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解剖手稿》：探索人体的秘密、人类演化的踪迹
2022-09-16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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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肯斯坦的肖像与在塑料芯片上创造人类器官的科学实验并行，弗里达·卡罗《破碎的脊柱》和脊柱腰椎部分的上色X射线照片形成对比，曼·雷的摄影插入胚胎神经系统与针灸学之间，弗里茨·郎《大都会》中的机器人是否可以视为解剖学的延伸？
肺、静脉、瓣膜、骨、胃壁的断面、颅神经——在掩藏于皮肤之下的人体被解剖学祛魅之前，它是迷信、秘密、传说、观察的来源和对象。“解剖学”（Anatomy）源于希腊语，指代以系统的方式解剖身体，进行实践；以及建立对身体内部的清晰认识。解剖学所激发的，正是我们对人体真正的敬畏。
在《人体解剖手稿》中，汇集了来自公元前30000年至今的、横贯东西的250余幅人体解剖图像。这些高清医学插图、微观视图、古代文物与当代艺术影像，来自世界各大博物馆、医学院、高校图书馆、解剖学著作与私人收藏；它们的作者包括解剖学领域和艺术领域的杰出的人物，如阿维森纳、安德烈·维萨里、玛丽·雪莱、弗里达·卡罗、曼·雷、弗里茨·郎等。有关人体解剖与文化科研等领域的简练文字展露着这一理念：不同的文化使用各异而多样的策略来探索人体的秘密、人类演化的踪迹，解剖学是其中一种。从解剖手稿中，我们能读取有关人类探索自我的一切。
以下内容选自《人体解剖手稿》，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人体神秘莫测，堪称奇迹。我们依赖人体从事生存活动：行走、欢笑、哭泣、跳跃、跳舞、布道、倾听、交谈等。我们依赖人体展现独特的个性。我们依赖人体与他人接触，结识朋友，并创建家庭、国家、文化和政治。
我们依赖人体与物质世界相连接，并超越物质，思考生命的本质，追逐内心的信仰。然而，人体将其外部展露在我们面前，隐藏于皮肤之下的世界难以窥见。它向我们抛出深刻的疑问：身体内部是什么？如何运作？人体与生俱来的隐蔽性导致了早期认识人体的双重角度：它既是执行具象任务的巨大机器，又是知识、灵魂和人格的栖居地。纵观历史，不同的文化使用各异而多样的策略来探索人体的秘密，其中包括切开身体进行仔细检查。这种解剖学方法起始于西方医学，由古希腊和罗马的自然哲学家提出。
“Anatomy”源于希腊语，指代两方面，一是以系统的方式解剖身体、进行实践，二是建立对身体内部的清晰认识。解剖学的研究不涉及任何特定个体的构成，而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个体。解剖将物理切开和细致观察相结合，揭示了不同的器官（如心脏和大脑）和结构（如肌肉和肌腱、血管和神经、组织和细胞）。人体的每一个元素都有其形式和功能，处于特定的位置，并与整体相互作用。通过细致地解剖和观察逐渐积累知识的过程，便是谱写解剖之书的过程。随着对人体组成元素的形式形态、相互作用（生理学）的理解深入，医学、社会改革和视觉艺术等领域均有所进步。
在解剖学家切开人体前，解剖学知识已经存在
从早期开始，解剖学家们便通过文本和视觉媒介记录他们所发现的人体结构与功能，包括二维图画、木刻画、蚀刻画、石版画、照片、扫描和数字图像，以及用象牙、蜡、木材、石膏、瓷器、纸、玻璃和塑料制成的三维人体模型。艺术家们或独自工作，或与医学家们携手合作，从未放弃探寻人体结构的清晰版图和人类演化的踪迹。一些画家和雕塑家执刀切开人体，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更近时期的艺术家们或在作品中借用自身体验，例如弗里达·卡罗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或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创作素材，例如奥兰（ORLAN）。这些艺术家转向生物学现实构造外的社会和政治维度，强调对身体的迷恋、身体创作的潜力，抑或裸体的情色意味。
