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怎么样才算生态宜居？”“你觉得振兴的乡村是什么模样？”2021年5月，40多位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在北方的一个村庄里开启了一场特殊的调研，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尝试站在农民的视角，去了解风起云涌的乡村振兴中，农民心底真正的想法。

从带着书卷气的问题开始，他们在全国五省十个村庄中，和农民一起生活，学习农民的表达方式，一点点调整着问卷和访谈的方式，一步步走进乡村，去调研、分析、理解乡村，了解农民眼里的乡村振兴，如今，他们想要把农民的真实想法，讲述给所有人。

第一次遇到80岁的种田农民

午后的阳光照进宽敞的门洞中，一对八十岁的老人坐在阴凉里，他们刚刚从地里收工回家，吃完午饭，就迎来了入户调研的年轻学生。

中国农大的博士生董怡琳和一对80岁的老夫妻。受访者供图

这对八十岁的夫妻，是中国农大的博士生董怡琳在东部一个县调研的第二村遇到的，他们种着三四亩地，妻子还会接一些镇上小作坊计件加工的活儿。他们身体还不错，地里的粮食足够养活自己，还会打点儿零工，闲暇的时候，会把自家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

这是董怡琳第一次遇到八十岁以上的农业生产者，尽管在大学本科、硕士期间，她也曾多次在乡村调研，但仍然为这对老夫妻的勤劳和乐观震撼。她告诉记者，她在北京看过很多文章，说在乡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正在不断弱化，但真正到了乡村才知道，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仍在依靠土地为生，土地的保障功能就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曾经和许多留守老人谈到过粮食的问题，有一位老人跟我们说，乡村还有这么多人，要是都能够种粮食养活自己，国家的粮食压力就会小很多。”

在农民眼里，乡村是什么样的？或许土地是了解他们最好的切入口，同样参加了调研的中国农大博士生陈诺，曾经访问过一位回乡的老人，这位六十岁的老人在北京打工三十年，到六十岁后，很难再找到活儿干，于是回乡务农，“这和我们理解的退休是完全不同的境遇，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在访谈中接了一个电话，对电话另外一头的人说，回家后工作不好找，活儿很少”。

中国农大博士生陈诺，正在为一位老人做调查问卷。受访者供图

六十岁意味着可以拿到每个月一百多块钱的农村养老金，但同时，他们更面临着就业机会的急剧减少，不论是外出务工，还是就近就业，都是如此，“在城市里的人也许很难想象，六十岁以后还要考虑就业的问题，但在乡村，大多数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只要体力跟得上，就必须继续干活挣钱，因为生计更重要。”

从一个最普通的村庄开始

这是一项名为“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的研究课题，从2021年3月开始准备，当年5月，40多位中国农大的师生就走进了乡村，他们住在村民家，和村民们一起生活，观察、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和想法。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刘娟，是带队调研的负责人之一。刘娟曾经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后在荷兰、美国、西班牙等做博士后、访问学者等，回国后又回到中国农业大学，从事农业与农村社会学研究。她参与了项目的全过程，从前期的准备，到选择调研对象，再到入村入户调研，最后整理资料、撰写文章等。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刘娟正在田间地头做调研。受访者供图

“尽管参与的师生，都有多年村庄调研工作的经历，但这一次仍然遇到了许多难题。选村就是其中一个。”刘娟说。

选择什么样的村庄调研，才能尽可能获得相对普遍性的结果？刘娟告诉记者，在最初试调研时，他们选择了一个熟悉的县，但县里的干部并没有理解他们的初衷，向他们推荐了全县做得最好的两个村庄。“这和我们的想象不太符合，发展较好的个案，确实有它的价值，但和我们这一次调研的目的有很大的区别。”最终，县里推荐的两个村庄，他们都没有去，而是另外找了两个较为普通的村子。

什么样的村庄是普通的村庄？一个正在探索振兴之路的村庄，没有政府重点打造的项目，没有无数的干部和年轻人进入村庄，没有大企业在这里兴办产业，大部分工作都要靠他们自己完成，这样的村庄，或许才是中国数十万乡村的普遍代表。董怡琳告诉记者，他们在河北试调研的第一个村庄，就无法找到调研人员可以留宿的地方，农民的房子都不是很大，大多刚够自家人住，因此，他们不得不到隔壁村寻找住处。

