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热词，在首都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4成，如何更好地保障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北京市人大代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勇教授提出，应该正视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关系，树立“发展平台经济就是发展数字经济”理念。

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和发展载体

过去五年，北京市“四个中心”和“两区”的规划、建设、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了“五子联动”的发展方案，数字经济增加值已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4成。北京平台经济发达，多个头部互联网企业总部、分部设立在北京，全国50%的互联网平台独角兽活跃在北京。“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是什么关系？黄勇认为，当前社会上普遍忽视了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今天数字经济的源流，是过去30余年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演进：通信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平台经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变化，使得平台经济形成了生态系统；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和商业概念的兴起，数字经济的产业脉络才开始逐渐清晰。

“互联网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和当下及未来进一步发展的载体。”黄勇认为，如果抛开互联网平台经济谈数字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就会不利于完善数字经济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需要落实法治保障打通堵点

从政策层面看，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常态化监管”和“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黄勇认为，相关制度框架、实施体系还需要进一步优化。黄勇提出，促进发展的政策需要通过建立并落实法治保障，更好打通各个关节的堵点，避免短期性的政策频繁调整影响市场的长期信心，进而反过来制约投资。

关于平台经济的监管，黄勇表示，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存在“多法共治、多部门共管”的体制特点，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价格、电商、消费者保护、广告、信息、安全等规则，都具有适用于平台经济的空间，并且监管执法的边界还不够清晰。

法规政策需要更好地处理数字经济和平台的关系

为了廓清“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概念与关系，黄勇建议，在今后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会议、立法和政策文件中，更好地处理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关系，树立起发展平台经济就是发展数字经济的理念。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要更好地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黄勇提出，数字经济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和市场应用两个层面，政府和国有企业应将重点放在信息高速公路等投资需求大、回报周期长、市场投资意愿不足等基础设施方面，将开发、应用、推广的空间更多地留给市场主体。关于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宜商环境的法治要求，黄勇认为，应尊重平台企业在平台、数据等方面的私有财产权，更多推动政府公共数据的公开和共享。黄勇还提醒，应当做好平台经济领域不同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执法协调，厘清不同监管部门的监管权限，避免反复“拉抽屉”式的多头监管执法影响市场的发展预期。

新京报记者 沙雪良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