《人体解剖手稿》结合了解剖学的两个方面，一是其作为科学的一面，而当一系列精美绝伦的图像形成令人惊奇的搭配时，我们无法忽视其作为艺术的一面。一些搭配有明确的主题联系，而一些搭配关于形式、颜色或身体功能，更为抽象。观众的眼睛可能率先被纯粹的审美对比所吸引，如一只手、一个手势、一种鲜艳的颜色，从而引发这样的问题：这里有些什么，但它是什么呢？对于解剖人体的探索可能从切开之处伊始，遵循一条连续的路线；或者遵循解剖者自身的想法，曲折蜿蜒。解剖刀从不漫无目的地使用，任何皮肤的伤口背后都藏着一颗好奇之心。由解剖观察到的图像，捕捉到了人体的组成部分和结构排列，衍生出关于人体的奇思妙想，也解释了人类这一物种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在并非坦途的漫漫历程中，人类对于自身的理解随时间推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们近观其详。
在解剖学家切开人体前，解剖学知识已经存在了。公元前8世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作者在一篇关于身体结构的详细记述中描述了一位战士身上的140余处创伤。马厩和厨房似乎是仅次于战场的观察尸体的地方。诚然，他们观察的身体不一定是人，但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预计，在被宰杀食用的动物身上发现的结构同样可在人体内发现。
对人体内部的熟悉程度不同于解剖学研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了埃及的木乃伊制作方法，即将尸体的内部器官取出，分别埋于有盖的罐子中；然而埃及人未曾留下详细的解剖结构观察结果。这种对人体的详细观察总是受到特定功利性目的驱动。在魔法或万物有灵论信仰盛行的时期，或者在宗教或形而上学思想主导对自然和宇宙的解释的时期，或者在解剖与认为人体（甚至在人死后）神圣不可触摸的宗教准则相矛盾的时期，解剖学都受到了冷落。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人体的形态变得十分有趣。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留下了许多与身体部位对应的供品，如耳朵、眼睛、手、脚、乳房、躯干、生殖器等，以此祈祷或庆祝疾病痊愈。大部分供品展示的是身体的外部，但罗马人和伊特鲁里亚人的躯干部位供品展示了开放的腹腔和向外突出的肠道。现代学者仍不知道为何身体的内部会突然以开放的形式展示在外。
体液医学：古代解剖学在公元前2世纪戛然而止
公元前5世纪，医学知识变得更为理性，但距离解剖学出现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古希腊的医生认同希波克拉底的观点，认为人体由基本元素组成。与4种元素——火、水、空气和土壤相似，他们发展了4种“体液”的概念，即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体液混合物需保持平衡以维持身体健康。他们对于实体器官和人体结构的兴趣不及对于体液和体质（如冷热、潮湿和干燥）内部和谐的兴趣。古希腊人从体液类别中定义出了人的气质：多血质、胆汁质、黏液质和抑郁质。
几个世纪以来，医师们对于体液概念深深着迷，以致他们从不深入观察实际的身体内部。相反，他们将人体和人类生命投射于更广阔的宇宙，最终甚至认为恒星有助于决定个人的健康与其他方面。不规则的脉搏或多变的尿液颜色暴露的身体失衡，可以通过平衡的生活方式和严格的饮食规则来纠正。若内部体液不平衡，最常见的治疗干预是放血。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放血图示显示了切开特定静脉的最佳位点，而黄道十二宫的占星则显示了切开的最佳时间。血液至今仍是人类主要的幽默感来源。当代艺术家用血液——通常是他们自己的血液，挑战科学和社会中关于身体的僵化观念。