学会用农民的方式沟通

住进村里，并不意味着一切会按照设想的程序按部就班地完成。入村入户，仅仅是拉近了空间的距离，他们更要学习，怎样才能真正地像农民一样生活。

在参加团队调研时，张森刚刚拿到博士生录取通知书，很快就跟着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扎进了村里。张森没有在乡村生活的经历，尽管在本科和硕士期间，也曾做过许多乡村调研，但仍要学习怎么和农民打交道。

中国农大博士生张森在村民家中做调研。受访者供图

在一个曾经的贫困村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和张森聊了很久，张森一直尝试着按预先设计的问卷内容和老人交流，但老人大多数时候，都在自顾自地向他诉苦，老人的儿子早年赌博，欠了很多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村里给老人提供了很多帮助，老人自己也很感激，但依然很难彻底解决老人家里的问题。

和村民交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张森告诉记者，“农民的生活世界很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宏大叙事当中捕捉他们的生活细节，所以在调研中，我们特别需要沉下心来，认真倾听并试着去理解、去感受他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

更多时候，他们需要配合农民的生活规律，跟着农民下地，在地头完成访谈。陈诺曾经在地头和一个农户聊了很久，那一次，她准备入户访谈的时候，发现家里没人，都下地了，她就找到地里，坐在地头和对方聊天，“那个访谈的农民，当时正在地里锄草，后来他在地里跟我聊了差不多一上午，他还拿了一个装化肥的编织袋给我坐，其实我并不介意坐在田埂上。”

董怡琳曾经访谈过一个忙碌的老人，老人的妻子不幸受伤，老人一个人操持着家里和地里的活儿，趁着老人为妻子做午饭的空当，他们聊了很多，但老人太忙，没能完成问卷，“我们的调研既包括问卷，也包括访谈，那一次问卷没有做完，但是访谈很深入，后来我单独整理了一份访谈记录。”她说。

刘娟告诉记者，在调研中，男生们会更主动地帮助农民干活，这是他们获得农民认可最好的方式。而女生们也有自己的办法，董怡琳说，“在一个村调研时，为了更好地与村民打成一片，我们会和那些阿姨、奶奶聊她们的抖音作品。很多女性会用抖音记录自己的歌曲、舞蹈，甚至是模仿秀。通过浏览她们的作品，交流她们感兴趣的娱乐活动，很快就能拉近与她们的距离，从而开展一段顺利的问卷调查。”

在乡村里认识真正的农民

从2021年5月到2021年6月，入村入户的调研，前后经历了两个月左右，其间，四十多位老师和学生，分别在五省不同的地方，访谈了将近六百人，每个访谈对象，至少要进行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访谈，而最长的访谈可以达到三天。

天南地北的农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村庄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刘娟告诉记者，农民们更愿意用一种感性的、体验式的方法，表达他们对村庄，对未来的观感和想法。“他们的表达，通常没有很多想象的内容，想法常常和自身的经历有关，比如我们在一个村访谈时，他们的隔壁村，就是一个重点村，建设得很好，他们觉得乡村振兴，应该就是那个样子的，但他们又明白，自己不是重点村，很难得到同样的资源和扶持，所以也常常有人会自己安慰自己，说别人做的，都是表面文章，不符合乡村的实际。”

每天访谈之后，回到住处的师生们，会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所见所闻，讨论各自访谈的内容，以此互相启发和佐证，“个人的表达，角度往往会比较单一，综合起来，才更有可能得到事情的全貌，”刘娟说，“这样的交流有时会很久，但必须要有，学生们会把自己当天最有感触的事情，用一两句话概括，写在纸条上，然后贴在墙上，大家一起讨论。”

每天访谈之后，回到住处的师生们，会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所见所闻，讨论各自访谈的内容 。受访者供图

在一张张小纸条上，调研的学生和老师们，留下了一个个让他们感触的瞬间。“我访谈的第一个村民，是一位村干部，访谈中谈到集体负债的问题，他告诉我，过去为了发展村里，村集体负债发展种植业，种的果树好几年没有收益，刚刚挂果时，却遇到了一场冰雹。没有收入，但流转农民土地的流转费，雇人管理的费用却不能少，压力特别大。”

