新文化与新思潮的熏陶，王重民坚信“求学问可以赚大洋的观念是不对的”，而这与其父亲的观念恰恰相反。他的父亲希望他考取速成班或官办学校，毕业后早些工作赚钱；他考取大学的行为违背了父亲的期望，因此一度得不到经济上的支持。

尽管生活窘迫，甚至时常须为基本开销发愁，王重民从未考虑过放弃读书。为了完成学业，他当过家庭教师，当过《益世报》编辑，或为报刊撰写文章，收入些许报酬，用于学杂费用。

老师们得知了王重民的困难处境，都十分同情并积极相助。教授目录学的老师袁同礼先生在了解王重民的困难处境后，介绍他课余到北平图书馆工作；在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黎锦熙先生的指导下，王重民得到编纂国学论文索引的机会。他利用暑假期间遍访北平各大图书馆，经过一个暑假的苦读苦记，终于完成《国学论文索引》五册巨著的初稿。

此后三年，在王重民精益求精的努力之下，《国学论文索引》出版，成为“当时研究国学极重要的工具书”。

那时，国人方知“案引之利于科研”，索引之重要性因王重民的著作得到充分揭示，学界由此意识到其于学术研究裨益之大，于是各大学及各种定期刊物也逐渐开始从事专门索引的工作。

1929年大学毕业后，王重民来到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任国文系主任。那段时间里，他把每周的三天花在保定，再花三天在北平图书馆。后因过于奔波，专门到北平图书馆工作。

曾在北平图书馆索引组工作的杨殿珣记得王重民将“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一言视为至理。实际上，王重民天资过人，儿时便能以一年时间学完四年知识的他，无疑将聪颖与勤勉结合得淋漓尽致。彼时的王重民还不到30岁，一位视野开阔、学问根底扎实的学界巨匠的风范，却已然清晰可见了。

“搜幽剔佚”，寻坠绪茫茫

每以不能一览其储藏情状为恨……但有关敦煌学史料，竟被伯希和辑录而去，且被封闭在木匣中几达三十年。言念及之，感慨万端。

——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经卷访问记》

1934年，王重民被派往英、法等国进行学术考察。这一年秋天，王重民在巴黎遍阅敦煌经卷。巴黎风光如画，浪漫优雅，而他却从未流连于那里的景色之美、也不曾沉溺于生活繁华；最使他惦念于心的，始终是那些流散异国的文化瑰宝。

在王重民之前，有幸得见被伯希和窃至法国的敦煌经卷的中国学者们不被允许拍照或抄录，只能靠着记忆默写下经卷内容，中国敦煌学研究的推进，因而举步维艰。而王重民凭借自己优秀的外语能力、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刻苦研究学问的精神，成为第一个获得伯希和认可，帮助编写敦煌卷子目录、获准随意拍摄敦煌卷子的中国人。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白化文教授曾估算，从1934年到1939年，王重民每天至少需翻阅五六卷敦煌经卷，并作详细记录，其尤重要者甚至全文过录，其用心之专深，收获之宏富，鲜有望其项背者。

6年，他们拍摄敦煌文献1.3万余张

期间，王重民又赴英国伦敦，翻阅被斯坦因劫掠、存于伦敦博物馆图书馆的敦煌卷子。因频频奔走于巴黎、伦敦之间，王重民为儿子取名“黎敦”，但这两大国际都会的繁华喧嚷从不曾令他沉醉，那些洇染着厚重光阴气息的泛黄卷轴，才是他心之所归。

“搜幽剔佚”于浩瀚敦煌遗书，如于暗夜中擎起灯火；由一灯如豆，渐至于朗照辉映，非一时一人之力可成。王重民深谙此理，便着力汇集更多学者之才智，著名学者姜亮夫踏上其研究敦煌学、音韵学的治学之路，很大程度上渊源于此。1935年,姜亮夫赴法攻读博士学位，在巴黎见到王重民，并在他的鼓励下加入研究敦煌学的行列。为此，他甚至放弃了从巴黎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

