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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山村的振兴者与旁观者
新京报 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唐峥
2023-05-04 13:02
如今的山桃村变得比以前更美了,路宽了,路边安上了路灯,灯下种上了鲜花,村子也变得更干净了。

2021年,一条外地游客的短视频,把山里肆意怒放的山桃花,推到了更多人的眼前,短短几天内,上千人涌进了这个村庄。

 

谁都没有准备好迎接蜂拥而来的游客,村里小广场、马路边甚至村民的院子里都停满了车,没有人想着收停车费,游客们在村里,也很难找到一间可以填饱肚子的餐馆、一个可以住宿的小院。更重要的是,面对短时间内涌入的人群,村里并没有防火、安全等各个方面的预案。

 

山林很快封上了,游客们渐渐散去,这个地处山区,以山桃为名的村庄恢复了宁静,务工三十年,刚刚回到村里的老人郭孝明觉得,村里或许错过了什么,但他也说不清楚,这个乡村振兴的大时代里,究竟怎么才能把村里的资源,变成真正可以改变他们生活的产业。


乡村美景如画。资料图

 

回村的农民,游离在乡村之外

 

山桃村是北方的一个规模较大的山村,下辖五个自然村,九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大约1000人,大部分是老人。漫山遍野的山桃,即是这个村庄名字的由来。

 

山桃村所在的县,是中国最后脱贫的县之一,大山里的山桃村,也同样是最后脱贫的村庄之一。在乡村振兴时代,村里通过流转土地,建立起了农民合作社,但尚处在起步阶段,集体经济的薄弱,使得山桃村难以负荷统一的垃圾回收等公共服务,也难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俯瞰乡村美景。资料图

 

2021年,郭孝明从打工三十年的大城市回到山桃村。在城市,郭孝明主要做建筑,而六十岁的他,基本上被建筑工地排除在外。回到村里的郭孝明,面对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生存压力,他打了无数个电话,想要在附近找一份工作,而在找到工作之前,他必须重新捡回丢下了三十年的技能——种地。

 

三十年中,村里的土地经历了许多次变化,原本的玉米不种了,先后栽过柿子树、核桃树、苹果树,但都不成功,如今种着金银花。不过,三十年中,农民的负担减轻了很多,郭孝明离开土地的时候,农民还要交公粮,但如今,种地已经有了各种补贴。

 

郭孝明习惯用打工时代留下的思维去算账,“种地赔钱,除非是大面积种,但山地规模化很难,机械化更难,旅游是个路子,但村里年轻能干的人越来越少,组织不起来像样的产业”。如今,郭孝明的心思,仍然在打工上,对他来说,一份足以维系一家人生计的工作,不在村里,而在村庄之外。

 

乡村振兴,到底是谁的任务

 

五十八岁的李新成,也回到了山桃村,因为心脏做了搭桥手术,他不得不结束了务工的生涯,回到村里养病,而原本留守的妻子,则踏上了外出打工的旅程。

 

李新成从十九岁开始打工,干过砖窑,学过瓦工,打工的最后几年,他每个月的工资七千多块,可惜的是,赚钱的时间太短了,“过去工资低,家里负担重,也没攒下钱,好不容易等到工资高了,自个儿的身体又不行了。”他说。


对李新成来说,村庄确实变了模样,路修得很好,每家都打了吃水的井,村容村貌也早已不复多年前的样子,但这就是振兴吗?李新成不知道,他听说过乡村振兴,但也仅限于听说过,他觉得,既然要振兴,应该就会有改革,而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山桃村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妇女,或者像李新成这样的回乡人。极少数返乡创业的人,对振兴乡村也只有模糊的认知。陈凤莲几年前结束了打工生涯,在村里开了一个缝书包的加工作坊,作坊就在她自己的家里,有十台缝纫机。陈凤莲从县城接材料加工的单子,带回村,再请村里的留守妇女来干。这个小小的家庭作坊,订单其实不少,但效益却并不理想,因为留守妇女有太多牵扯精力的事情,生病的老人,上学的孩子,随时可能让她们无法上班,即便一切正常,她们每天也要按时给老人孩子做饭,陈凤莲从来不接急单,对村里的妇女也没有纪律要求,闲时就来,忙时就走,任何人都不用请假。

 

十台缝纫机,至少为十个留守妇女带来了就业机会,但陈凤莲却觉得,自己算不上乡村振兴的一分子,她的理解中,“乡村振兴是政策,落实和执行是干部的事情,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在乡村中,他们有各自的生活要操心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的二十字方针,更多出自学者的口中和媒体的文章中,生活在村里的人们,很少有人能明白二十字方针的真正意义,尽管这些内容都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但很少有人以这样的逻辑去看待村庄和村庄里的人与事。包括村干部也是如此,一位村干部说,乡村振兴应该由政府做主,而村里的干部,更多是一个执行者,“村里要做一件事情,假如是村干部主张的,要得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会很难,而如果是政策规定要干,动员村民就容易得多,他们信任政策,即便他们并不了解政策的内容和意图。”他说。

