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农业大学在线上举行了“新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系列讲座，由人文与发展学院公共管理与发展系乡村建设实践与研究团队发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黄志辉就“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房产金融与农民栖居”主题发表了看法。黄志辉认为，如果农村要素市场的土地、劳力、技术、资金能够与城市平等，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能够保留生态价值给农民，才能够吸引离开乡村的农民重返乡村，成为逆城镇化的主体，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后，乡村农民形成新栖居格局

谈到农民的城乡迁移，不可避免要提及城乡金融关系这一概念。黄志辉解释，城乡金融关系是一种围绕资本投入、支付、转移以及劳力、商品、技术流动等，形成关于金融资金分配、汲取、投放或依存等类型的城乡关系。城乡间以土地、商品、房产、劳动力以及支付体系为媒介的各种货币资金关系，构成了城乡金融关系的具体社会经济维度。

“20世纪以来，城乡金融关系以两次截然不同的方式支配着农民群体。”黄志辉认为，从1920年到1945年是乡村“不在地主”时代，这时候城市以土地为媒介，用土地金融来控制乡村；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离土离乡，农村进入了“不在农民”时代，尤其是我国中部县域地区，以房产为媒介，形成了房产金融为核心的城乡金融关系。他提出：“乡村‘不在农民’时代，就是农民逐渐离开乡村，在城镇甚至城市定居。在这一时期，农民形成了多点栖居的‘四化’格局。”

黄志辉总结出农民多点栖居“四化”格局，即“在地化”的村居状态、“乡镇化”的镇居状态、“县市化”的城居状态、“多栖化”的居住状态。他说，在这样的状况下，栖居农民与县域房产金融紧密相连，栖居农民较高比例的收入被城镇房产金融体系提取。在这样的城乡金融关系中，“也就是说，栖居农民的收入和个人发展，并不能为乡村发展和建设贡献主要力量。”

当前乡村振兴的最大症结在城镇

“不能再沿用传统的静态城乡二元结构来看待城市、乡镇和村落了。”在黄志辉看来，当前乡村振兴遇到的最大症结与束缚，并不在乡村，而是城镇。他说，农民多点栖居格局的形成意味着当前县域社会是多元一体的、动态的，而金融关系却仍然是二元的。

黄志辉认为，在县域社会分布格局发生巨变的前提下，需要进行要素市场价值分配的结构性调整。他说：“比如分配好乡村劳动力红利，将农村土地市场化的资本留在农村，而不是被城镇汲取，农民可以拥有土地、宅基地、山林使用权的收入，从而加速多栖居住主体的城乡间流动。”

“城乡发展应该是具有互惠意义的发展。”黄志辉表示，只有让栖居的农民流畅地往返城乡之间，他们的“多栖”特性就可以转化为一种城乡间的开放性与主动性，“这才是真正带动城乡双方发展的要义。”

乡土中国的概念正在发生转换

随着现代化进程和信息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壁垒被逐渐打破，黄志辉认为，中国的传统概念正在发生转换。他说：“比如在空间上的新型居住格局，网络上的县域联结，地缘上的城乡交通体系等，农民在中小型城市和小城镇中的生活正在重构。”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董强，长期在云南省做乡村振兴实践工作，他在黄志辉观点的基础上总结了乡村振兴实践过程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董强认为，农民的流动，是一种被动的流动，乡土中国传统格局的改变，需要有新的应对。他说：“乡村建设中要特别注重导入价值高、收入幅度大的新业态产业，而不是传统的产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重塑城乡在经济上的二元关系，从而吸引离开乡村的农民回到乡村，成为乡村建设最重要的主体之一。”

农民多地栖居的居住格局已成定局，这也是当前乡村振兴的重要背景之一。黄志辉提出，在乡村振兴政策的红利下，农民工仍旧没有出现规模性返乡的原因值得更深层次的思考，“只要农村的土地、劳力、技术、资金市场能够与城市平等，给农民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我想，他们会有回归的一天。”

新京报记者 陈璐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