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在妙峰山下拐了一个大湾,一片宽阔的河滩上,数百栋崭新的小楼排成行列,干净整洁的村道两侧,三三两两的老人在路边乘凉,身后笔直的小巷子里,秋日的花朵开得正艳,不时有外来的游客停驻在河边,看秋日河中的芦苇和水鸟。
2019年5月,干涸多年的永定河恢复水流,河床上再一次泛起波光,响起了流水声,那些日子,永定河畔,水峪嘴的村民们,每到傍晚,都会聚集在河边,重温水边的生活。
付宏春也是其中一员,从嫁到这个村庄开始,身后的群山,面前的大河,村边的古道,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数十年来,这里经历了无数次变化,村民们曾经开山凿石,用最艰苦的劳动换取新的生活,也曾经植树造林,修复绿水青山,门前消失又重现的河水,见证了这个村庄数十年的变迁。
付宏春站在家门口的永定河前,手里拿着几年前永定河干涸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河滩地上,数百栋连排民居
从门头沟区出发,沿109国道,顺着永定河西行十公里左右,水峪嘴村近年建成的新村就在河畔,东西两条进村的大路上,各有一座牌坊,东口牌坊后,有宽大的广场、停车场,是村民们日常活动的地方。村道笔直,一排排小楼整齐地排列在河滩上,路上树木成荫,小楼前还有统一的花坛,时近秋分,但花坛里仍有鲜花盛开。
水峪嘴村。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这些楼房是水峪嘴的新村,新村后的两个山沟里,保留着他们曾经居住的老村,被一道火车道隔开,穿过火车道下幽深的涵洞,就能从新村走到老村。
2022年9月14日,新村到西沟老村的涵洞前,一座木质的小房子前,摆着一个小小的摊位。摊位上,有京白梨、红薯干、核桃等农产品,还有冰棍、饮料等,67岁的郝红志坐在房檐下,只要有游客经过,都会大声吆喝,他嗓门洪亮,远远就能听见他喊“京白梨”“冰镇饮料”的声音。
郝红志骑车来到他的摊位前。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郝红志在新村里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就在村口的一栋四层民居中,一百三十平方米,只有他和妻子住,两个儿子在村里也都有自己的新房子,平常都在市区上班。
每天早晨,郝红志骑着三轮车,把货物拉到涵洞边上的木房子前,下午四五点收摊,有时候,爱人也会过来,在这里晒点儿红薯干、果脯之类的,边晒边卖,大部分时候,没晒干就卖完了。红薯和水果都是买来的,这些年来,村里人基本上不种地了,山上的梯田退耕还林,河边的水地盖成了房子,年轻人进城工作,老人们在村里开发的各种新产业中上班。
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不上班的老人们,大多喜欢在路边的树荫下聊天,村里时常会举行一些活动,那时候,老人们会聚集在广场上,打发悠长的时间。
安静而休闲的村庄生活,并非一直就有。十多年前,他们还住在沟里的老村中,靠山吃山。十多年间,水峪嘴村建设新村,让村民们搬出大山,住进现代化社区。打造新产业,创造新的生活。
水峪嘴村,山水之间的村庄
永定河北京段全长170公里,仅在门头沟区就有102公里。蜿蜒的河道穿越茫茫西山,人们追逐着河流,在沿河两岸的峡谷河滩上,建成一个个村庄。村民们依山而居,临水而生,种田、养牛,繁衍生息。
永定河旁的水峪嘴村。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水峪嘴村位于妙峰山镇,是永定河冲出群山、进入平原的最后一段,村庄建在东西两座相邻的山谷中,分东沟和西沟。
水峪嘴村依山傍水、又紧靠京西古道,村后山上,则是京西古道,古道上有一座关城,名为牛角岭关城,是进出北京的第一道关口。过去数百年中,沿着古道进京和出京的商人们,在这里停驻休息、缴纳税款,驮着重物的骡马,在坚硬的石头上,踩出一个个密集的“蹄窝”。
牛角岭关城。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村前的永定河滩上,原本有数百亩水浇地,地里种植玉米、小麦等,村后的山上,也被开垦出一层层农田,种植谷子等旱地作物。这些土地里的产出,是山里的村民们赖以为生的主要来源。
1984年,付宏春嫁到这里的时候,老村几乎完整地保留着数百年来的模样,村里的民居,大部分是就地取材的板石房,一座座民居依山而建,村道狭窄而陡峭。土地里的产出也不多,这个山里的村庄,耕地资源很少,二百多亩河滩地,平均每个村民不到一亩。
“我刚结婚的时候,一个月全家的生活费只有八块钱。”付宏春说。结婚后的许多年,付宏春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两大筐山里的土产,骑车将近一个小时,到门头沟区里去卖,挣点儿辛苦钱补贴家用。“那时候没有硬化路,都是山里的土路,一路颠簸,特别费劲。”她说。
