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好高校、科研院所作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作为工业制造大国，我国必须打赢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

尤政。受访者供图

科技人才的培养是尤政长期关注的议题。此前，他就表示，自立自强的科技是永恒的生产力。对待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有用武之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尤政再次提及人才培养问题。他告诉记者，“高水平大学一方面要在加强基础科学和高科技领域的研究，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不断向制造业注入人才活力。”

集成电路学院，尤校长深入课堂了解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情况。受访者供图

谈高校评价体系

评价指标应注重考察学校发展特色

新京报：高校是人才培养与各类人才聚集的高地、科技创新的主阵地。作为高校管理者，你认为目前高校评价体系存在哪些问题？

尤政：实施高校分类评价改革，要根据高校属性来优化相关评估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功能，并最终服务于现代化国家建设。但目前，高校分类评价体系并不完善。

为鼓励高校“各展所长”，在“坚持分类指导”的方针下，教育部曾在2021年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明确本轮审核评估分为两类四种方案，高校可根据情况自主选择。由于我国高校的学校特点、学科特点、地理位置等存在诸多差异，学校的发展规律和方向各有不同，导致评估指标体系难以根本扭转办学趋同问题。

此外，“破五唯”（“五唯”指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仍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虽然，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下，高校纯粹的“五唯”现象已显著改善，但其影响仍难以在短时期内彻底消除。特别是对“五唯”中最客观的论文，一些高校仍陷入量化考核惯性，教师也长期处于“数论文”状态中，难以集中精力进行科学前沿探索与核心技术攻关。

实际上，教育评价指标设置也未完全反映国家战略需求。当前教育评价体系中，一些量化指标的权重过高，导致一些高校不得不通过扩张规模来提高评估结果。这也导致办学目标、方向趋同，以举办特色专业见长的院校不断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追求“大而全”的学科专业门类。将教育评价的关注点放在论文、专业排名上，甚至热衷追求国际大学/专业排名，与聚焦重大问题、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割裂。

新京报：针对实施高校分类评价改革，你有什么建议？

尤政：一方面，要引导和激励各类高校在不同领域各展所长。可以针对高校实际，建立“重创新、比贡献、讲质量”的分类、分层的多元评价机制。例如，可以建立以学校自我评估为基础，以院校评估、专业认证及评估、国际专业论证和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五位一体”为主要内容，政府、学校、专门机构和社会多元评价相结合的教育质量评估监测体系。

同时，要强调国家需求导向的办学目标，并落实在评价指标设置中。评价指标应注重考察学校发展特色，推动学术、学科、学人建设与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把服务于“四个面向”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研究型大学要加大具有重大原创性成果的指标权重，应用型大学则增加人才培养与教学工作指标的权重。也可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加强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建设。

另一方面，要重视市场导向在高校特色和分类发展的作用，改变评估结果与资源分配的单项传导。比如，加强各主管部门的协调，根据高校自身的定位属性提供多元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引导省属高校关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让社会资源成为地方高校发展的有力支撑，从而推动高校的特色化发展。

通过制定连续性政策，为高校自主制定个性化发展方案赋能。改革以量化取向为主导的“双一流”评价制度，淡化学科评估及其他排名结果与资源配置的紧密相关性。对于欠发达地区的院校群体，避免用同一指标来要求不同地区，可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匹配具备相应优势的部属高校进行对口帮扶，提升省属高校能力的同时，也能形成地方高校与区域发展之间的正向循环。

谈光电子信息发展

区域协作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

新京报：因大学聚集，武汉具有很明显的人才优势。近年来，武汉也在全力发展光电子信息领域。怎样可以更好地发挥科教资源在当地区域科技发展中的作用？

尤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飞猛进，让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应用广泛的战略高技术产业，也是我国有条件率先实现突破的高技术产业。

目前，国内在建的多个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普遍具有较丰富的科教资源。像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武汉等区域的省部属高校、科研院所众多，均有各自的优势学科。

以湖北为例，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科教大省，其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成果转化等方面，与长三角、珠三角有着长期的密切联系，也是支撑沿海、引领西部的重要支点。所以，应发挥好各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和作用，畅通信息共享机制，加快形成区域协作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

依托武汉光谷布局光电子信息领域的国家实验室，积累技术源头优势，加快推进信息感知处理、通信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在技术输出源头、技术服务和技术引领等方面形成示范，回应国家战略和地方需求。

新京报：对于建设光电子信息领域国家实验室，你认为有关主管部门还需要做些什么？

尤政：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引导地方合理配置研发投入的分布。各地前期已进行了大量自主探索，建议主管部门适时展开阶段性总结，全面分析近3年各地在研发投入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下一阶段的投入给出指导意见。引导地方根据自身优势学科和科研基础，集中资源投向有基础、有潜质的前沿研究且与产业集聚一体的布局。

另外，建议尽快出台区域性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的制度安排，完善高水平大学服务地方发展机制。结合各地创新要素的分布实际，地方要确定1-2个研发重点领域，按照新型举国体制的路径，确定主导力量统筹域内各类科研资源。充分释放高水平大学促进地方高质量发展的能量，形成地方、高校、科研院所的合力，更好激发区域创新活力。

谈高校人才培养

适当延长人才培养评价考核周期

新京报：高校人才在服务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高校人才培养与国家需求间的供需匹配吗？目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还存在什么问题？

尤政：有数据显示，2023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158万人。尽管总供给量大，但包括集成电路在内的一些战略性产业，也面临着不小的人才缺口问题。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部分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还不够精准、培养水平不够高。这就导致输送的毕业生难以达到新产业、新业态在人才知识技能结构、素质水平的要求。

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既联系着产业产品需求侧，又连接着科技创新供给侧。但就当前的就业形势来看，它反映出部分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上与需求端脱节，若继续按照过去的培养方式，是难以解决当下的问题。另外，高校师资能力建设提档升级也做得不够完善，亟须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

还有，存在人才培养方案设计针对性不强的问题。中国高校既肩负着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又肩负着卓越工程师培养。但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和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模式和路径不尽相同，前者需要科教结合，后者则主要通过产教融合方式。不能一以论之，重点不突出，但部分高校难以摆脱“以教师为中心”的“制砖”模式，使用同一套方法、同一个标准，导致学生既支撑不起原始创新研究，也解决不了复杂工程问题。

新京报：今年两会上，就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这一议题，你带来了什么建议？

尤政：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要根据人才培养特点进行分类施策。为此，我建议，要不断完善评价导向，摒弃用一套标准培养两类人才的观念与做法。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方面，要厚植专业基础，并加强交叉、前沿学科的引导，通过不断完善评价导向形成高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模式。对当下急需解决的复杂工程问题，要加大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力度，将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最终将其培养成为卓越工程师。

同时，要做好制度衔接，建立有组织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以及完善的条件保障机制，应尽快出台政策，以学生为中心，形成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

另外，从高校层面来讲，要探索评价体系改革，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适当延长人才培养评价考核周期。高校要结合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目标要求，完善自身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合理设置人才培养的考核评价指标，统筹解决好近期问题导向与长期目标导向的考核指标体系的匹配问题。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