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四湖生态治理专案再次成为典型案例。在9月20日举办的以“生态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到访的全国人大代表、法学专家、“益心为公”志愿者披露了更多案件细节。

一起案件

“2021年4月8日，最高检决定直接立案，调用四省检察官办案，助力地方政府携手治理，推动解决了流域边界污染、煤矿污染、船舶和港口污染等问题。”活动中，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专门向大家介绍了南四湖生态治理专案。

南四湖流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仅核心湖区南北长度就达到了126公里，面积达到1266平方公里。这么大的水面，怎么去发现最为严重的污染点？找到了污染点，怎样才能完成实地勘验取证的调查任务？

活动中，最高检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杨柳提到了高效办理这起专案的关键——卫星遥感影像技术。

2020年，最高检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携手合作，探索利用国家的卫星遥感影像技术辅助办理环境资源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构建“天空地一体化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平台”。“专案一开始，我们就着手组织遥感技术专家团队，对南四湖全流域的严重污染点开展地毯式大排查。”杨柳说。

9月20日，最高检工作人员分享南四湖生态治理专案的办案过程。 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摄

她介绍，用卫星的“千里眼”俯瞰南四湖，首先通过可见光遥感数据对南四湖整体情况做初步研判。“正常水体颜色应该呈清澈的绿色，但当时从影像上看，南四湖流域大部分区域尤其是南部区域颜色较深，说明水质较差。”

此外，根据叶绿素近红外反射峰平台效应，识别出水体富营养化指数偏高，已经超标甚至是严重超标；通过水体纯净度光谱吸收反射特性，发现南四湖水质较浑浊；通过目标多光谱反射峰特性对比法，分析出南四湖流域北部黑臭水体较多。

“结合这四个维度，技术专家很快识别出湖区黑臭水体以及严重富营养化的污染点500多个，并详细标明了污染水体的经纬度以及相应面积，为检察官办案提供了精确的位置指引。”杨柳介绍，在办案过程中，四级检察机关还运用无人机和快速检测、检验鉴定等技术核实和固定了证据。

然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地方还曾设法对抗办案组。张雪樵提到，地方在接待专案组时称已经有效治理了南四湖污染，并给专案组安排了检查路线。当专案组绕开地方安排后，仅在数百米远的地方就发现了黑臭水体，更远处有的地方甚至不堪入目。

最终，根据调查发现的问题，由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和四级检察机关组成的专案组共发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237条。检察机关共立案205件，包括行政公益诉讼185件、民事公益诉讼20件，治理黑臭水体480处，清理污染和违法占用的河道275公里，拆除沿湖违章建筑、违法养殖1621处，督促损害赔偿金17亿余元，督促相关地方政府开展了南四湖公益诉讼综合治理。

“短短不到一年，南四湖水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2022年2月10日举行的南四湖专案互联网直播听证会上，第三方专家团队将办案后2021年10月与办案前2020年同期的卫星遥感监测数据进行对比，线上1200万名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了案件办理的成效。”杨柳介绍。

一组数据

“2017年7月至2022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40万余件，占全部案件总数的52.3%。通过办案督促恢复被毁损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790万余亩，回收和清理各类垃圾、固体废物4700万余吨，追偿修复生态、治理环境费用102亿余元。”开放日活动上，最高检第八检察厅副厅长徐全兵分享了这组数据。

全国人大代表、法学专家、“益心为公”志愿者在体验最高检检委会议事流程。 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摄

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写入两部法律之中，标志着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

徐全兵介绍，近年来，最高检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自觉投入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认真贯彻长江保护法，连续举办四届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论坛，联合公安部、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共同开展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助力长江“十年禁渔”。筑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治防线，制定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18条意见，会同水利部开展“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办案1000余件。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会同最高法发布首个海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开展“守护海洋”检察公益诉讼专项活动，办案4500余件。

“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既惩治违法又修复生态，以检察履职促进治理。”徐全兵表示，检察机关回应群众关注关切，聚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打攻坚战、持久战。2020年起连续三年开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聚焦包括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尾矿污染在内的七个方面问题，办案19.8万余件。抓实重大案办理，从更高层面、更深层次促进环境治理。万峰湖、南四湖水域连接多省，上下游、左右岸治理不一，污染多年。最高检直接立案，四级检察院形成合力，助推地方政府联手共治，最终再现了一湖碧水。

此外，检察机关践行恢复性司法，最大限度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综合采取损害赔偿、增殖放流、补植复绿、异地修复、劳务代偿、技改抵扣等多种方式，督促做好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一些建议

在肯定检察公益诉讼切实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部分人大代表、专家学者也提出了建议、表达了期许。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阎建国建议，检察机关要更加重视检察建议书的作用。“检察建议书的作用，我认为是非常大的。如果检察机关及时发现问题，并制发检察建议书，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及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将会实现更好的司法效果，更好推动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法学专家、“益心为公”志愿者在参观最高检院史展览室。 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摄

此外，阎建国认为，检察机关应该积极探索推广利用大数据、卫星遥感影像技术等高科技现代化手段。“现在最高检层面对技术的运用能力比较强，如何推动四级检察机关尤其是地方检察机关有效利用高新技术助力办案，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6年多时间，检察公益诉讼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涉及个人利益公民可以直接去起诉，但是涉及公共利益时，以前经常出现没人管的情况，检察公益诉讼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灿发指出。

下一步，检察公益诉讼应该如何向前走？王灿发认为，首先要进一步加快公益诉讼法的立法工作。其次，应该探索气候变化检察公益诉讼。“碳达峰、碳中和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目标，在这方面检察机关应该发挥作用。现在一些地方弃风、弃水、弃光的现象比较严重，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辛辛苦苦投入了很多，还建了很多水电站，但因为火力发电比较好管，水力发电、太阳能和风力发电都不太稳定，电网就不收了，上不了电网这些能源就被放弃了。现在已经有社会组织提起这方面的民事诉讼了，但是行政部门管理方面，如何监督应该考虑到。”

今年9月1日实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将检察公益诉讼纳入其中。清华大学无障碍环境发展研究院院长邵磊提到了家庭无障碍改造。他指出，这不是很宏大的事情，却切实影响着残疾人尤其是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质量。

“但现在问题是政府补贴到位，甚至还有慈善捐赠和助力，在工程技术上也不是什么难题，但基层部门不愿意去推动。门槛看似不高，但是大家都有惰性。”邵磊指出，针对这种隐性的问题，检察机关如何通过公益诉讼介入，通过公益诉讼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完善基层治理模式，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新京报记者 行海洋

编辑 陈静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