 

在扶贫的时代,许多贫困村的村民,对扶贫的认识局限于政府给钱、企业捐钱,而经过脱贫攻坚的历练和影响,村民们或许不再有政府给钱的刻板印象,但有时候,却会转化成新的刻板印象,认为乡村振兴需要政府给项目、企业做产业。

 

村干部们感觉工作越来越难做,但村里的每一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自己的困难。45岁的留守妇女王蒙惠,丈夫和公公在外打工,她则在家里照顾着高龄生病的老人、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小叔子以及上小学的女儿。有空儿的时候,她会把家里的一点儿地种起来,偶尔也会帮其他留守妇女干干地里的活儿。在山桃村,种地的人大部分都是留守妇女或老人,农忙的时候,有老人曾想把外出务工的儿子叫回来帮忙,但被儿子们拒绝了,这并不是一笔划算的账,一季粮食都卖了,也不过一千多的收入,但请假回来,除了路费,每天都要损失数百元的务工收入,更要承担失去工作的风险。

 

王蒙惠经常会想,未来哪一天,或许再也没人愿意回来种地了,那时候就可以把地连成片,请机器来种,如今地块太小了,开农机的人都不愿意来。

 

村庄发展,许多人正在努力

 

村民们各有各的忙碌,但山桃村也在快速发展。如同郭孝明和李新成看到的,村庄变得远比以前更美了,路宽了,路边安上了路灯,灯下种上了鲜花,村子也变得更干净了。

 

这一切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过去十多年中,许许多多的人,付出了无数的努力才实现的。山桃村一位村干部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基层的干部们几乎没有停下过改造乡村的脚步,上面下达的任务要执行,村里的产业要发展,村容村貌要改造,工作比以往更多,也密集。县里派来的第一书记带来了很多资源和想法,而现在的村支书,原本在外面做生意,眼界也更开阔,近十年中,村委会的变化,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得以落地的基础,也是村里能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山桃村村支书李贵祥已经年近六十,当选村支书前,常年在外做生意,成为村支书后,他放弃了生意,回村发展村庄,他觉得,乡村振兴的未来其实不必担心,“国家出台了很多好的政策,让我们发展乡村,村里每天都有变化,从过去的贫困村,到现在开始振兴乡村,打造产业,村庄会变得越来越好。包括我自己,以前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总感觉住楼房不接地气。回来后,闻着青草的味道,真舒服,尤其是现在村里的基础设施也不比城市差多少,但环境、空气、生活节奏,都比城市更舒服、更自在。”

 

“住在村里,比在城里舒服。”李新成说。在城市打工,他们住工棚,吃大锅饭,每天干活、睡觉、玩手机,收入不低,但生活一成不变。回到村里,生活变得更丰富了,但问题是,收入也变少了。

 

未来期待,他们不完全是旁观者

 

合适的收入,相对舒适的生活,对农民来说,是不是真的不可兼得?郭孝明觉得,如果能够在乡村有一份体面的养老金,那么乡村将比城市更加宜居。

 

在乡村,多少养老金才算体面,李贵祥算了一笔账,包括衣食住行、水电暖等,一个月一千五百块,基本上就能够达到城市的生活水平,毕竟乡村的生活成本更低,而且有土地作为保障。但如今,乡村养老金,每月只有一百块钱左右,远不够维系基本生活。

 

医疗是乡村居民关心最多的问题,因病回乡的李新成,每个月需要数百元的药费,而在此前,因为做手术等,家里还欠着许多外债。他说,在乡村,原建档立卡户的报销比例更高一些,可以达到和城市相当的水平,但普通农民的报销比例只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山桃村,一位曾经当过村干部的村医说,乡村居民两大难,一个看病,一个养老,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而村庄本身,无力承担起改变医疗和养老困境的责任,“不用说养老和医疗的费用,仅仅是提供服务,就已经力不从心了,很多乡医都超过七十岁了,体力、精力、学习能力都跟不上了,但年轻人有多少愿意留在村里当医生呢?”

 

更多的乡村居民,其实并不完全是乡村振兴的旁观者,他们能够感受到村庄的变化,同时也希望乡村能够真正振兴,他们面临着种种困境,也不断地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踏进了乡村振兴的大潮之中。只是他们还没有做好成为弄潮儿的准备,“其实现在村里挺好的,自我感觉算是满足了,”王蒙惠说,“刚刚嫁到山桃村的时候,条件比现在差太远了,而现在,我就想着多赚点儿钱,未来养老、看病,自己负担得起,就是给家里人减轻了负担,多少也给国家减轻了一点儿负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村庄及人物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唐峥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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