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高考报名总人数达到1193万人，比去年增加115万，再次刷新了全国高考报名总人数的纪录。高考因其教育评价指挥棒的重要位置，一直被看作最公平的选拔型考试——关乎千万考生命运，涉及千家万户利益。

因此，高考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求绝对严格，要能够接受大众聚光灯下的检视：从高考试卷运输、试题内容、准考证发放、考场安排、监考、送考、考试状态、考题设置（尤其作文考题）、阅卷、高考出分、志愿填报、考生录取，到政府职能部门的高考服务保障，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是新闻点，而这个链条上的任意一环出现异常情况，都能快速成为各媒体竞相报道的顶流素材。因疫情、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原因导致的未能按既定安排、方式举行的“非常态高考”更是媒体报道竞逐的焦点。以下就我参与过的“非常态高考”报道，略陈固陋。

新京报记者巫慧   受访者供图

一、可预知的非常态高考报道要把握好“时度效”

近两年来遇到的“非常态高考”基本可分为可预知与不可预知两类。

顾名思义，可预知是指高考前已知可能发生的特殊状况。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这两年多来，为保障涉疫考生合法参加高考的权利，全国多地进行了特殊考点安排，并对相应的监考、考生保障等做出调整。今年高考前，北京仍有多个封管控小区，仅北京丰台区封管控考生就有239人，北京高考因此设有三类高考考点。相比常规考点，非常态的封管控考点和医学观察场所高考考点显然更吸引媒体关注。

同样因为疫情，上海早在5月7日就发布消息： 上海市秋季高考统考延期至7月7日-9日举行。高考延期，与之相关的一切也是值得关注的非常态高考报道素材。

那么，可预知的非常态高考在报道上有无难度？当然有。

高考因其巨大的影响力，早已成为全媒体流量关键词，关注高考的人群不光是考生及家人、学校，更是全社会。又因其公平性特征，高考的“非常态”调整设置对特殊考生、普通考生是否都能体现出国家赋予这门选拔性考试的公平公正公开？这既是对教育主管部门的考验，也是对机构新闻报道者的考验。表述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全民对于高考公平性的质疑。

今年北京高考期间，新京报发表了涉疫高考相关稿件约200条，采用文、图、视频、直播等全媒体手段较为完整地记录了2022年北京如何平稳度过疫情下的非常态高考季。与自媒体不同，机构媒体在报道涉疫考场和考生时，既希望能在第一时间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又能安全地进行揭秘性报道，不对防疫工作造成干扰，因此“时度效”的把握尤为重要。

在新京报的报道中，首先是官方通报从不缺席。线口记者第一时间发布北京疫情发布会中高考相关政策、北京市教委和各区教委公布的高考相关措施是最基本的工作。这些来源权威的官方消息既是新闻，也是各家媒体抓住第二落点争取独家采访的线索。

在5月29日召开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工委副书记、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奕介绍，在今年的高考考点设置方面，按照常规考点、封管控考点以及在集中医学观察场所和医疗救治场所设置的考场几类情况进行总体安排。消息发出后，新京报立刻布置记者多渠道了解特殊考点的具体布置，争取在不影响抗疫和征得主管部门同意的前提下进行探访。同时，通过学校、家长全面了解哪些考生身在封管控考点，在不影响考生复习的前提下对其家人进行采访。此外，考场中的后勤保障人员也是极有价值的采访对象。考虑到不能打扰考生备考，所有对考生本人的采访全部放在高考最后一门科目考完之后……

高考期间，新京报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报道：《管控区高考家庭：居家一个月妈妈操心“费嘴”，考前迎来解封团圆》《北京朝阳集中医学观察考点安保民警：“隐身”工作为考生做好后盾》《专人服务、特制“提示卡”，北京十八中三位考生的“特殊”高考》《北京隔离酒店考点高考生：“正好考四天，要把四种套餐都尝一遍”》等，从考生家庭、社会保障、考生体验等多角度安全地展示了今年北京高考封管控区考点的情况。

