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慷仁，非天赋型演员丨人物

新京报记者张赫编辑吴冬妮

2023-07-13 16:26

全明星

“我27岁的时候才入行，基本（社会上）该看的都看了，学会了对人生要负责，对职业要负责。这个很重要。”

你永远猜不到，下一次演员吴慷仁站在荧屏之中，会是什么样子。因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于吴慷仁而言，这似乎是表演最吸引他的魅力之一。

他永远期待着新的角色，把他带到未知的地方。

近些年，在各种各样的台剧中都能看到吴慷仁，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或主角或配角，总是能给观众带来一些惊喜。图片来自其微博

不能松懈

演员不能松懈。任何角色，松懈了就会失误，就演坏了。

奈飞出品的电视剧《模仿犯》改编自宫部美雪同名推理小说，其诡谲的气氛、对人性的深入挖掘，都曾让吴慷仁极为着迷。而这部剧的制片人也是他的伯乐之一，《麻醉风暴》两部曲的制片人曾瀚贤。因此吴慷仁几乎立刻应允，甚至是主动争取，“我和瀚贤哥说，有什么适合的角色，你都可以让我演。”

《模仿犯》由一个又一个案件串联而成，剧中有太多彰显人性复杂的出彩配角，吴慷仁对他们的人生都充满着好奇与表演的欲望。起初，曾瀚贤为吴慷仁安排了配角A。但经过两个月的人物准备后，吴慷仁突然被通知换成了角色B；而后没多久，他的照片又被贴在了角色C的下面。“我可能是对整个剧本最熟悉的。几乎大部分角色我都想过要怎么饰演，甚至梳理出了很多角色的脉络。”

直到开拍前，剧组最终确定，由吴慷仁饰演男一号郭晓其。

郭晓其，一腔热血的检察官，所做所思都是正义凛然，以至于不懂人情世故，甚至有些许偏执。此前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吴慷仁也曾饰演过坚持理想主义的热血律师。但就功能性而言，郭晓其作为男主角贯穿整部剧，从小案子到主线案件，都要靠他来带动。若演员的诠释有些许偏差，观众都无法信服所有故事。“如果他不做某个反应，观众就不紧张，观众就会没有感觉。这对于演员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

包括在表演方式上，吴慷仁也不想重复《我们与恶的距离》——对他而言，即便两个角色的形象、人设都一模一样，但不同的人生因果，决定了他们的行动脉络、逻辑动念不可能完全相同。而他要求自己的表演也必须挖掘到人物的骨肉之中。

《模仿犯》全剧中，吴慷仁饰演的郭晓其总是略微驼背，且不太爱讲话。

例如，吴慷仁很注重郭晓其的眼神。严肃，却不能一直皱着眉头。“当角色有困境的时候，并不是只要皱眉头就能解决的。如果你从第二集就开始皱眉头，第九集还在皱，我相信观众也会审美疲劳。这个角色自然也无法带着观众进入整部剧的状态。”

包括发声咬字，郭晓其说话是有些含糊的，就像被人捂住了嘴巴。“因为他不爱讲话。并不是因为他是检察官，就必须要字正腔圆、抬头挺胸。”郭晓其几乎剧中全程都是略微驼背的；到后期，他也会强烈头痛，会失眠，要靠药物支撑……

吴慷仁在片场和导演商量最多的就是如何帮这个角色加一点儿肉，加一点儿血，让观众更相信其行为的支撑点。“郭晓其有太多面向了，是非常难演的角色。”吴慷仁在拍摄《模仿犯》的几个月中，对每一场戏都斤斤计较、小心翼翼，每一天都保持高度的精神紧张，“演员不能松懈。任何角色，松懈了就会失误，就演坏了。”

单纯的演员

“演戏到了一个阶段后，它不再是我拿来赚钱混饭吃的（手段）。”他希望自己能像年轻时一样，做名单纯的演员。

时间追溯至2015年，吴慷仁第一次与曾瀚贤合作时，刚步入而立之年，开始自己主理经纪工作，尝试了许多作品却都难以满足他对角色突破的渴求。而当他看到《麻醉风暴》的剧本以及叶建徳的人物介绍后，直接就和第一次见面的曾瀚贤以及导演毛遂自荐。