例如，马克·奎因（Marc Quinn）用自己的血液制作了头部的模型肖像并冷冻，表达了实体物质、流体物质和易逝去的物质之间脆弱的平衡。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及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纪为解剖学时代的来临铺平了道路。亚里士多德对植物和许多生物进行解剖，观察内部结构。虽然他没有解剖人类，但他对不同形式和物质的区分，以及他对自然界中一切事物都有特定的位置、用途和目标的解释，引发了众人思考人体内部器官和结构的功能。解剖学的兴起终于，在希腊托勒密王国统治时期，埃及亚历山大城开始了系统的人体解剖。公元前320—前250年，科学友好的环境使得两代解剖学家能够解剖死去的人体，并能对死刑犯进行活体解剖——这在解剖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解剖学家赫罗菲拉斯（Herophilo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发现了关键的解剖结构（如心腔）和解剖关系（如大脑与眼、大脑与神经间的联系）。他们将灵魂的位置定位于大脑而非心脏，但当时对该定位存在争论且并未解决。最新的成像技术绘制了大脑的完整测绘图，但并未发现存在灵魂或其精确解剖位置的证据。
虽然赫罗菲拉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没有手稿留存，但似乎他们曾在插图中记录解剖学发现。绘制全身骨骼、肌肉、血管和神经的解剖学传统可能始于亚历山大城，并在传播至世界各地的过程中趋于流行，这一点尤其可见于阿拉伯帝国的解剖学文献中。然而宗教问题再次阻断了亚历山大城的解剖研究，古代解剖学在公元前2世纪戛然而止。
盖伦撰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解剖学教科书
医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继续提出关于人体的多个概念。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医师盖伦（Galen）是2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在照料角斗士的过程中获得了第一批解剖学资料。他研究了所有可获得的文献，并提出了医学观点，塑造了1500余年以来医生们的思维和实践。盖伦提出了复杂的医学思维系统，即利用尿液、脉搏和体温诊断疾病，并开发了一种治疗策略——综合饮食、药物和一定程度的手术治疗。然而在当时，手术意味着放血、切开脓肿、稳定骨折和重新定位脱位的手臂或腿部，更大的手术操作是无法想象的。
盖伦一生只对动物进行解剖：狗、猪、猿，甚至长颈鹿，据传还有大象。他撰写了一本极具影响力的解剖学教科书，在书中他将自己在动物身上的发现投射至人体。许多哺乳动物的结构的确在人体中有对应的结构，但这种方法也产生了错误，例如盖伦对肝脏五分叶的描述，以及将胸骨分成7个部分的认知。最显著的错误是盖伦假设心脏的左右部分之间有直接的联系，这个假设支持了一个更古老的观点，即血液在肝脏中产生，在心脏中提炼，并通过平行系统中的静脉和动脉流出，在身体的外周部位使用。在这个系统中，血液最终在大脑中转化为精神的最佳形式——精神灵气（psychicpneuma），它流动于中空的神经，并调节身体中的灵魂。盖伦成为医学界无可争议的权威。“盖伦所言”约等于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但与其同时代的医生们也设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以弗所的索兰纳斯（Soranus of Ephesus）亦于罗马行医，他以妇科和产科著作而闻名。他创作的作品之一是未出生的胎儿在子宫中的胎位图像，这开辟了新的绘画传统，也影响了普鲁士宫廷助产士贾丝廷·西格蒙德（Justine Siegemundin）的创作，她于1690年用德语撰写的第一本产科教科书的插图亦参照此风格。阿拉伯帝国保存和提炼古罗马时期积累的丰富解剖学知识于。然而，帝国的医师们认为人类解剖学已被充分理解，故解剖学进展甚微。他们的目的仅是巩固现有的解剖学知识和构建广泛的解剖学知识宝库，不断用医疗实践中的经验使其丰富，并将其传递下去。与2世纪的盖伦一样，在11世纪初，医生阿维森纳在医学事务中获得绝对权威的地位。他创作的几部医学论著均含有丰富插图，展示了医疗器械和治疗场景等。