在一张张小纸条上，调研的师生们，留下了一个个让他们感触的瞬间。受访者供图

在另一个村庄，和一位留守妇女的访谈中，刘娟遇到了一个相似的话题，那位留守妇女告诉她，“村里的活儿，过去村长甚至是小组长喊一声，大家就主动去干了，没人会谈钱，但现在，无论是村庄的整理，还是集体产业的管理，都需要花钱雇人，没人会免费干了。”这些素材，最终成为了刘娟他们调查乡村雇工的材料，“乡村中，包括集体工作、红白喜事等，过去的互助正在逐渐演变成雇工，过去认为这是习惯的改变，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农民并不认为自己是乡村发展的主体，这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原因。”

农民心中超出想象的想法

当一个个心灵深处的真实想法展现在调研者的面前时，他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经受着现实世界的洗礼。

陈诺告诉记者，调研的问卷中，有一个问题，“你怎么理解生活富裕”，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不需要“翻译”成农民的语言，而且，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憧憬和答案。陈诺曾经觉得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就是要有更多的钱，“但调研中，我们发现，不是我们预想的那样，只有一少部分人认为生活富裕意味着更多的钱。大部分农民，则有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朴素的富裕观，他们认为没有生病、没有负债，就是生活富裕。”这也从侧面反映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中医疗还是首要的，因为“许多农民家庭负债，往往也是因为沉重的医疗负担。”陈诺说。

两个月中，张森访谈了许多返乡的年轻人，他们有村干部、有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一位从深圳回乡，在村里发展生态水稻的年轻人让他记忆深刻，那个年轻人原本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经理，发展不错，后来回乡创业，流转了村民的土地，种植生态水稻。“这些回乡的年轻人，他们见过外面的大世界，也有足够的经验和眼力，当他们发现了村里的机会时，充满希望地回到村里，现实却远不如他们想象的美好。”张森告诉记者，那个年轻人在外打工时，孩子留在村里，他本以为回来后可以和家人一起生活，但等他回来了，孩子却又因上学择校进入县城，家人也在城里陪读，还是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事实上，他自己的产业，也有许多发展的困难，“他种植生态水稻，又把他父亲的手工榨油房经营了起来，但他发现这些产品要进入正规的大市场，比他想象的要难很多。”

在一个调研村，一位中科院毕业的返乡硕士，在老家租地种植苹果，而原本在村里的农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回来种地，董怡琳告诉记者，我们在村里的时候，有农民跟我说，“我们不好意思问他，你能不能帮我们问问他，为啥要回来种地。”

不理解年轻人回乡的目的，是大部分农民普遍的认识，张森告诉记者，“很多农民都认为乡村振兴需要人，但他们绝不愿意自己在外的孩子和家人回乡。一位年轻的母亲，原本在外打工，后来辞职回乡，陪孩子读书，她告诉我，她的压力很大，有经济的压力，也有教育的压力，她最希望的，是孩子能够真正走出大山，但她自己又没有能力辅导孩子。”

乡村的巨变中，人也在快速变化

在真实的乡村中生活，书本上的理论一天天变得鲜活，但调研的师生们，得到更多的，是书中没有的东西。

“在一个村调研时，我们住在村委会，我们发现，到了晚上，尤其是节假日的晚上，村委会一层的台阶上闪着星星点点的亮光，很多孩子聚集在那儿，一人手里一个手机，在那儿玩游戏，因为村委会有无线网，所以他们都去那里。我们其实早就知道许多孩子沉溺于游戏中，有中小学老师告诉我们，手机就是学生的半条命，但只有真正看到了，才知道那种景象是怎样的。”刘娟说。

乡村振兴的大时代中，乡村在变，生活在乡村的人也在变，而进入乡村，了解乡村的人，也同样在被乡村改变。

“调研不仅是学习怎么做一个科研项目，”董怡琳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乡村的那些真实经历，让我们知道，真正理解乡村、理解农民，理解乡村振兴，不是在城市里的研究和学习可以做到的。比如对于乡村振兴的未来，在我们的调研中，老人的信心是最低的，但同时，他们对现状的满意度又是最高的，这种矛盾的心态，如果不是长时间在乡村，如果不能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过去的经历、现在的状态，是很难理解的。”

到乡村去，对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来说，不仅是一次调研，他们在乡村，要做的事情也远超出课题之外，“我们不希望只是把乡村变成一个获取信息和数据的地方，而在努力和乡村建立起更为长久和稳定的连接，所以我们团队和我们学院也深耕于全国多地乡村，长期开展行动实践，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和教育，才能真正融入到乡村中，也更加深入到乡村振兴的实践当中，因为只有在乡村，只有和他们一起，才能知道他们真正想要什么，真正想说什么。”刘娟说。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唐峥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