吴慷仁说，演员往往和角色个性有连接点或吃力点，才会如此被吸引。《麻醉风暴》中的叶建徳是一位“逆行者”，宁可放弃医生梦想，在理赔保险行业蛰伏多年，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揭露医疗体制下的肮脏交易。而彼时，吴慷仁摸爬滚打多年，内心也似乎有着一把火，对于工作的不满足，对于生活安逸和单调的憋闷，让他的内心也聚了一股“气”。

仅仅是看了《麻醉风暴》的剧本和角色介绍，吴慷仁就向第一次见面的制片人和导演毛遂自荐，因为他太想演这个角色了。

“这个角色你们给我演，我明年就可以上（领奖）台，让这个角色被看到！”当年，他曾如此自信地向曾瀚贤承诺。“那时候很幼稚（笑）。”如今吴慷仁回忆。但他也没有食言，一年后，该剧收割四大奖项，其中就包括吴慷仁所斩获的“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男配角奖”。

八年过去，已于业内外载誉无数的吴慷仁，理应不再需要“毛遂自荐”，无论是剧本选择、创作，甚至片酬上，都应具有更多的话语权。但他却希望自己还能像年轻时一样，一直做一名单纯的演员。这也是为何多年来，他没有签约经纪公司和经纪人，自己事无巨细地负责所有工作，包括看剧本、选通告、商议拍摄周期、洽谈片酬，甚至为自己当司机。他的表演事业也因此变得自由。他可以演一部戏，只为了帮老朋友一个忙；有时遇到喜欢的故事或角色，戏份多或少都可以不考虑，就像年轻时接演独立制片、学生制片的作品，没什么钱，只为学到一些经验。

“一些演员可能会把演戏当做工作的全部，斤斤计较片酬、计较工时。但我觉得演戏到了一个阶段后，它不再是我拿来赚钱混饭吃的（手段）。我现在也有一些商业代言，那才是让我赚到钱的东西。演戏上我就可以单纯看到一个剧本很喜欢，即便它不是大成本制作、没有演员费用，这些对我而言都没关系。可以比较任性，保持以往舒服的状态。”吴慷仁说。

50份工作

那些“经历”对他来说都只是生存手段而已；实际上，每一刻他都在为房租、三餐、电费、水费、电话费而苦恼。

在成为演员前，吴慷仁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

父母离异后，吴慷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生活并不富裕。为了补贴家用，国中（台湾地区的初中）阶段他就开始边读书边打零工。20岁前，吴慷仁曾尝试近50份工作，有时还会同时兼两三份工，从水电箱焊接工、垃圾清洁工，到街边摆地摊、建筑工地打工……

工地的工作枯燥且危险，组板模、垒砖、灌浆、把浆拆掉、再往上垒砖；还要架钢索、钉天花板。大大小小的钢钉被随意扔在地面上，最长的有10厘米，工人即便穿着钢板鞋，踩上去还是会被瞬间扎穿脚背。一次，吴慷仁眼见着钉子扎进鞋里，血像动画特效一样喷射。他也只是若无其事地拔出来，默默到医院打了一针破伤风。早年工地也没有完善的安全措施，工人很少戴安全帽、绑安全带。钢架铺到地面7层，加上挑高，垂直高度实际已经达到14层。他全靠着年轻气盛的蛮劲儿，每天像猴子一样在“钢林”中上下左右来回穿梭。

19岁时，吴慷仁从高雄来到台北，改去一间酒吧做酒保，负责洗杯子、给客人倒水。每打一份工，他都会先观察前辈们如何工作。他发现，真正洗干净的杯子，和海绵摩擦的声音是清脆的、独特的。且从清洗、冲洗，到晾干，每个过程在台面上、台面下，都要精益求精，不能“表里不一”。

洗了半年杯子后，他想要晋升到调酒师，“很心急，但我的基本功又不够。”吴慷仁的英文不好，一开始根本看不懂酒瓶上到底写的什么。那时手机上网也不方便，于是他就把酒瓶上的英文抄下来，回家后用计算机和词典一个词一个词的翻译。