新京报教育高考专题   受访者供图

二、不可预知类非常态高考报道重在求真相不添乱

不可预知类高考新闻其实就是与高考相关的突发新闻，以社会新闻居多。

近两年高考期间的突发新闻既包括灾害性新闻：例如2020年安徽歙县高考期间发洪水，导致交通中断、高考数学延期；也包括人为的高考突发新闻，例如高考生作弊行为等。

与常规的政策类和服务类高考新闻相比，突发新闻往往更容易让记者“兴奋”，也更能考验记者的综合媒介素养。同样是因为高考公平的内涵及属性，对机构媒体而言，报道高考不比普通突发新闻，所有流程的操作必然要更加遵守新闻规范，避免产生不可控的高考舆情风险甚至其他衍生舆情风险，给主管部门“添乱”。

以今年高考期间甘肃考生作弊事件为例，可以清晰看出机构媒体对这类突发新闻操作的基本思路。

(一)第一时间获得官方核实

在自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新闻素材的首发平台和发酵场。

据新京报报道：6月7日下午高考数学科目考试结束后，有网友曝出多张QQ聊天截图，截图显示，一名昵称为pursue张瑞瑞的网友在群内发布求助信息：“谁会做高三题，数学，帮个忙，我可以出钱……”并附上多张疑似数学试卷题目的照片。记者注意到，该网友最初在群内发布信息的时间为15:48。随后群内有多位自称今年高考考生的网友指出，上述题目就是今年高考数学全国乙卷题目。

QQ、微信群、微博等社交平台最先出现“爆料”，随后快速在社交平台交叉传播、发酵，直至炙手可热，这也几乎是当前大多数社会热点事件走热的路径。但这并不是新闻稿件。面对网络上铺天盖地的素材，是真相还是谣言？公众希望从专业的机构媒体获得准确消息，因此，向官方求证成为新闻记者的必要举动。所幸这个时代同样给予了记者求证的便捷，除去传统的打官方咨询电话、向官员求证，各级各类政府已获认证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也是重要的官方消息发布渠道。上述高考考生作弊消息传出后，根据网传试卷题目，一度网传事发湖北孝感，又有说安徽考生作弊，因线索太少，媒体无法判断考生所在省份。因此，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成为媒体重点采访求证对象，包括新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当日即提出采访需求。

6月8日清晨，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称，经公安机关迅速侦查，现查明：涉数学全国乙卷事件，系考中作弊，甘肃某考生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QQ群寻求解答未果，不存在考前泄题。

值得一提的是，这则通报发布在大多数记者可能还在睡梦中的清晨，但重磅消息的传播并未因此滞后。除去个别勤快的记者早起盯守教育部官网，更多大型机构媒体的数据抓取系统24小时工作，早就第一时间自动抓取并分发了这条消息——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机器联手完成了2022年最重要的一条非常态高考新闻的首个官方消息发布。

（二）推进稿件增量，挖掘独家故事

在这个时代，记者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输给了机器（自动抓取系统）并不会懊恼，跟机器较劲不如马上投入到这条新闻的下一步骤：找增量，挖深度。

6月8日上午8点半，看到已经刷屏的教育部教育教考试院通报，新京报布置记者联系甘肃教育考试院进一步核实考生现状以获取通报之外的增量，同时安排另一位记者采访律师、梳理近年高考作弊案例，以了解相应惩处的法律依据。多人配合是突发新闻抢速度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记者在多次尝试电话采访甘肃教育考试院被拒之后，与编辑商议转换思路，站在更多考生家长角度、高考公平性角度请主管部门表态，最终获得考试院诚恳的回复：考生数学成绩无效，同时该考生将无法再参加后续高考考试……

结合同步准备的律师相关采访，用时1个多小时，新京报记者冯琪、刘洋合作的这篇非常态高考热点新闻《甘肃教育考试院：高考数学作弊考生成绩无效，不得参加后续考试》出炉，快速、独家、权威，这条稿件迅速全网传播，当天成为多个平台的热搜话题。

