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新人

把媳妇和孩子送回老家，家里冷清多了。按部就班地洗衣服、打扫屋子、整理即将要上会的行李，按照提前列的清单一项一项来。采访十九大，一次要驻会8天，要带的东西很多。

但等下会以后，我觉得带好脑子和新京报人该有的责任感才是最重要的。

第一次上会一切都是陌生、未知的，作为记者，我能做的就只有多听、多看、多思考。

之前，新京报时政新闻部主编温薷发微信问我：“要上会了，什么感受？”

我回：“不给报社拖后腿，尽量有所增益。”我也惊讶为何那时候能说出这么一段话。

她回了一个略震惊的表情，说：“你怎么了，你真跟以前不一样了。”

从协调会上得知，十九大举世瞩目，世界各地的媒体都云集于此，分到北京的上会记者名额只有12个。对于大型会议报道，这个总人数只相当于“北京市两会”一个媒体单位上会记者的人数。这12个人要面对的，是63名代表团代表，以及连续8天的高密度访谈和重要程序性报道。

尝试，总会有好运气

10月16日的任务是报道代表报到，10点之前，记者们等在北京会议中心9号楼大堂。有经验的老记者猜测，哪位代表可能会对媒体说几句，哪位代表可以拉住畅聊。

与记者相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次代表是集体报道，两辆大巴直接开到9号楼门口，代表们不在大堂停留、也不自己领资料。这个消息就像兜头一盆子冷水，连上过一次会的老记者也觉得难以招架了。

“咱们只能分头堵截代表了，分头行动。”我的提议得到了其他记者的认同。其实，对于脸盲症严重的我来说，堵代表真的是一个难题。

新京报记者郭超在采访。

我眼见着大车停下，一名拄拐的代表在别人搀扶下下车。在一群人中，这种带有明显特征的代表最容易被记者关注到。

“今天不说了，会还没有开。”拄拐的代表婉拒了我，再一抬头，代表团大部队鱼贯而入，丝毫没有停留的意思。代表就在我身边掠过，我竟然不知道该锁定哪位了。“您的腿就是个小伤吧。”我再次俯下身跟拄拐代表交流，因为看到她裤脚漏出的石膏，我赌一次“声东击西”能有效果。

说到这我也觉得惭愧，没有熟记这些代表的样貌，只能靠这样的小技巧。没想到第二次对话起到了效果，代表说，自己的腿就前几天崴了，没什么大事。我进而追问她其他的问题，在拐到电梯前的那2分钟路程上，她和我聊了几句。

穿着毛马甲提问的新京报记者

10月18日十九大开幕，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开始增温。还没有从“新人”的忙乱中回过神，我就要迅速进入了密集的采访和奔波中。

由于今年的代表驻地没有配发车证，任何车辆都无法接近驻地。18日凌晨4点，我从住地走了近两公里才找到车。被雨打湿的路面反着路灯的微光，没有伞，我只能把书包举在头顶。

别看是4点，其实并不算早，朋友圈里已经有记者晒出连夜排队的照片了。

就算早早的排队入场，总有人会早于你占据到最有利的位置。不到8点半，人民大会堂二层记者区域已经无法进人了，工作人员疏导还未入场的记者上三楼。

新京报记者郭超在十九大期间采写的稿件。

来上会前有同事打趣说，来开会就能近距离看到领导人了，可惜我没带望远镜，座位前排的几名外媒记者则人手一个望远镜。开幕式刚结束还没来得及吃口热饭，后方就发来信息，晚上6点有8名代表接受采访。我马不停蹄赶回住地，采访、写稿。开幕的第一天折腾到凌晨2点，确定所有稿子编辑都能收到以后，我才能睡下。两个半小时以后，我再一次走进凌晨。这次要赶在7点半之前进入大会堂，北京团有代表要走代表通道。不少睡眠不足的记者在采访区的台阶上，就那么坐着睡着了。