盖座房子,是农民一生的大事
结婚后,付宏春住在山上的老村里,一家人挤在老院子里,生活条件很差,1987年,她和丈夫攒钱,在山下的河滩地上盖了新房子。那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在河滩地盖房子,大多都是传统的板石房,这些青石灰瓦的老式民居,有些还没拆,但在现代化的农村社区中,已经越来越少了。
水峪嘴老村。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对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农民,房子就是一辈子的安稳,要是租房子住,老了怎么办呢?”郝红志说。
郝红志也盖过房子,他的房子,盖在老村里,如今已经近五十年,那是结婚后,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是一座有十多间房的大院子。
郝红志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盖房子的情景,那时候盖房子,还延续着村里人互相帮忙的习俗,农闲时间,壮劳力们聚集在一起,为一家人盖房子,没有工钱,只有茶水和中晚两顿饭,“那时候穷,没钱请人,都是互相帮忙,条件好点儿,买点儿肉,条件差的,就只有青菜。”郝红志说。
盖房子的人就地取石材,买点儿木材做梁柱门窗,半个村庄的壮劳力连续劳动几个月,一座新的院子就盖起来了。
付宏春站在她家老房子前。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河滩上盖新房子的付宏春也是如此,尽管她盖的是砖房,在那个年代,已经显得非常阔气了,但还是要依靠村民们的互助才能完成。
盖完房子后,郝红志觉得已经做好了这辈子最大的事儿,包括儿子未来成家的房子,也不用发愁了,十多间的院子,足够儿子们住。事实上,他的两个儿子,确实都是在这个山沟里的大院子里结婚的。但他没想过,有一天,会住在山下现代化的楼房里。
水峪嘴村的楼房。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新村建设时,村民们可以成本价购买新盖的楼房,郝红志和两个儿子都有了自己的新楼,郝红志在四层的单元房里,两个儿子则买了联排的独栋小院。新村平坦、开阔,而且有公路通到村里,硬化路入户,开车可以直到家门口,老村的山居,虽然也能开车过去,但毕竟太过狭窄和陡峭。
首次创业,村庄发展的契机
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山水是最大的资源。永定河滋润了两岸的土地,丰沛的地下水也在山上形成了多个自然泉眼,泉水长流。永定河水和山泉水,是水峪嘴村的村民们生产生活的基础。
水峪嘴村前永定河流过。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但身后的大山该如何利用?1995年,付宏春的新房子建成八年后,村里开始了第一次创业,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大山。
当年,水峪嘴村依托山上丰富的石材,成立了采石场,采集石灰石,这些石灰石即是以前村民们盖房子的材料,但事实上,它是重要的化学材料,可以烧水泥、制作漂白粉,同时也是建筑材料。此后十年中,村集体企业不断发展,到2006年,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00万元,而十年前,集体收入是零。
但发展的危机也逐渐暴露,常年开采下,山上的生态不复旧貌,更重要的是,永定河也断流了。
64岁的王山元记得断流时的情景,河道干涸,隐藏在水底的河床,赤裸裸朝向天空,水里的芦苇干枯了,水边的水鸟再也不见踪影。
“以前我们站在后山看,就能看到山沟里的村子,能看到从山间流出来的永定河,拐过几个弯后,又消失在山中,但后来,就只能看到一条干了的河床了。”他说。
永定河干了,山上的山泉也不再流水,两个山沟里新打的井,成为村里生活用水的唯一来源。
付宏春是第一次创业的发起者之一,在永定河断流之后,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村庄的发展之路。
“当时恰好国家推动生态发展,村里响应国家号召,矿产退出,开始修复、治理生态环境,恢复绿水青山。”水峪嘴村党支部书记胡凤才介绍。
相比第一次创业,第二次创业时,村里的条件更好了,“1995年之前,水峪嘴是门头沟最穷的村子,但2006年第二次创业时,村里的经济基础、村民的观念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胡凤才介绍。
而此时,新村的建设刚刚完成第一阶段。胡凤才告诉记者,2002年,水峪嘴村根据北京市险村搬迁政策,开始在河滩地上建设新的村庄,到2006年矿场退出时,第一批58栋新楼刚刚建成。第二批也正在计划中。