《人体构造》是解剖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
在经历了漫长的停滞期后，解剖学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第一批大学里再次发展起来。从14世纪初开始，博洛尼亚和蒙波利埃的医学院再次开始系统地解剖人类尸体，但这只是为了证实从西亚等地引入的古代解剖学文献中包含的知识。在博洛尼亚的解剖大厅，一名年轻的学者在讲台上朗读权威文本，一名经验丰富的理发师切开尸体以证明书面文字，一名高级讲师指导观看的学生。他们既没有对人体进行新的观察，也没有开始新的解剖学研究。
人们对古代解剖知识的准确性逐渐产生了怀疑。16世纪30年代，当安德烈·维萨里有些惊讶地意识到，盖伦从动物解剖中获得了他的大部分解剖学知识时，他决定通过研究人体来修改和纠正盖伦的解剖学。与此同时，威尼斯解剖学家亚历山德罗·贝尼代蒂（Alessandro Benedetti）概述了解剖学教学中的空间概念，他提出以新的形式，即舞台周围的椭圆形剧院进行教学，从而使解剖学家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解剖和教学，使剧院上方的学生能以最佳视角看到切开的人体。在安德烈·维萨里的时代，与流行的现代信仰相矛盾的是，天主教会未反对为研究人体解剖学而进行系统的医学解剖。相反，教会提供了凉爽的小教堂作为临时解剖室，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尊重死者的处理方式。
而当局提供了解剖用的尸体，尸体主要来源于行刑场所和医院，之后也来源于救济院和孤儿院。安德烈·维萨里和他的同时代学者们在解剖台上的发现主要记录于文本和图片中，由于印刷机引入欧洲，这些发现得以广泛传播。
1543年，安德烈·维萨里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人体构造》（DeHumani Corporis Fabrica），这是解剖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安德烈·维萨里揭示了正常人体内部的普遍形态，但他描绘的健美运动员般的“肌肉男”姿势也包含了他对人体形态的理想主义观点，这与宗教理念相关——上帝创造了完美设计的身体结构。
视觉艺术家已走上与安德烈·维萨里相似的道路，尤其是意大利北部的画家和雕塑家们，他们培养了研究自然的兴趣，包括动物和人体的内部组成。达·芬奇在研究自然方面可能是最活跃的，他在1500年左右解剖了30余具尸体，并将他的发现记录于注释草图中。发现和解释人体内部解剖至今仍是视觉艺术的主题之一。而艺术家的眼睛可从不同于解剖学家的角度进行观察，并将解剖细节整合为一个更大的整体，例如当代的艺术作品——克里斯蒂娜·博兰（Christine Borland）的玻璃肺或达米安·赫斯特（DamienHirst）的巨型雕塑。
人体运行的秘密：解剖学带我们走入人体的微观宇宙
文艺复兴重新打开了形态学和生理学研究的大门。人们针对每个器官的形态都提出了相应的功能问题。安德烈·维萨里寻找心脏左右两半之间的连接管，试图证明盖伦的理论，即血液只能在动脉和静脉中离心流动。他找不到这种联系，便停止了探寻。
英国内科医师、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在帕多瓦学习时选择继续探寻这个遗留的问题。安德烈·维萨里的后续研究者之一——西罗尼姆斯·法布里修斯（Hieromymus Fabricius）注意到人体的所有静脉都带有瓣膜。在许多动物实验中，威廉·哈维证明这些瓣膜确保血液仅通过静脉流回心脏。他认为血液在体内循环流动，即通过动脉离开心脏，通过静脉回到心脏。然而威廉·哈维却无法窥见血液如何从动脉流向静脉。他猜测存在组织“孔隙”，血液通过这些孔隙“溢出”。