对深度和故事性的挖掘，则是稿件增量的另一维度。

以2020年高考安徽歙县洪水影响高考事件为例，7月7日全国高考首日，歙县突遭50年一遇洪水，交通瘫痪导致多数学生不能到达考点。消息在传出后，新京报深度新闻部、教育新闻部、我们视频、摄影部、社会新闻部多个部门联动，分成前线与后方两个采访阵营，前线记者第一时间前往歙县灾害现场，后方记者则配合进行电话采访，随着水势变化及时间推移，新京报在当年高考期间刊发即时新闻数十条，内容包括考点灾情、考生安置情况、教育局采访、高考临时调整等，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当属高考结束后刊出的《歙县高考72小时：洪水突袭下的小城“赶考”记》等几条深度类稿件，一线记者们通过亲眼所见、亲身经历和大量采访，复盘了洪水之下这座小城的考生、家长、应急指挥人员、主管部门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72小时，读来感同身受。

三、非常态高考新闻报道与新闻伦理

那么，什么样的高考事件适应进行深度挖掘，什么样的事件媒体应该穷追猛打？操作的边界在哪里？我想简单分享自己在高考新闻中比较重视的一个评判准则：新闻伦理。

首先，教育是国之根本，教育新闻是最大的民生新闻，其社会影响力远超其他很多领域。而高考更是教育领域最敏感的话题之一，上述高考新闻操作的“度”其实也是新闻伦理范畴内容。

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行走的媒体”，与此同时，传播中新闻伦理缺失问题也更凸显，因此机构媒体首先应注意稿件的正确导向，引导考生正确的价值观和成才观，不为网传不实信息推波助澜，不做煽动性报道。

其次，讲究新闻的深度与专业度，但不被流量绑架，不为抢独家而触碰底线。

2021年8月，一则“衡水中学校长儿子赴西藏高考涉嫌高考移民”的消息成为热点，文章直指衡水中学校长利用援藏机会为儿子办理西藏高考涉嫌违规。此后，一大批自媒体在文章中将考生的真实姓名、生活照片、身份信息等进行全面披露，导致这名刚刚成年的学生连去小卖部都如过街老鼠，要戴帽子、口罩才敢出门，严重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伤害了考生心理。此类新闻，虽然追求了热度，博得了点击量，但无视未成年人尊严、侵犯被采访对象隐私，失去了底线。

第三，所谓新闻至上却干扰正常工作秩序的采访行为不可取。

以疫情下的北京非常态高考为例，北京设置封管控考点和医学观察场所高考考点，是以疫情防控为前提，考点探访应在绝对安全前提下，获得相关部门许可后进行，否则就失去了报道和防疫的双重意义。

移动互联网时代，机构媒体不易，不仅要面对激烈的媒体产品迭代危机和同行竞争，还面临自媒体繁荣带来的危迫感。但越是如此，机构媒体越应该对自己的使命负责，这也是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巫慧

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历，新闻中级职称。2004年8月入职《新京报》，先后任记者、编辑、主编、主任至今。

2004-2013年，以地理文化类记者、编辑工作为主，负责的品牌版面“北京地理”出刊1000多期近3000个版面，作品及所策划报道多次分获新京报社总编辑奖一二三等奖以及新京报年度新闻金奖。并作为西城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人士，参与撰写由西城区政府发行出版的书籍《砖塔胡同》、《金丝套》等。

2014年至今，任新京报教育新闻部主编、行业部主任。期间，于2012年创办的”新京报小记者”活动以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为目标，并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提供专业平台。2017年策划执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八十周年纪念特刊》获中国报刊“金推手”经典案例奖，个人荣获2017年度全国报刊案例“卓越贡献奖”。2019年-2021年获北京市教育委员会颁发的北京教育新闻宣传工作“特别贡献奖”。2020年，其参与的《大国匠心》系列报道获北京新闻奖一等奖。2021年，巫慧参与编辑的作品《3·15新京报特别发布》获第33届中国经济新闻大赛融合报道类二等奖。

原文载于《中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