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大学新闻网消息，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厉以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作为中国改革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厉以宁有诸多身份。他曾任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等职。

而最为公众所熟知的，是其在国内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并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厉以宁获得“改革先锋”称号。

2018年5月3日，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内，厉以宁教授现场授课，让校友们重温当年的课堂气氛。  彭子洋 摄

2月27日深夜，厉以宁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多位曾与其有过交往的人士通过个人平台表达悼念。温和、可亲、风趣，是厉以宁留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回忆，自己听过厉以宁六次课和十几次讲话，感觉他是非常温和风趣的老先生。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曾与厉以宁有过几次交谈，“回想十二届全国政协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和专家座谈会，会前（与他）有几次交谈，恍然如昨。厉老都是手写稿件，细密而清晰，为人平和可亲。”

“厉股份”

厉以宁193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55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1994年至2005年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他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参与推动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持起草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也因此被尊称为“厉股份”。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出现了三个显著变化：实行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逐渐兴起、深圳设立经济特区。“这个就等于给平静的水面上丢下了三块大石头，三块大石头一丢，整个波浪就起来了，中国经济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厉以宁曾这样回忆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经济的景象。

但改革并没有结束，此前的改革集中在农村、乡镇，而真正的改革要改城市、改国有企业，这才是摆在八十年代中国面前的大问题。

2016年3月10日，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厉以宁委员作《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看国企改革》的发言。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怎么改？厉以宁曾在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这样起步的》讲话中回忆起当时中国面临的两种改革选择——一种是世界银行的意见，参照西德经验，放开价格，政府不要管，让它在市场上升升降降，发挥经济自身规律；另一种是北京大学提出的，中国学西德是走不通的，要走产权改革的道路。

争论随之而来，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召开。厉以宁回忆，4月26日那天人山人海，大家都为了听一听中国该怎么改。在会上，厉以宁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功。”

消息传到中央后引起关注，中央问厉以宁：“为什么不能放开价格？”他给出的原因之一是所有制不同，西德是私有制社会，而中国是公有制社会，国有企业放开价格以后只会导致价格的猛涨，却不能改变企业的地位。

到了1986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试试看，先在一些企业做试点。当时考虑以四川试点，包括重庆在内。因为整个西南以四川为界，国有企业多，股份制改革要从国有企业多的地方开始。

改革之路并不顺利，受整体环境和一些因素的影响，到八十年代末期，中国经济改革几乎处于停滞。直到邓小平二次南巡讲话以后，股份制才终于被肯定下来。

此后的改革进程中仍然面临许多新问题，比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是否会导致私有化？面对这些质疑，厉以宁等改革推动者们通过增量先行、存量暂缓等办法，将中国股份制改革推入“二次革命”，最终实现了中国股份制改革的顺利推开。

亲历这一切，厉以宁说：“中国的改革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经过反复的试验，甚至挨批、撤职，这就是我们经过的历史。”

“不要让非公企业成为‘三等国民’”

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两个“36条”十分关键。2005年，我国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2010年，我国又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非公经济新36条”。

两个“36条”的推动出台，厉以宁均参与其中。他还曾公开表示，不要让非公企业成为“三等国民”。

在2004年的全国两会上，厉以宁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谈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他指出，讨论二者的关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

2015年3月6日，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厉以宁（右）等7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并答记者问。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从企业的角度看，在市场经济下，既然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过去法律禁止进入的领域，那么竞争一定是加剧了。竞争加剧的过程中，效益不好的国有经济、公有制企业垮掉了、倒闭了、停产了，这是正常现象。就像民营经济中也有一些企业效益不好，被淘汰一样。

从宏观经济整体角度看，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第一个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个是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总而言之，厉以宁所持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公有制领域以后，竞争加剧迫使公有制经济产生紧迫感，必须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改革才能提高效率，长远来看对公有制经济是有利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国有资产重组创造了良好条件，公有制经济随之壮大。因此，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进一步促进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加强，总体上对公有制经济是有利的。

那一年的全国两会上，厉以宁还谈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话题，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针对民营企业的“原罪”论，他指出，民营企业家不是旧社会资本家的延续，而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不能否认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按照什么问题来办，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厉以宁说，对民营经济中的问题如果不加区分、不做分析，就弄出“原罪”的说法，既不符合实际，又挫伤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来到2023年，民营经济仍是焦点。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

改革是长期的，虽然距离两个“36条”出台已经过去十几年，但许多问题仍然需要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断被解决，厉以宁的很多观点对现下仍有参照意义。

“今后几十年整个经济学可能会改写”

年近90岁高龄时，厉以宁仍在坚持做研究。201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120岁生日。当天，厉以宁作为颁奖嘉宾，颁发北大“学生五四奖章”。

现场，厉以宁介绍了自己当时在做的研究，“我现在正在研究一个问题，现在的经济学正在变化，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内，整个经济学会改写。”

201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在邱德拔体育馆举行，厉以宁（中）等老教师代表出席。朱骏 摄

厉以宁说，从亚当·斯密开始，就主张人是经济人、人是理性人。因为人是经济人，所以总是考虑最大收益，人是理性人，所以总是考察怎么样占便宜。现在就不一样了，从新古典学派以来，渐渐感觉不是那么回事。现在经济发生变化，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人也不一定是理性人，可能是现实人，所以会做出意想不到的安排。

当人是经济人、理性人时，总考虑最大收益，而加上了社会人、现实人的身份，就不存在最大、最优的选择了，因为信息太多，很多人都开始作出“次优选择”。厉以宁说：“人是社会人，社会人要求更多的是协作、双赢，这样整个经济都发生了变化。”

一旦脱离经济学家的身份，厉以宁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温和、可亲、幽默的老先生。北大120岁生日颁奖典礼那天，已经88岁的厉以宁在台上仍不忘“幽默”一下：“学生是我们羡慕的，毕竟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我读北大的时候，教过我的老师现在没有一个在的。”

诗词是厉以宁的业余爱好。据他自述，从高中时期起，他就学习写诗填词。2008年是厉以宁与夫人何玉春的金婚，为作纪念，出版《厉以宁诗词选集》，收入了他历年来所作的六百六十六首诗词。

张连起对厉以宁的诗词印象很深，知道厉老诗词功底厚重。其所作的诗不仅是个人心境的写照，还常渗透着唯物辩证法和经济学的思考。

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门即将开启，厉以宁写下“山景总须横侧看，晚晴也是艳阳天”的诗句，描绘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形势。这年，他48岁，刚刚从资料室走向讲台，学术生涯的“艳阳天”初露曙光。

厉以宁热爱诗词，但从不以诗人自居，只说是“余事”而已。“如今我年纪大了，但一翻开我的诗词选集，读到当年写下的这些诗词，脑海中很自然地又呈现出当年的情景。”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编辑 陈静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