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近日正式开幕。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王广发表示，三年疫情应对中，暴露出了危重症总床位数少、转换床位受限于气源供电不足等问题，应在接下来五年逐步改进。他建议，关注封闭公共空间空气生物安全，建立一套国家级封闭公共空间空气生物安全监控机制。

危重症总床位数不足 医院现有基础设施限制床位转换

王广发表示，三年新冠疫情应对中，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暴露出一些短板和弱项。

首先是危重症总床位数严重不足。去年疫情高峰前，我国各类危重症床位绝对数为4张/10万人，占总床位数的4%，之后扩展了4%，达到8%。在重症高峰到来时，仍然出现了床位短缺。对比发达国家危重症床位数，德国和美国为每10万人接近30张，欧盟平均为14.3张重症监护床位，这些发达国家在新冠疫情中也曾出现危重症床位数不足的情况，我国危重症床位总数尚有比较大的差距。我国新修订的《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110-2021）未对危重症床位比重提出硬性要求。

此外，由于我国医院建设标准未就大规模公共卫生应急需求提出特别要求，在此次可转化危重症床位的使用中，由于供气、供电等建设标准不够，导致可转化危重症床位过于分散，无法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某些地方的传染病院在局部疫情患者救治中即出现了氧气压力不足，甚至是断电的情况。在此次大规模疫情中，即使在一些大型三级甲等医院，也出现了气源、供电的不足。

此外，由于病源少，缺乏自身造血能力，加之拨款不足，某些传染病院运营艰难，造成人才留不住，设施设备缺乏维护，应急状态下掉链子。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等科室在多数医院体量轻、规模小、设备装备欠缺、人员不足。全员危重症救治能力也有待提高，这次疫情中，多数医院几乎全部科室参加了新冠救治，但许多科室平时缺乏呼吸道感染和危重症救治的训练，仓促上阵，难以满足高强度临床诊疗的要求。

建议5年内危重症床位数量提高至总床位数的10%

王广发建议，加强现有公立医院危重症资源的建设。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组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配合对现有三级公立医疗机构进行适度改建，在5年内力争将危重症床位数量提高至总床位数的10%。对可扩展危重症床位进行气源、电力改造，调整、优化布局，积极建设可转化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满足集中收治危重症患者的要求，使其逐步达到总床位数的10%至20%。

对现有基础设施逐步进行升级改造。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对现有医院电力、气源设施进行评估，如果不能满足超过满负荷运转10%的冗余量，应逐步改造，以满足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需求。对于新建三级公立医院，电力、气源设施的冗余应达到满负荷运转的10%，危重症床位总数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可转化的危重症救治病房应达到总床位数的10%至20%。

重视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建设和政策支持。中央和地方财政应保证传染病医院充足的运营资金，包括硬件维护、部分人员费用及传染病应急救治资金。适度提高传染病门诊和住院费标准，提高部分应由财政或医保基金支付，避免增加患者负担。鼓励传染病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结成紧密型医联体，某些大型传染病院可适当向综合方向发展。

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加强综合医院传染、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的建设，适度扩容，增加从业人员数量。临床各科的年轻医师应定期轮转呼吸ICU、内科ICU、综合ICU等危重症救治病房，以提高危重症的诊断及救治能力。

封闭公共空间应关注空气生物安全

除应急医疗救治外，王广发还关注封闭公共空间的空气生物安全问题。

2019年，一位鼠疫患者从外省进京。所幸该患者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未进入大型公共场所，加之当时传染性不强，未引起疫情扩散。但可经生物气溶胶进行远距离传播的新冠病毒，再次警示空气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除了新冠病毒，生物气溶胶还可传播多数的呼吸道传染病，包括SARS冠状病毒、MERS冠状病毒、炭疽、麻疹等。通过监测空气中气溶胶的病原微生物，可对呼吸道传染病进行早期发现和预警。

他建议，研发和建设一套基于生物气溶胶感知技术的封闭公共空间生物安全数字化技术体系，将生物气溶胶收集、自动检测、自动分析、自动报警、信息传输技术集成，形成体系。对重点封闭公共空间的空气生物安全建立合规、安全的监控网络，对可能出现的重点病原进行监测，建立数字化的基础数据库，并对可能出现的重大疫情进行预警。研究建立一套国家级封闭公共空间空气生物安全监控机制，可率先在某些大城市先行研究，获得成功后逐步向全国推广。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