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边村的早晨，比其他村庄来得更早，凌晨两点多，早起割橡胶的村民就走出家门，沿着山路在黑暗中前行，散入满山的橡胶林里。

河边村的早晨，也比其他村庄来得更晚，上午十点多，太阳驱散山间的云雾，一栋栋棕色木墙、蓝色屋瓦的瑶族民居才露出真容。

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的河边村，是一个边境上的瑶族村庄，也曾经是一个深度贫困的偏远村，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和他的团队第一次来到河边村，随后常驻在这里，在县里发起成立公益机构小云助贫中心，和村民一起改造村庄，打造新产业、摆脱贫困。

近十年后，曾经的深度贫困村，已经成为远近知名的美丽山乡。2023年10月，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公益机构负责人齐聚这里，召开第十届西部社区服务创新公益论坛，观摩这个从助贫到振兴的典型公益案例，也探讨了乡村振兴时期，公益组织在乡村应该如何参与。

10月22日，云南勐腊县，清晨云雾笼罩的河边村。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热带雨林中的深度贫困村

从勐腊县到河边村，一路穿过热带雨林中的山路，汽车要走两个小时左右，最后一段进村的山路有七八公里，只容一辆汽车通过。

十多年前，这条路还是一条土路，是制糖厂的人为村里修的，方便把村里收购的甘蔗运出山。

甘蔗曾经是这个边境村庄的主要经济作物，但收益并不好，热带雨林中野象成群，每年都会准时来村民的甘蔗地里“就餐”，毁掉村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

河边村是一个村民小组，它所在的行政村有17个小组，散落在云南边境上无边无际的雨林中。大部分村庄都和这个村庄一样，在漫长的时间里，陷入深度贫困的困境。

在更早的时候，村里甚至没有一条通向外界的路。河边村小组党支部书记邓林国还记得，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他和村里的孩子们，每天早晨穿过雨林，一路翻山越岭走到学校，晚上又走回来。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董强是李小云团队的一员，在第一次进入村庄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茅草屋和泥泞组成的村庄，村民家里没有厕所，没有养牲畜的圈，人畜混居，卫生很差，“全村只有一个旱厕，大部分村民上厕所，都是走到野外就地解决。”

昔日的河边村，全村只有一所旱厕，村里很少有人外出打工，村庄陷入结构性贫困之中。受访者供图

李小云教授团队住进村里之后，进行了一次深度调研，对村庄的现状进行分析——为什么贫苦？怎样脱贫？调研的结果显示，村庄的贫困，是一种结构性贫困。和中国当时大部分村庄不同，这里的年轻人很少外出，大部分都留在村里。但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在村里，初中毕业就算是“高学历”，同时，长期使用瑶族语言的他们又不会说普通话，很难外出打工。

“这个村庄没有一个富人，大家同样贫困，整个村庄处在结构性贫困的处境中。”在村里完成博士论文的高明写下了村里的情况：村民人均收入4000元左右，可人均负债却达5000元。疾病是村民最大的敌人，而山区落后的医疗条件又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改变贫困的一场公益实验

2015年，李小云教授基于中国农业大学的支持和小云助贫中心筹集的社会资源，尝试以公益助贫的方式，为这个处在“结构性贫困”中的山村，找出一条摆脱贫困的道路。

2015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打响，政府、企业、社会，几乎全部领域的力量都在向乡村倾斜，过去一直偏向乡村工作的公益力量和组织，如何在大时代中，重新找到自身的定位？

“政府、企业、社会，三者的角色和关系，在过去一直在学界所讨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晓毅说，“但实际上，在我国，这三者的关系从来不是对立或者博弈的，而是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这种结合和促进，变得尤其重要。”

在河边村，李小云教授团队设计了一条改变乡村的路径，结合村里的居住特点、瑶族的民族特色、产业现状、自然环境等，团队的第一个项目定为“瑶族妈妈的客房”，第一步是改造民居，建成瑶族特色的木结构小楼，在小楼中嵌入现代化客房，有一切现代化的居住设施。建成后的“瑶族妈妈客房”，可以吸引游客，为村民带来收入，同时也带来山外的观念、习惯、生活方式等，更进一步的，还有山外的发展资源。

几十年来住在低矮阴暗茅草屋里的村民们，想象不出高大明媚的瑶族式建筑是什么样的，甚至李小云教授自己设计出效果图，在投影仪上放给村民看时，村民们也不相信。

“村民们其实有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董强说，但这种需求如何实现和满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其实，住了半辈子木房子的村民们，更向往砖房，包括邓林国也是如此，“我自身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最终放弃了盖砖房的想法，改为盖木头房子。”

“改造重建的河边村，虽然仍然是瑶族风格的木结构房子，但实际上完全不同。”董强说，“村里的房子，过去都没有窗户，大白天也是黑漆漆的，改造后的，有了宽敞明亮的窗户。原来没有厕所，每家改造后都安装了现代化的卫浴。既是为了方便游客，也是为了改变村民们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

2023年10月22日，改造后的河边村。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三方参与的新型乡村建设

在这场实验中，村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而非政府，也不是公益机构。

邓林国告诉记者，小云助贫中心为村里请了一位建筑师傅，指导和带领村民们建房子，捐助了门窗等装修材料，政府提供了低息贷款和改善房屋的补助，而真正盖房子的，都是村民自己，每家每户盖多大，盖几层，都是村民自己决定。