生活阅历丰富的人，演戏也会更具生活感和同理心——这在表演业似乎是被默认的规律。但这个“理论”，在吴慷仁看来，只是一种“理论”，“因为大家多半是看到了成功的人（有这样的经历）才会觉得，好像是这样没错。但我年轻的时候想不到这么多。”反而，过去别人感叹“你的工作好危险、好辛苦啊”“你好多经历哦”，吴慷仁却觉得索然无味。因为那些“经历”对他来说都只是生存手段而已；实际上，每一刻他都在为房租、三餐、电费、水费、电话费而苦恼。

直到如今，走过不惑之年，吴慷仁对自我的认知更加深入，他才开始审视过往20年的经历到底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现在想想，工地的工作其实很累，但年轻不会觉得累。老板也觉得你很好用，然后就带着你学（本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耐性上的磨炼。”而酒吧的工作，大多同僚都是男生，吴慷仁会叫他们“学长”。在强烈的费洛蒙冲撞下，大家的办事方法也很“男人”——做得不好，不用解释，你会被直接推开，由别人上手替你做。“但这个比骂更‘羞辱’。你会更内疚，下一次也会更认真。”酒吧磨砺出吴慷仁很少抱怨的个性：与其去问天问地，不如直接动手去做吧。

成为演员之前，吴慷仁曾做过很多工作，这其中就包括广告模特，也正是因为这份兼职，让他最终成了一名演员。图片来自其微博

这些经历所置换的，也包括让他成为一名演员。

吴慷仁在酒吧工作时也会兼职一些广告模特。某次拍摄，导演让吴慷仁表现出“灿烂的笑容”，但他却只会把嘴打开。现场，导演不留情面地破口大骂。他只能一次次地尝试，一次次地再挨骂，留下拍摄六天被骂五天的无力感。“我（演的）就像是一个笨蛋的笑容，背后是没有内容的。”他十分不甘心：表演这么难？笑，还可以有什么不一样？

多年后，他回忆起那一刻，或许是年少叛逆，也或许是不想再挨骂了，他开始对“表演”这件事产生不可抑制的好奇。他从未想到，就此自己会一脚踏入人生中从事最久，也是最热爱的一份工作。

吴慷仁曾在接受采访时坦言，如果一开始就很顺遂地成了演员，或许他如今会感到迷失，或许半路会“走歪”，至少，无法像现在这样成熟地去面对生活的困境。“我27岁的时候才入行，基本（社会上）该看的都看了，学会了对人生要负责，对职业要负责。这个很重要。”

“乱”接戏

吴慷仁很少许诺所谓“演员不重复”的期许，而是将自我打碎，在多种多样的人物、人性、人生中重组、生长。

27岁入行，吴慷仁已属演艺圈的“高龄新人”。经纪人认为，演员需要多看书，慎选剧本，不应该随便接戏。三年之间，吴慷仁参演了经典台剧《下一站，幸福》，主演爱情电影《河豚》入围新人奖，也证明了该经验之谈的正确性。但彼时，台剧正值由盛及衰的转折期。而后几年，吴慷仁出演的多部作品，不是八点档的同质偶像剧，就是很难被观众记住的配角。眼见过了三十岁，非科班出身的他，逐步陷入经验积累缓慢的焦虑之中。

吴慷仁凭借电影《河豚》入围当年的台北电影节最佳新人及最佳男配角奖。

经济也变得捉襟见肘。有一段时间，吴慷仁的片酬只有一集1万新台币（约2300元人民币）。一部分拿给经纪公司抽成，一部分寄给妈妈，剩下的他还要自掏腰包准备戏服。存款最少的时候，他的银行卡上只有不到2000元新台币（约465元人民币），只能和前辈借钱生活。好在，“苦中作乐”也是他经历多种生活磨砺后，收获的重要生存方式。比如，他总在吃饭的时候随便抓一把零钱，抓多抓少，决定了他这顿吃什么。即便，大多时候他都是啃干面包或者煮泡面。

这样下去似乎是来不及的。于是吴慷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经纪公司，自己出去闯一闯。那时台湾的职场戏、类型片尚未丰富，吴慷仁只能大量见组，遇见没尝试过的、感兴趣的角色积极地毛遂自荐。