在威廉·哈维提出的概念中，心脏不再是一个谜团，而仅仅是一个肌肉泵。根据他的发现，人体现在似乎也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机器，这种祛魅受到包括法国人笛卡儿在内的一系列哲学家的宣传，他们甚至迈出了更彻底的一步，提出“为何不把身体和灵魂作为独立的单元来探索”。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家们可以用更合理的方式研究和处理人体器官。科学革命由此触及了解剖学的进程。到18世纪，当解剖学家试图解释运动、新陈代谢、呼吸或蒸腾作用等不同的功能时，人体生理学也如形态学一样得以被系统性研究。
与此同时，解剖学带我们走入人体的微观宇宙。17世纪中期，第一台高倍显微镜验证了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假说。1668年，代尔夫特的布料商人列文虎克用自制的显微镜证实了博洛尼亚自然科学家马尔切洛·马尔皮吉（Marcello Malpighi）1661年的发现，即青蛙肺部可见到连接动脉和静脉系统的微小毛细血管。这个发现填补了威廉·哈维理论的缺失环节。除显微镜外，另一种研究人体精细结构的技术也流行起来。解剖学家将蜡或水银混合物注入动脉、静脉和淋巴管，以追踪它们的起源和连接。
特别是在研究静脉和淋巴管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它们不仅有多种变异形态，而且似乎也难以找寻到标准形态的排列。隐藏于皮肤之下的躯体蓦然表现出未曾预料的个体特性。19世纪中期，学者们对淋巴系统进行了极其详细的描述，这些描述为《格氏解剖学》等教科书享有持久声誉奠定了基础。
艺术家以多种形式表达对基因学说的回应
不断增多的人体研究向更精确的视觉表现提出要求。尸体不同部位被标记为“湿标本”和“干标本”。标本作为解剖学插图的模板，帮助解剖学插图日益精进，这些插图常被印刷为真人大小，有些采用四色印刷。这些标本也成为制作解剖模型不可或缺的模板。
18世纪的意大利北部流行用蜡制作人体模型，早期女性解剖学家兼模型制作师安娜·莫兰迪（Anna Morandi）便在那里从事着她独特的模型制作事业。佛罗伦萨的拉·斯皮奥拉博物馆（Museo La Specola）是塑料解剖学中心，该机构旨在通过逼真的颜色和三维形态展示真人大小的人体解剖结构，从而向公众传授科学知识，但不需要令人不适的尸体处理过程。克莱门特·苏西尼（Clemente Susini）等解剖模型制作师可徒手工作，也可利用模具铸造蜡质模型；伦敦的医学模型制作师如约瑟夫·汤（Joseph Towne）等也使用模具进行制作。今天，艺术家们以极具创造性的方式展示身体造型的技术，例如罗恩·穆克（Ron Mueck）创作的巨型生命造型，他利用或放大或缩小的人体复制品来表达虚幻特质。
佛罗伦萨蜡质解剖模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揭示了复杂的解剖整体结构，但有着大波浪卷发、戴着一条珍珠项链的模型“解剖维纳斯”吸引了更多注意力。“解剖维纳斯”的腹壁和内部器官可以被移除，以显示她怀孕的子宫，里面容纳着一个完全成形的未出生的婴儿。早期现代（early-morden）的传统是使用解剖翻板，它可逐层展开以显示身体的层次，而翻板如今已变成三维图像。伦纳特·尼尔森（Lennart Nilsson）于20世纪60年代拍摄了子宫保护下的胚胎，受到观众认可，这类照片的魅力是毋庸置疑的。
对人体解剖的三维复制艺术仍持续进行。当代最著名的解剖模型制作师——冈瑟·冯哈根斯，使用他的高效塑化技术制作横截面标本和塑料标本，尤其是人体较柔软的部分。而当冈瑟·冯哈根斯以“动态”姿势展示完整的人像雕塑时，解剖叙事有时似乎发生了变化，由此衍生出对人体解剖的更自由的解释。对许多旁观者而言，这位著名的解剖模型制作师的行为超出了寻常伦理可接受的范围。