这个行列，当时在欧洲只有三个人：王重民、向达和姜亮夫，后皆成学术巨擘。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为之一变，在异国尘封了数十年的中华瑰宝，也终得重绽光辉。

身居异乡，王重民一直牵挂着故土。七七事变之后，为免典籍落入敌手，北平图书馆将所藏善本书三百箱暂存至上海法租界。后来，法国在二战中暂时失利，法租界随时有被日军占领之危。当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负责整理中国善本书的王重民，于1941年2月，由华盛顿绕道香港，再由香港抵达上海，希望把这批古籍运往美国寄存。

“及抵沪，见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处，小巷口皆不许通行，大街亦堵截其半，仅留车马与行人过路，初睹此状，能不惊心”。彼时上海局势紧张，城市大半遭到封锁，海军亦被日军监视，因此偷运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恐有性命之忧。

袁同礼遂决定让王重民从三百箱书中甄选出最珍贵的典籍。王重民不顾自身安危，每天潜入法租界，将三百箱书一一打开，精挑细选，花费三个星期，从6万册书中挑选出2700余种，近3万册最珍贵的善本书装满一百箱，几经辗转，运至美国。

从1934年被派往国外到1947年从美回国，王重民先后在法、英、德、意、美等国度过了手不释卷、笔不停挥的13年。13年间，他遍访各大图书馆，拍摄了三万多张敦煌遗书和其他古籍的缩微胶卷，带回祖国。

书斋守清寒，“冷庐”著文章

这冷，不是对社会、对人生对他人的冷漠，而是对名利的冷淡，对困难的冷静，是耐得在冷门学问的长途中寂宽清冷的前进。

王重民自号书斋为“冷庐”，在其幼子王平的记忆里，父亲终日伏案奋笔疾书，偶尔不在桌前，便是在煮茶，写字总是极快的，茶又总是极苦的。

王重民日不离手的，是一支陈旧的派克钢笔，积年书写之后，钢笔早已不能吸水，他便将它当作蘸水笔，用来书写文章。书桌上还有一方很小的砚台和一块朱砂墨，王重民会用毛笔蘸了朱墨，修改手稿或批注书籍。

王重民一生所著专著15种、编纂19种，连同《著述目录》中未收论文近200篇，正是用这派克笔和朱砂墨兢兢业业而成。其所著作品于形式而言，涵纳普通书目、著述考、艺文目、专门文献索引等种种类别；内容上则几乎涵盖所有社会科目，包括部分科技科目，其学问之宏富，可见一斑。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老子考》。王重民幼年时即喜读《老子》，师从袁同礼学习图书目录学后，“乃发愤先为《老子考》”。《老子考》体例完善、以时为序；详著存佚、分类精当，王重民曾自谦称之为弱冠稚作，但其学术影响颇为深远。中国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姚名达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指出：“专门考究一书之版本者，有王重民之《老子考》，实为最早之杰作。”

最能代表王重民编撰古典目录书的实践精神的，则为《中国善本书提要》遗稿。这部巨著，是他尽十年之功，收中外图书馆善藏4000余种，积稿近200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王重民身故以后，妻子刘修业竭尽心力，终为之成书。《提要》详述渊源，全面反映了华夏典籍的存亡情况。在写作时，王重民充分尊重前人结论，同时不拘泥于旧的见解，将著录有失者一一纠正。他的生前好友、著名学者傅振伦、杨殿珣、谢国桢三人为之作序，叙述成书始末，评论该书价值；杨序正面肯定其“不惟其数量之多超越前人，即其在质量方面与编写方法上，亦独有特见，发人所未言”。

王重民一生著作宏富，非举例一二所能代表。他的《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一书是中国目录学史研究集大成的著作，打破了“大多数人以解说书目本身为对象，少有思想、理论、观点、学派等方面广泛而深刻的阐述”的传统窠臼，大大充实了中国目录学思想史的内容，“使目录学真正成为了读书治学必须具备的致用之学”。

