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2022年超大特大城市数字治理更有温度 | 新京智库
2023-05-09 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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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个超大、特大城市提出来的治理愿景非常明显，有非常强的现代化特征，要求城市治理使生活更加美好，有效，能够体现出城市的温度，体现出协调科学，这些都是现代化重要的特征。
▲2023年3月6日，通惠河岸边，杨柳吐绿，市民们在河边游览感受春意。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新京报讯 （记者肖隆平）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随着我国逐渐走出新冠疫情阴霾，城市逐渐散发出了新的活力。作为拥有全球最多超大、特大城市的国家，面对已经来临的数字时代，我们该如何治理好超大、特大城市，让其继续发挥全国经济引擎的作用？让民众感受到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近日，新京报新京智库举办了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研讨会，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学者介绍了2022年以来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治理出现的新特征、新趋势、新变化。
“三化”转变下体现出城市治理温度
在研讨会上，广东省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文宏表示，近一两年来，超大、特大城市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新趋势，是治理更进一步地朝向精细化、生态化、智慧化转变。总体上来说，出现了几个新特征，比如超大、特大城市的治理更现代化。
文宏认为，现在各个超大、特大城市提出来的治理愿景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现代化特征，要求城市治理让生活更加美好、有效，能够体现出城市的温度，体现出协调的科学性。这些都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特征。
“治理的空间在逐步下沉。在已有网格化的治理格局下，目前城市在治理过程中又细分了很多的网格。”文宏表示，网格里面最初是城管在负责管理，现在各个职能部门都在做“网格化”管理工作。网格的力量呈现出一个新的组织形态。
同时，城市治理的手段有了非常强的智慧化特征，比如上海、深圳的“一网通办”。文宏表示，城市治理的手段是智慧化的，主要的表现是一些城市建设了自己的城市大脑，结合最新的区块链技术，运用更强的算法，而过去的治理，没有这么强的治理技术化特征。
此外，治理主体多元化和逻辑也是新的趋势。文宏认为，“多元化”主体体现出管理思维的转变。以前是政府在管，现在还有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主体。可以说，“管”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而逻辑的多元化则体现在，以前的治理逻辑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体系，现在还具有市场逻辑。比如，物业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各大网络平台也通过提供服务参与到城市治理中来。“还有社会的逻辑，自愿的逻辑。”文宏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陶然表示，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市域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治理能力，这是对过去十几二十年城市治理的总结，并提出新的要求。过去十几二十年的城市治理发展很快，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所以对政府回应的要求，不管是响应速度还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都会越来越高。
陶然认为，治理模式转变的特征是国家对回应性治理的要求投入增加，一方面是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增加，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比较容易回应治理，比如电话热线、微信小程序等。数据整合的加强提高了政府的反应效率，提高了诸如应急管理部门的预警和应对能力；环保部门对于如水、气、粉尘等的监控能力大幅提升。
数字治理需体现市民“主人翁意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城市更新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殷成志表示，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转型，是2022年北京在精细化治理中的一个新趋势。
北上广深和江浙发达地区一些城市的数字化治理具有一个共性，就是数字化治理不断发展，技术迭代，算法优化。其中的典型变化，就是通过数据整合，使得治理可以做到“未诉即办”。
上海市MPA教指委秘书长、复旦大学MPA教育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顾丽梅表示，把原来相对静态的数据，包括人口统计数据、道路监控数据等用在公安的治安、交通，包括对一些突发状况，社会问题的早发现、早研判，早预警，早处置，可以说是近年来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的新趋势、新变化。
比如，2022年5月，上海市人大表决通过“一网统管”建设最新决定，要求将“一网统管”和数字治理的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最终是要迈向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府。
深圳在2022年也有更进一步的动作。2022年6月，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深圳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深圳市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继续深化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加快政府治理“一网统管”和强化政府运行“一网协同”。
陶然表示，深圳的数字政府平台功能比较齐全，做得也不错，不过，虽然深圳科技企业众多，但在数字治理功能上，与其他几个超大、特大城市还是有些差距。比如，杭州的智慧城市生态信息整合就做得比较好，公共交通问题比深圳处理得更好一些。
“由于超大、特大城市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同，北上广深将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别。”文宏说，比如广州是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商都，面对社会转型有很大的历史包袱和空间网格里呈现出新旧之间的转换关系，这就要求数字化治理既要保持治理的有序，又要保持一定的城市活力。这对广州的数字化治理可以说提出了不同的、更高的要求。
北京因为是首都，北京的数字治理要更加强调“首善标准”。这既有对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有一些“软”能力建设的要求。殷成志认为，在北京的数字治理中更需让人能够参与进来，展现首都市民的主人翁意识。这要求北京的城市治理要有让首都人民参与进来的意识、参与的平台和机制，比如晓月议事会、石油共生大院，这些案例都是首都主人翁意识的体现。
编辑 郑伟彬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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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隆平
新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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