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正式通过将满一周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各国曾合力搭起这个框架，试图设立核心目标，来扭转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

地球表面积的约70%是海洋，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面临着极为艰巨的挑战。当人们意识到，需要通过相关措施来推动海洋保护取得成效时，一个时间概念出现在了“昆蒙框架”里。“到2030年，至少30%的海岸带和海洋区域要得到有效保护（30X30海洋目标）。”

当前，时间窗口进一步压缩，缔约方各国正朝着目标追赶。在近日举办的2023年海洋保护地（MPA）监测与评估学术研讨会上，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副所长王宗灵表示，一些实践证明，海洋保护地是有效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措施。

9月10日，浙江玉环，干江镇养殖户抓住有利时机，将紫菜苗运送到海上种养。近年来，当地加大沿海环境的治理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变化明显。图/zdmphoto/IC photo

海洋保护地成生物避难所

早在199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通过了《海洋生物保护法》，这是美国第一部海洋生物保护法。其目的是保护海洋生物和栖息地、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自然遗产。

此后，该地区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由海洋保护地组成的水下公园网络。网络包含了沿海百余个划定区域，这些区域代表着重要的栖息地，区域之间通过洋流实现生态链接。

到了2010年，“爱知目标”诞生。在当年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上，关心海洋的专家学者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到2020年保护全球10%的海洋这一目标，要怎么实现?

一些国家开始着手海洋保护规划事宜，并许下承诺。2014年，法国设置珊瑚海自然公园，使保护区占其总海洋面积的比例由4%增至16%。2018年，英国政府决定，计划到2020年，在海外领地创建4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保护区。2021年，法国承诺，到2027年5%的地中海海域将受到强有力的保护，面积是当前的25倍。

全球海洋保护目标已成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的关键指标。在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张洁清看来，海洋保护不断被提上议事日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海洋所面临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挑战已经不容忽视了。

实际上，不仅事关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环境保护，建立海洋保护地也是各国海洋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的核心问题，关乎国家海洋权益和未来发展。

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海洋保护地数量已经达到18000多个，占全球面积的8.1%。海洋保护地的建立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的周围。此外，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在南极建立了第一个海洋保护区，这也是全球首个完全建在公海的保护区，面积达9.4万平方公里。

从目前的数据看，我国海洋保护地有271处，多分布在近岸区域。2022年年底，国家林草局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遴选出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其中陆域44个、陆海统筹2个、海域3个，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公里。这里提到的2个陆海统筹和3个海域拟建国家公园，将是未来海洋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涉及海洋的保护地类型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和海洋特别保护区四类。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还有些坐落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我国通过建立的海洋保护地来保护海洋濒危物种、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洋生态系统、海洋自然遗产和其他海洋资源。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林林介绍，海洋保护地是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避难所，为落实“30X30海洋目标”，目前全球海洋保护地大型化发展趋势明显。

6月13日，广东湛江，金牛岛红树林片区郁郁葱葱，海中沙洲的树上白鹭翔集。田雨昊 摄/IC photo

套用国外评估框架有些“水土不服”

海洋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海水流动增加了海洋管理的难度。对于一些深不可测的海底区域，其研究难度也更高。因此，监测与评估是海洋保护地工作的重要一环。

不同于陆地生态，海洋保护地类型背景信息较少。上个世纪末建立的保护区，通常采用先划后建模式。“以东海的大部分保护区为例，保护区到底有什么成效？管理到不到位？这个情况我们还不太清晰。根本原因是我们在保护区管理的及时评价和反馈机制等方面的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副研究员曾聪说。

业界不少专家认为，监测和评估结果可以精确地反映出海洋保护地中保护对象的直接威胁、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管理计划和目标的实现、保护管理措施是否有效，从而更好地进行动态调整和适应性管理，促进海洋保护地对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

我国海洋保护地的监测工作是随着我国海洋监测事业的发展而来。早期，监测工作和保护地管理工作相互融合，调查人员把精力放在水质目标、物种数目和丰度指数的分析上。2013年后，国内开始针对珊瑚礁、红树林等典型生态系统进行系统调查，添加了健康评估指数，并同时开展了海洋保护地的监测。再到后来，一些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出现，让监测内容更为科学。