水峪嘴村建好的新楼。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那是最忙的一段时间,我们一方面在推进新村的建设,同时更要考虑可行的发展方向。”胡凤才介绍,那时候,村里开始重新整理自身的资源,山下的水没有了,但山上开始种树,山间还有千年古道。
三次创业,把山水变成资源
水峪嘴村位于京西古道上,古道上的一个关口——牛角岭关城就在水峪嘴村后的山上,关城的另一侧,是写下“古道西风瘦马”的马致远故居所在地——韭园村。关城两侧的古道上,有密密麻麻的“蹄窝”,是千年来人来驼往留下的痕迹。
大片的山林,都属于水峪嘴村,基于此,水峪嘴村开发了一片“古道景区”。
付宏春走在京西古道上。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从水峪嘴村新村出发,穿过铁道下的涵洞,穿过山沟里的老村,头顶上就是古道景区,三四米宽的京西古道,是景区的核心,牛角岭关城,是这段古道的最高处。关城穿过山头,涵洞用石砖箍成,墙上有方形的孔,是当初安放油灯的地方。
关城靠近水峪嘴村的一侧,有一座玻璃桥,站在桥上,可以俯瞰脚下的群山,山沟里的老村、村旁的火车道、另一侧的新村、村外的永定河可一眼望尽。远处更高的峭壁上,还有一道更长的玻璃栈道,站在栈道上,可以看到整个峡谷。
王山元就在玻璃桥的旁边值班,他和许多村民一起,在村里工作,有时候在山下的村里巡逻、值守,有时候也到山上的景区值班,协助游客安全游览。
景区的发展,给失去矿产的水峪嘴村,带来了新的收入,也成为水峪嘴村主要的产业之一。并且带动了村里民宿的发展。
在十多年的时间中,水峪嘴村经历了三次新村的建设,目前覆盖了全部村民,村民们搬下山后,老村也没有拆除,这些古香古色的山村民居,几乎被原貌保留了下来,并且成了新的景点,以及改造和打造民宿的基础。付宏春告诉记者,老村里的民宿非常火,也很知名,尤其是节假日,提前几个月就订完了。
京西古道景区边的民宿。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郝红志的大院子也保留着,就在东面的山沟里,他会经常去看看,收拾一下。板石房质量很好,屋里也都装修过,相比老村里的其他房子,郝红志的大院更宽敞。或许在未来某一天,这里也会成为一座新的民宿小院。
新的村庄,开启新的发展路
从2006年至今,十多年生态治理和修复,当年开矿的痕迹早已消失不见,身后的大山,重新变得郁郁葱葱,连续不断的放炮声消失了,山里的鸟儿、松鼠等小动物也回来了。
大山恢复了生机,门前的大河,也终于有水了。
恢复水流的永定河。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2019年,永定河生态补水正式启动,断流多年的河道重新恢复水流。补水的同时,门头沟区还持续进行永定河治理与修复工作,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河中水草丰茂,两岸树木成荫,许多一度消失的珍稀水鸟,也重新回来了。
生活在水边的人们,感触更深,付宏春记得很清楚,“水刚来的时候,一到傍晚,村里人都跑到河边看水,有人看到很晚才肯回家。”
久违的记忆重新恢复,站在河边的人们看着波光和水草,站在山上的人们,看着山间蜿蜒的河流。
付宏春站在恢复绿色的山前,手里拿着的照片是这里之前的模样。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永定河畔的村庄,仿佛回到了旧日的水光山色中,但人们的生活,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肯定不一样了。”郝红志说,“以前住在山沟里,路不好只是一方面,取暖、用水,都不方便。楼上啥都方便,谁不愿意住楼上呢?”
修整后的老村,也和以前不同了,不仅有了环境优美、古意盎然的民宿,有了干净整洁的石板路,更修葺了防洪、防备泥石流等自然、地质灾害的设施,“以前沟里发过洪水,泥石流还堵住过出村的涵洞,现在建了排洪等设施,也不会再出现险情了。”
水峪嘴老村。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水峪嘴村口的两座牌坊,连通着永定河两侧的石担路和野丁路,村后的水泥路,可以开车一直到古道景区。河对岸的土地上,村里又建起了集采摘、农耕体验于一体的农业园区,种植樱桃、核桃、柿子等。
门前波光潋滟、身后古道沧桑,现代化的村庄周围,环绕着传统的农耕庄园。负责农业园区的付宏春,每天往来于村庄和庄园之间,“再过几天,山上的树叶红了,园子里的柿子也红了,水峪嘴村最美的时候也到了。”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徐美慧 周博华 景如月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