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近代化与现代化历程，都从农业和农村开始。如今，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正在经历着农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历程。

二十大报告着重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当前，三农的现代化，无疑是全面实现现代化历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关于中国现代化，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潘璐，她说，“乡村振兴、小农存续、小农农业的转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特点之一。”

北京门头沟清水镇八亩堰村。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现代社会中，小农养活了全球70%的人口

新京报：中国有数千年农耕历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小农模式的现代化，一直都是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之一，小农的现代化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潘璐：以农民家庭为主体的小农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农业方式。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农业社会，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本土化农耕活动，构成了世界经济的核心。然而，这一古老的社会秩序，首先在16世纪的英国遭遇了冲击，自此之后，农民和小农农业的转型，就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各个国家必然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已经完成资本主义的欧洲、还是正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发展议题，古典理论思想对于小农农业的历史定位，往往是消极和负面的。

新京报：在今天也有不少观点认为，小农消失是农业现代化的大趋势，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潘璐：必须注意到，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资本主导的农业产业经历了兴衰起伏，与此同时，农民的生产方式经过了重重困难和危机，展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并逐渐走向资本密集化和技术密集化。现代世界经济中，小规模家庭农业生产者的绝对数量在上升，占到了世界人口的40%。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小农圈”的亚洲地区，以农民家庭为单位从事的小规模农业依然是农业经济中的主体。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容纳了全球60%的人口，同时也拥有占全球74%的家庭农业，亚太地区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生产了这一地区80%的食物，为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即便是在资本主义最为发达、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也依然留存着一部分在小规模土地上从事家庭经营的小农农场。在欧洲依然有占全球小农场数量4%的数百万小农，还有许多大农场正在重新回到小农经营的模式，进行着“再小农化”的实践。从全球角度看，小农农业养活了世界70%的人口，是单位面积最有效率的生产模式。

中国现代化，最早从农业农村开始

新京报：在我国，传统小农生产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是怎样的？

潘璐：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革命性转型，都与农业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都是建立在对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等方面进行改造或改变的基础上实现的。在我国也是如此，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发展历程是从农业和农村开始的。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无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如何实现发展”，到改革开放深化期的“如何实现更快发展”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如何实现更好发展”，国家发展与现代化一直是中国永恒的主题，而诠释现代化中国的道路中，不应该忽视小农转型在近代化和现代化中的作用。

新京报：但在当前，农民、农业、农村确实是走在现代化的后面，怎么理解这一现象？

潘璐：在中国市场化和商品化发展中，我们依然看到以家庭为基础、以生存为导向、以人与自然的互惠为根基的传统小农农作，仍在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广大农村，成为小农家庭维系生计、应对市场风险的重要策略。目前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农业经营户的98%，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超过70%，小农户仍然是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化体系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外，强调小农户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力图在城乡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与此同时，小农群体也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商品经济的变革之中，既经历了适应与重塑，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

小农的转型，面临众多风险与挑战

新京报：推动小农实现现代化转型，而不是消灭小农，这一过程中面临着哪些挑战？

潘璐：挑战之一，是资本下乡背景下，小农户农业的发展危机。资本下乡作为农村社会的新现象和农业转型变迁的重要趋势，有观点认为，资本下乡对于促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具有重大实践价值。也有一些学者对资本下乡表示担忧，认为资本下乡将会与农民争夺农业收益。目前，在资本涉农的这几种方式中，农民以及小农农业，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为资本提供土地或劳动力，或为资本承担其不愿意承担的生产环节的高风险，小农农业自身的发展空间受到了严重影响和挤压。

新京报：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外流，这是否也会对小农生产的现代化带来挑战？

潘璐：从全球各国的农业发展来看，在农业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背景下，家庭农业和小农农业的持续发展取决于新的青年一代能否接续农业经营，实现农业的代际继替。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大量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现象普遍。我们在农村调研中也经常发现，农村剩下最后一茬种地农民，小农户生产面临“谁来种地”的困境。与此同时，今天的年轻人大多不愿回到村里种地，即使留在家乡也不会种地。断层其实已经开始显现，令农民十分担忧。若小农户家庭未来无人耕种土地，这势必严重影响国家整体的粮食安全形势。

小农现代化，是中国给世界的贡献

新京报：小农的转型与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路径特有的现象，这个路径是怎样的？

潘璐：“农民的终结”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普遍经历。然而，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就是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同时，依然存在庞大的农民群体。今天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农业模式，都不是单一维度的：既非全盘资本化，也非全盘的小农农业；既有资本化的规模农业，也有小农农业继续发展的“再小农化”。要理解中国的农业转型，最重要的是，看到小农农业存在的多元形式，及其得以存续的现实基础。事实上，农民的创新精神与行动实践已经在各地显现，如小农户构建的城乡互助式巢状市场，返乡农民工推动的乡村旅游与生态农业，以及农村各类内生性农民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新京报：在过去，你是否曾参与过小农现代化的实验或尝试？

潘璐：自2010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河北省易县坡仓乡开展了一项“巢状市场小农扶贫”的行动实践。以小农户的生计资源为出发点，以农民的地方性农业生产为“产业”，以城市普通消费者对健康食物的需求为对接出口，构建由小农户和城市人口共同参与的“巢状市场”。自2012年开始，村民已经独立完成生产、组织到运输配送的全过程，在北京有8个固定配送点，20-30天配送1次，从未间断。十余年的实践证明，巢状市场实现了小农户的城乡对接，在带动贫困小农户脱贫增收、改善村庄生态环境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类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行动实践不胜枚举，这不仅是乡村振兴的巨大动力，也是国际发展的重要中国经验。

新京报：这些中国经验对世界有何借鉴意义？

潘璐：面对工业化农业产生的社会生态危机和能源与环境问题，重新回到农民的生产方式和“再小农化”，成为很多后工业国家关注的焦点。中国农民的发展，将给同样拥有庞大农民群体、但陷入停滞状态的拉丁美洲和非洲，提供经验借鉴，也为后工业化社会提供了一个展望未来的机会，和探索前进道路的可能。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