在高分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吴慷仁饰演了律师王赦。

从浪漫的霸道总裁、不修边幅的宅男、罹患小儿麻痹的患者、殡葬礼仪师，到后来《一把青》中潇洒倜傥的飞行员；《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热血律师；《华灯初上》中“男扮女装”的酒吧老板……从业14年，吴慷仁很少许诺所谓“演员不重复”的期许，而是用表演将其铭刻于自己的每一个角色之中，不断将自我打碎，在多种多样的人物、人性、人生中重组、生长，最终化作属于演员吴慷仁的能量。

前一阵，有朋友突然传来一张他过往的作品列表，他才发现，原来自己竟然“胡乱”演了这么多戏。“但我觉得挺好的（笑）。”吴慷仁笑称，“接比较多的戏，第一可以赚到我的房租，第二我也很想突破，去学到很多经验，多（在不同的作品里）感受自己需要什么，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你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延展性这么大。”

笨办法

“当知道，稳稳地演，就能解决这场戏或者这个角色时，我就偏不。”

《模仿犯》曾用这样一个案件展现郭晓其的个性。

“母亲”被杀，“儿子”成为犯罪嫌疑人。为了验证“儿子”是否有作案时间，郭晓其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办公室通宵四日，把“儿子”案发时尝试通关的游戏玩了几百遍，记录下每一次通关时间。很多同僚在背后说他笨，不懂变通，但这完全没有影响他追求真相的执拗。

在这个层面上看，吴慷仁和郭晓其似乎是同一类人——吴慷仁自认并非“天赋型演员”，而是“苦工型演员”，总是擅用一些“笨方法”。

出道至今，每一场戏，或大或小，吴慷仁都会付出远超“百分之百”的认真。2014年，他主演了小众客家剧《出境事务所》，几乎所有台词都是客家话。那时他白天拍戏，晚上就听老师录下来的客家台词。很多早晨他都是被耳机吵醒，忘记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从完全听不懂客家话，到可以把台词倒背如流。

在2021年播出的台剧《华灯初上》中，吴慷仁大胆尝试了一个酒吧“老板娘”的角色。

《华灯初上》中吴慷仁饰演的“宝宝”戏份并不多，但每一场戏都将“男扮女装”的酒吧“老板娘”演绎得细腻且行云流水，被观众封为“演技教科书”。“就算是配角，我准备的时间也并不会比主角短。”吴慷仁表示，拍《华灯初上》前他曾经一个人在镜子前不停练习“搔首弄姿”；请老师教他如何穿女士高跟鞋走路、跳舞。每次上完舞蹈课，他的小腿都比跑完20公里还要酸痛。他也找了和角色类似的朋友聊天、吃饭、喝酒。剧中宝宝的台词“胡子长出来啦！”就是吴慷仁从朋友那里学来的玩笑。

剧本往往只会为主角塑造人生，而配角只有“戏份”。但吴慷仁在饰演每一个角色前，都会为其搭建起剧本外的完整人生。“他为什么会养成某一个习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都是有因果的。演员在抓角色的时候，都在想是否可以生出新的面向。我总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他们’的以前。你不能让一个角色就是白纸黑字，没有灵魂。”

当然，在当下的演艺圈，“认真”，有时也会被认为是“傻”。在台剧《谎言游戏》中有一场戏，吴慷仁饰演的角色要被推入大海。水底摄影机需要记录他缓慢沉入水下的过程。吴慷仁没有用替身，绑上沉重的铅块直接跳入五六米深的水中。眼看着视线越来越暗，口鼻不能吸气，但又需要配合剧情吐出空气，水流很自然地就灌入鼻子里。拍完这场戏，他脑进水三天，鼻子不停地流血。