我不能睡，采访完代表通道之后，还要马上赶到梅地亚中心，大会第一次发布会邀请了监察部和组织部的负责人，如此重要的发布会，不容错过。

新京报记者郭超在采访间歇。

幸好车里还有红牛，转场过程中连灌两瓶，再洗一把冷水脸。早起穿出来的衬衫已经打褶，进梅地亚前，我从车里抄起前阵子落在车里的一件毛马甲穿上。

于是后来就有了在大会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那个穿着毛马甲提问的新京报记者。

10月19日，十九大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邀请中纪委、中组部负责人介绍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相关情况。图为新京报首席记者郭超提问。新华网 郝广鹏摄

当天晚上，又是9个代表的集中采访。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不觉疲惫了，脑子不由自主跟着时间表在转，手指不停的敲下代表们说的话。苦了编辑，这两晚也是天天等稿子到1点多。

“今天稿子几点到？”编辑问我，我回：“比昨天能早一点”。他回了我一个感恩的双手合十表情，想必，也是快崩溃了。

你的稿子就是新京报的“脸面”

接下来的几天，受特殊议程的限制，很多时候记者不能进入讨论会场，采访代表以及把写成的稿子给代表确认，就必须在会议间隙或者在代表休息前完成。采访量从一天8个代表增加到10个，而且中午、晚上都有。

面对不同媒体的竞争，同样的采访时间，同样的采访对象，我必须更快成稿——还要成得好看。这是我后几天工作的信条，成稿后看到的是代表自己，我的稿子先传过去，代表们就对新京报有了更深的印象。

新京报记者郭超在十九大期间采写的稿件

杨新媛代表看完稿子以后微信回复我：“郭记者，您写的比我要说的更好，真的很感谢您。”

刘钰峰代表看到稿子回复我：“辛苦了，您写的稿子我改一改，明天可以在会上发言用了。”

这些代表的肯定是对我莫大的支持。在采写朝阳区委书记、东城区委书记、平谷区委书记的时候，我都第一个把稿子写好传过去，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我觉得这是新京报在十九大报道中的价值体现的一个方面。

在一次会间，东城区委书记张家明从卫生间出来，看到我，便聊起了前一天的稿子。“我看到媒体的报道了，挺好的，就是有一处说的不对，我说市民走500米就能见到城市绿地，不是全覆盖，现在只是覆盖了85%左右。”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新京报电子版上的这段表述，他说：“那你们写得没错。”我说：“其他媒体的这条内容都来自另一家报纸的，我是自己写的。”

郭超（蓝衣者）在现场

我记得在2011年北京“7·21暴雨”之后，报社表彰了参与报道的记者，我作为获奖代表谈感受的时候说：“做新闻，最重要的一点是走出去。”这句话放在现在，也是我当记者、写稿子的底线，参与十九大报道以后，我觉得可以为自己加一条底线——“永远别放弃为稿子署上自己的名字。”

郭超

男，40岁，党员、新京报社时政新闻副主编，从业16年。

在新京报工作16年，先从从事企业内刊编辑、社会新闻记者、社会新闻编辑、时政新闻记者、时政新闻编辑，采编从业经验丰富，曾参与过北京神舟7号返回舱回收报道、2008年冬奥会报道、汶川地震报道、央视新址大火报道、全国两会报道，曾代表首都媒体参与过“十九大”报道。报道曾获得两次次北京新闻奖一等奖、全国人大新闻奖一等奖、首都媒体“721”特大暴雨先进个人称号、首都消防记者先进个人。

走上管理岗位后，仍然对新闻一线工作充满热情，先后策划北京2022冬奥会、冬残奥运会报道、建党一百年主题报道、首都抗疫系列报道、二十大预热主题宣传报道等。在时政新闻视频化领域敢于创新，组建了时政新闻视频品牌“知道视频”，全网粉丝量532万。

原文载于《新京报传媒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