在敦煌学方面，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和《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更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出版之初即为学界所注目，为后学们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曾指出：“合中外学人综合来看，其中无疑以王重民先生的成就最大。他编纂或参与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古籍叙录》，一直到今天，仍为学界所利用。”

一片丹心育门生

我国自汉代设立太学，为官设最高学府；从隋到清，这种最高的教育机构，通称国子监；清末废科举，设京师大学堂，其地位仍与古代太学、国子监一脉相承。北京大学前身为京师大学堂，我们在北大设图书馆学系，培养人才，其素质就应该“大”字加上“一点”（太）吧！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大图书馆馆长办公室门前的廊子或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办公室门口，常常能见到三五个穿着布大褂的中年人，身旁放着一个布包，他们是送书到学校以供拣选购买的旧书市伙友，而他们的常客，一个是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另一个是时任北大图书馆学系系主任王重民。两位先生曾于1930年代一同被派往欧洲，而后又同时受聘于北京大学。

从无到有创办一个全新的图书馆学系，王重民耗费了大量心血。

他亲力亲为，遍请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名家来系教学、科研，如参考咨询专家邓衍林先生、图书馆学专家刘国钧先生、西方图书馆事业专家夏国璋先生等；为使学生们能充分学习，他又制定教学计划，站在领域前沿，开设许多课程，如中国目录学概论、参考资料与参考工作、历史书籍目录学……他开设的《中国工具书使用方法》至今仍为诸多高校设置的必修课，足见其远见。

白化文教授回忆向王重民求教时，他总是旁征博引，使人有如入宝山之感。王重民学问广博，几至无所不通，“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其中缘由，大约要归于他的爱书。王重民常去逛琉璃厂旧书市，每每得了新书，爱不释手，来回翻看；若是平装书，就用粗钢笔竖着签上“王重民”三个字，若是线装书，便盖上王重民读书的印章。

1959年，王重民一家搬入未名湖东侧的十公寓。当时十公寓住有宗白华、刘国钧、邓广铭、周辅成、黄子通、宿白等，堪称名流荟萃。

王重民将书悉数搬入后，书房、客厅、卧室中尽皆是书，从地面一直排到屋顶。住在3楼的教授林超，住在2楼的张仲纯教授担心楼的承重问题，胆战心惊，后经由学校与邻居的协商，把一楼公用的存放自行车的房间分给了王重民存书。不久，这个自行车房也被装满了书。由于书摞得极高，清扫工作便交给了年幼灵活的王平，每每清扫整理，拂去尘埃，王平总要疑心书页之间可还夹杂着清朝的尘土。

站上讲台，面对学生，这些汗牛充栋的著作，被王重民化作滋润后学的汲养。凡是他开的课程，一般都有讲义，他常常不辞辛苦，边写边讲。高足们说王重民“讲重点、难点，讲近期研究心得……往往是发前人所未发，启示后人之所思”。

辅导学生，王重民亦百问而不厌，常常“滔滔不绝，倾筐倾箧而出，似迫不及待，想要将自己所学注入学生脑中”。曾受教于王重民的陈文超从北大图书馆学系毕业后，开始撰写四卷本的《中国图书通史》，并将写完的书稿寄给王重民审阅。这一多达十一册，30余万字的书稿，王重民均细细看过，有错漏处，用朱笔一一标出；不但如此，他还写了一封16页、长达4600多字的亲笔信，在充分肯定学生的同时提出许多指导性意见，并寄回一批论文和书籍作参考。

王重民十分注重年轻教师的培养。据学生朱天俊回忆，他初次讲课，老师要求他尽可能阅读参考资料，进行实地调研，编写讲义，写出提纲后进行试讲，通过后才能对学生授课。课后，还要及时听取学生意见并进行总结。王重民把课堂看作神圣的殿堂，图书馆学系良好的教学风气在他的亲力亲为之中，得以承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