入行之初，吴慷仁十分羡慕用“少”的力量就可以完成80分，甚至100分表演的演员。那既然自己能力还达不到“少”，那就用“多”来努力弥补。如今出道14年，出演了近70部作品，吴慷仁终于也成了拥有“教科书演技”的演员。每一个或大或小的角色，仅用“少”的力量就可以带给业内外惊喜，但他仍在不断探寻演员的边界。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的事，都是让我自己不在舒适圈里。当知道，稳稳地演，就能解决这场戏或者这个角色时，我就偏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才能不断知道自己做到了什么程度，能得到什么结果。这些都会成为我的经验。”

减重、增肥、减重

“我甚至有一点儿故意想，我这样子做，会不会在表演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果？”

吴慷仁过去打工的酒吧老板曾在接受采访时形容他“一生悬命”。意在，做什么都拼命。这段话多年来曾被无数媒体引用，概括他们眼中的吴慷仁。但除了拼命，“一生”或许也是这个词的表达重点——吴慷仁的“拼命精神”并不会因为迈过某一个阶段，或实现某一个目标而就此止步。

2016年，吴慷仁已经凭借《麻醉风暴》《一把青》先后拿下台湾电视金钟奖电视电影男配角奖和戏剧节目男主角奖，深受业内外认可。但他却陷入新的“关卡”，“因为一直演戏是会疲乏的。任何演员到了一个阶段都会‘卡关’。这时候你（想要突破）就必须改变自己准备角色的方式。”

在2015年播出的台剧《一把青》中，吴慷仁饰演了郭轸，并因该角色被更多大陆观众熟知。

吴慷仁选择的方法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他接演了电影《白蚁：欲望迷网》，角色白以德表面是一名外貌平常的书店店员，私下却是有恋物癖的盗贼。在《一把青》的帅气空军之后选择了一个如此吊诡的角色，放在吴慷仁身上，似乎又十分合理。为了这个角色，他在一个半月内只吃番石榴、蛋白和维他命，减重至112斤。这并非导演要求，只是吴慷仁认为，瘦才能更好地展现白以德的“病态”。事后他曾回忆，那段时间因为过度饥饿，整个人情绪是接近崩溃的，每天都感到愤怒和疲惫。

为了更好地诠释电影《白蚁》中白以德的病态，吴慷仁在拍摄前特意减重。

一定程度上，这种“折磨身体”的方式，也是“方法表演”的一种形式，即演员通过外在肢体、表情，乃至体型、外貌的改变，台前幕后都与角色保持一致。“我其实不是真的‘方法表演’的演员，也只是一种尝试。我那时候比较乐观，想着如果身体先改变了，再观察心理会有什么变化。”

无论任何“逻辑”或“经验”，吴慷仁更相信于亲自实践后的结论。比如，很多人会认为表演要由内而外，在内心做潜移默化的改变，外在反而收着演，就像完全没有表演一样。但那几年，吴慷仁却背道而驰，选择由外及内。从《白蚁》急速减重14公斤，到《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增肥20公斤，再到另一部戏又半个月减掉11公斤，他不断地让自己完全成为别人后，游离回吴慷仁，再完全成为别人；一次次把身体、精神全部交给这些极致的角色。“我那时甚至有一点儿故意想，我这样子做，会不会在表演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果？”

《白蚁》上映后，曾有人评价吴慷仁每一帧的表演都展现了一名优秀演员不断超越自我的强烈企图心。这是大银幕的诚实，也是演员走在角色前面的外化表现。如今40岁的吴慷仁再回头审视《白蚁》，也会反思，那时的自己是不是真的太用力了？如此极端只为呈现角色的某一种状态，是不是不太好？

“但我自己还蛮庆幸曾经这样做过，对我接下来的工作有很多帮助。因为你没有这样尝试过，就不太知道它的力量。心境上你也会更了解自己。而且经验延续到后半段，已经开始认真懂得感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演员，要怎么样再去往下进步。这是我需要走的路。”

放慢脚步

走过40岁，他不得不直面身体也拥有周期，需要定时保养的现实。

2022年11月，吴慷仁的声带出现了一些状况，突然失去了声音。经医生诊断，他患有轻微的声带萎缩。那时他正在边拍摄电视剧《有生之年》，边为《模仿犯》配音。过度的劳累让身体开始叫嚣。