“政府主导、大学及公益组织参与、农户为主体，这是李小云教授团队在河边村实验一开始就确定的原则。”董强说。

河边村全村61户人，常住的有55户左右，最终，第一批30多户人完成了改造。木头就地取材，从村集体保留的林场中取得，林场距离村庄很远，也没有路，村民们合力伐木，在汛期将木材放入河里，顺水流到村里。

许许多多原始而朴素的方法，都在河边村的改造中重现。比如村民的互助，盖房子是个大工程，只凭一家人之力几乎不可能完成，“每家盖房子，都是全村人一起干，不要工钱，互相帮助。”邓林国说。

对河边村来说，新房子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新的业态。传统的甘蔗种植，受到野象的影响，收益很少，新业态给村庄带来了新的收入渠道。

10月20日晚，游客们在河边村的瑶族民居中用餐。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从第一批客人入住开始，团队的老师和学生们，教村民们如何为游客提供标准化的服务，从洗毛巾到开餐厅，每一个细节都要教无数遍，更重要的是，如何让村里的村民们，真正和现代生活衔接，并学会经营自己的产业？

“在经营方面，我们帮助村里成立了合作社，教他们用电脑，上网发布民宿的信息，建立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机制等。”董强说。

团队的成员们，希望村民们真正能够学会在市场中获得收益的本领，但这对许多没有上过学甚至不会说普通话的村民来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从2015年到2017年，3年中，李小云教授和团队成员每年有八九个月在村里，2018年，村里的客房稳定运营之后，驻村时间才有所减少，但每年驻扎在村里的时间也超过半年。

更艰巨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公益的本质是扶危济困，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公益组织在乡村积累了大量经验，也留下了许多难以磨灭的痕迹，尤其在乡村教育、医疗等方面。

然而，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这些公益组织擅长的领域，基本上被政府兜底工程所容纳，两不愁三保障，涵盖了乡村居民最基础的需求。公益力量还能做什么？

在河边村，小云助贫中心和中国农大的师生们，选择了帮助村民建立发展的内生动力。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远不是建起房子、成立合作社、打造新业态那么简单。

10月22日，邓国林在河边村讲述十年来的变化。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

邓国林经历了河边村十年来的全部变化，也经历了合作社经营模式的多次更改。“最初的时候，合作社采取大锅饭的方式，由合作社接单，村民提供服务，最终统一分配，但后来发现不行，打扫客房、提供服务等，做不做都一样，做得好坏都一样，村民缺乏积极性。后来改成五五分成，住在谁家，谁才有分成，服务不好的，就不安排客人入住了。一开始这样的模式还可以，但后来我们又发现，一些村里的公共活动，比如篝火晚会、农耕体验、民族舞蹈表演等，村民们不愿意参加，因为没有收入。再后来，我们又调整了收益分配的模式，结合了前两种方式，但目前仍不算成熟，可能还需要调整。”

河边村距离城市很远，市区居民节假日旅游的人数并不多，同时也很难给村庄带来较多的收益。村里更多接待的是团体游客，比如夏令营、会议、团建等。而这样的模式，对服务的要求其实更高，一次不佳的体验，可能会让村里失去一个大客户。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要有自己的特点，形成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案，并开展坚实的工作。”王晓毅说。而对长期驻村的小云助贫中心团队成员来说，这套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形成，“在乡村，真正困难的是各种细枝末节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影响着全盘计划的实施。”董强说。

10月21日，在河边村举行的第十届西部社区服务创新公益论坛，董强讲述“河边试验”的故事。受访者供图

让农民满意是公益的目的

38岁的聋哑人盘萨涅，家里有一间小客房，2016年，盘萨涅丈夫和儿子先后去世，只留下她和小女儿。

这个缺乏劳动力的家庭中，客房成为了她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从2017年4月开始运营，盘萨涅家的客房，每年可以为她带来1万多元的收入，同时她还种点玉米，养猪和鸡，房前屋后，也会种点水果蔬菜。

对小云助贫中心的团队来说，他们为村庄设计了新的业态——瑶族妈妈的客房，但不希望这是唯一的业态。村民们还有更多的产业，包括餐厅、旅游、种植、养殖等。

邓林国告诉记者，2015年左右时，村里就不种甘蔗了，在此前已经开始种植的橡胶，成为了村里的主要的种植产业，此外还种了一部分芭蕉，但芭蕉同样受到野象的侵袭，收益不高。村民们还在流过村庄的小河里放养鱼苗，这些鱼和村民们种植的蔬菜水果，为村里的餐厅、旅游增添了新的元素。

2016年，在深圳打工的周志学回村帮家里盖房子，随后加入了村里的雨林瑶家文旅专业合作社，在小云助贫中心的项目支持下，他承担起了合作社重要的管理职责。他和合作社团队成员共同开起了一家餐厅。

2019年，整个村里的旅游收入，达到了130万元左右，成为仅次于橡胶的第二大收入。2023年，到10月份，客房和餐厅的收入超过了50万元。

邓林国相信，未来的收入还会更高，而河边村，也在不断地改造和提升，村庄美化、客房升级，从被动地接受改变，到主动开始尝试改变，他们用了近十年。邓国林觉得，未来的十年，会更好。

“河边村的试验，是通过对乡村全方位导入现代理念，来促进其内生性治理能力的提升。”董强说。

在董强看来，这是乡村振兴时代，公益力量一种新的探索，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助力模式，“小云助贫没有资金，没有行政权力，只有一个不断成熟的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一系列执行逻辑和方法，但最终的问题，是建立起与基层政府和村民的沟通机制，以协商的方法，为乡村带来新的活力，让农民有持续的获得感。公益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也是如此，农民认可了、满意了，公益的价值就实现了。”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