海洋保护地监测的对象都有哪些？赵林林告诉新京报记者，主要分为生态系统类、濒危保护物种类、自然景观遗迹类三大类。调查人员会监测物种生活状况、栖息地生物量以及范围面积和完整性等内容。

针对濒危物种，要用到卫星信标监测技术。例如一些海龟和斑海豹身上会被“注标”，专家通过信标的反馈信息，来分析物种在生态区域内的洄游通道，从而找到重要生境分布的时间节点，提出管控和保护建议。

当前，专家也在尝试做环境DNA监测，这类技术是为了缩减科研成本。“观测哺乳类动物的成本较高。有时候你坐船花上10天，都看不到几只要找的动物，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取生物遗留在环境里的DNA进行检测，也就大概知道这些生物的分布情况。”赵林林说，未来的海洋保护地监测将走向空天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

海洋保护地评估主要分为生态成效评估和管理有效性评估两种，我国在成效评估方面已经开展了一定工作，而后者的研究报道则相对较少。管理有效性评估，是指对海洋保护区的管理行为进行评估。国际上这类评估方法细分为多种，METT评估框架体系是目前采用的两种主流评估手段之一。METT全称为“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可以跟踪保护区管理各环节与目标的差异，为保护区的适应性管理提供建议。

曾聪指出：“在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时，无论是通过现场走访调查还是电话调查，若完全生搬硬套国外的海洋评估框架体系，是没有办法实现我们自己的系统性评估的。”他认为，这些既定的评估框架适用性不够，不能准确反映我们国家自己的特色，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评估框架体系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我国保护区管理工作并提出合理的改进措施。

5月31日，山东荣成，爱伦湾海洋牧场的渔民驾驶船只在海上收获海带，美丽的朝霞倒映在海上，海鸟飞舞，海洋呈现出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图/IC photo

我国需扩大海洋保护地面积

不少专家也指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的管理规定主要是针对陆地自然保护区，很多条款并不适合海洋自然保护区。例如, 海洋开放性和流动性强，难以完全禁止航运等人类活动。

赵林林曾表示，海洋保护地的基础管护设施相对陆地自然保护地略显不足，主要体现在大部分海洋保护地没有管护办公用房、管护设施和船只等设备, 因此没有能力对海洋保护地进行有效管理和看护，一些海洋保护地基础设施和管护条件较为落后。

对于任何一个保护区来说，人力、物力的投入都是核心因素。曾聪告诉新京报记者，无论是自然保护区还是特别保护区，投入多少资金和时间以及地方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程度等，影响着海洋保护地管理的有效性。“建设海洋保护地永远少不了的（一条）建议，是增加投入。”

还有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如何去平衡发展与保护。张洁清表示，“昆蒙框架”的行动目标还提出，要确保决策者、从业人员和公众能够获取最佳现有数据、信息和知识，以便指导实现有效的生物多样性综合参与式管理。在这方面，加州经验（上文提到的海洋保护地网络）可以为我国海洋保护地的建设和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今年，加州完成了对过去10年海洋保护地网络监测数据的回顾。结果表明，监测实现了预期价值，同时证实了海洋保护地可以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生态效益。其网络可以为数量更多、体积更大、寿命更长的鱼类提供庇护所，甚至显示了气候适应的特征，这些都可以促进生态系统健康。

当然，在参考借鉴的同时，我们还要结合更多的实际情况。比如，我国虽然初步形成了由南到北的海洋近岸保护地网络，但海洋保护地在空间分布上并不均衡，特征是近岸多、远海少，且我国海洋保护区规模较小。

赵林林认为，在分析现有海洋保护地空缺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增加各类海洋保护地数量、扩大远岸区域海洋保护地面积，构建合理有效的海洋保护地网络体系。

2018年，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交由国家林草局统一管理。新京报记者从权威信源获悉，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工作正在开展中，整合优化前，涉海的各类自然保护地有352个，海域面积9.3万平方公里。整合优化后，其海域面积或有所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12月9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举办期间，我国宣布牵头发起一项“昆蒙框架”实施倡议。该倡议的提出是为了推动“昆蒙框架”的全面落实。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陈静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