年轻时，他总以为一些小伤很快就能痊愈，但如今走过40岁，他却不得不直面身体也拥有周期，需要定时保养的现实。

采访中记者问及，他是否认为好演员可以挑战所有类型的角色；他思考片刻，回答：“我自己是希望……但我觉得演员的原动力，可能真的在40岁以前是源源不绝的。的确回头看自己的表演，40岁以前真的不会累。但我已经40岁了，体力变化是很明显的。我自己觉得（现在）可以不用这么辛苦了。”

如今，吴慷仁已不再是当年“乱接戏”的演员，而是懂得为自我留白。在今年上半年拍完一部电影后，他为自己放了一个小假。过去吴慷仁的生活很简单，大多数都是安静地宅在家里，很少出门交际应酬，也不太常去喝酒、娱乐。“但现在有比较往外走了。以往工作太满，你真的也没有太多私人的时间，但演员是需要生活的。”

同样在表演中，对现阶段的吴慷仁而言，他也不需要再像年轻时一样，不断游离于极致的角色中挥洒演技，尝试所谓花哨的招数。“到底是‘多’还是‘少’，现在其实都只是小事情，因为以前学过的、积累过的经验已经非常多了。现在我想要（在表演中）思考的事情相对简单一些。”

虽然放缓了“拼命”的脚步，但只要进入新的人生，吴慷仁似乎还是会忘却一切，包括所谓身体周期，所谓更简单的思考方式，就像是形成惯性的，再一次把“自己“抛开，倾尽全身心投入到角色之中。2022年，吴慷仁在电影《富都青年》中饰演了一名在马来西亚社会底层求生存的聋哑人。他再一次狂瘦8公斤，把皮肤晒得黝黑，提前到当地街头寻找人物感觉。但即便如此，到了拍摄现场他依然认为自己和角色的差异太大。他的目标是，站在那个地方，不再得到当地人“一眼就看出是外地人”而给出的不一样的眼神，才算是初步到位了。

吴慷仁与陈泽耀搭档出演电影《富都青年》。

老话说，人到四十岁才会对人生不再疑惑，但吴慷仁的“不惑”，他对自我的感受、审视与反思，似乎都比别人提早了几年。这些，都是表演这件事带给他的。“但我也不晓得作为演员，我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模仿犯》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还有很多戏没有播出，所以也蛮期待从作品中让大家感觉到的。”

对话

新京报：未来如果来大陆拍戏，会希望和哪位演员或导演合作？

吴慷仁：大陆有很多厉害的演员和导演，但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你能够饰演到什么角色，什么角色会找上你，都是缘分。

对我来说一个很棒的工作模式就是，我可以留很多时间专心地去演一部作品，比如我提前一个月去生活，去感受当地人的状态。如果有机会能去大陆演戏，我也希望能有时间做这样的体验。如果我要去饰演一个湖南人，我就要讲湖南话；饰演一个北京人，我就要讲京片子。接地气的语言和气息是最难复制的，是需要琢磨的。让大家出戏是我最讨厌的事情，演戏绝不是开玩笑。所以如果我去大陆拍戏，一定要花多三倍、四倍的努力才能让大家看到一个演员该做到的样子，但即便这样或许也不一定能加分。那我就觉得会有点儿可惜，这似乎不是一个好的选角。

站在经纪人甚至是制片人的角度，我会思考，他们找这个人来演，对这部戏有什么帮助？其实大陆没什么人认识吴慷仁，在这种状况下，票房也没有太大的帮助（笑）。除非我演的那个角色，在那部片里就是一个台湾人。但其实我现在不觉得大陆会有很多作品，一定要找台湾演员来演。因为大陆的技术层面都非常成熟，也有太多优秀演员可以挑选。现在已经不是以前偶像剧那个时代了，大陆也有很多明星正在不断发光发热，有魅力、有天分。所以我一定是从另外一个面向来决定要不要接演，或者，就是这个剧本真的很吸引我。

新京报：之前看你来北京参加过活动？

吴慷仁：是的，我很喜欢在北京走路。对方说叫车去接我，因为北京好大，用走的要好远好远。但我就是用走的。我觉得走着看路上的人其实很有感觉。我不喜欢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中间是与世隔绝的。你没有办法沉浸在这个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