至18世纪晚期，对人体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表明人体解剖并非总有规律可循，人体解剖学上的差异超出了可接受的变异范围。解剖台上的尸体显示出不规则形态、畸形、增生、结石和其他病理变化。越来越多的解剖学家开始对疾病和藏于皮肤下的瑕疵感兴趣。他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19世纪中期，在细胞被确认为人体最小的单位后，解剖学着眼于一个新的视角。细胞构成组织、结构和器官；数十亿个细胞组成了个体，一个可以用物理、生物和化学等新的科学方法来分析的生物。19世纪后期，组织学或细胞生物学领域尤其鼓励研究子宫内的生命发源。解剖学家使用显微镜、精细的组织切片和薄蜡板来制作动物和人类胚胎各个发育阶段的放大图像。将各阶段的图像按照发育顺序排成系列，生命发育的动态画面清晰直观，令人印象深刻。
细胞含有完整的遗传信息，不仅能完成特定的任务，而且能够分裂、与其他细胞重新结合并传递遗传信息。同一个体中的细胞、同一物种中不同个体的细胞结构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理解种群的意义。人们开始注意到不同物种间的差异，并重新定义了物种的判定标准。根据人类的内在和外貌特点，可划分不同的种族；根据身体特征，如指纹或虹膜图样，可区分单一个体。后来一些人利用这种理论划分了等级体系，将其与“优生学”“种族”“种族纯净”等存在问题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的德国，这条生物学路线成为纳粹的强制绝育计划的导火索，随后是安乐死，最后是大屠杀。
1953年发现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即携带遗传信息的细胞结构，为细胞生物学带来新的分子视角，并最终促进了2000年左右的人类基因组解码。从发现DNA之后，实验科学一直尝试阅读碱基序列的文本来确定所有身体形式、功能和能力的来源。“生命之书”DNA谱写了自身的图像，而艺术家们也以多种形式表达对基因学说的回应。
未来的解剖学家可能会受益于更广泛的成像技术
19世纪中期的研究在阐明细胞形成的同时，开始确定什么可能构成人类“生命的能量”。100年前，科学家发现电是自然界中一种无形的力量，这引发了关于人体是否包含一种固有的“动物电”的争论。内科医师、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阿尔布雷克特·冯哈勒（Albrechtvon Haller）在1751年表明，肌肉在受到刺激时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做出反应，即收缩，而神经能够以敏感的方式传递冲动。1847年，埃米尔·杜·博伊斯-雷蒙德（Emildu Bois-Reymond）提出人体是一个微型动力装置，能够通过某些肌肉运动产生电流。这种思考方式促成了一种相对现代的机械概念，即将人体比作工业工厂。
显然，生命的能量是存在的，但它们在身体中有特定的位置和作用，是可被诱导、释放和影响的精确的能量形式。这一突破性观点引发了一系列电生理研究，研究中，人体的电敏感性被测量、计数，并用图像记录和解释。1903年，荷兰生理学家威廉·埃因托芬（Willem Einthoven）制作了第一台可工作的心电图仪。1929年，德国精神病学家汉斯·伯杰（Hans Berger）认为他找到了记录精神能量的方法，但事实上他记录的是第一批脑电图。记录人体活动的图表在现代医学中很常见。
现代影像医学时代亦始于19世纪中期。细胞的发现主要是通过显微镜下的视觉辨认与观察。在混乱的重叠结构中，作为基本形式和功能单元的细胞被过滤并被观察者描述。时至今日，描绘细胞和组织的动画和彩色图像井喷，足以证明这些最小生命单位经久不衰的科学和美学魅力。
与此同时，1850年，在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大学，物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尔姆霍茨（Hermannvon Helmholtz）制造了一个简单的工具，可将光线反射到人眼并检查视网膜。眼底镜随即迅速传播于眼科医生中，它使得观察活体眼睛内部成为可能。其他可视化技术紧随其后。从1879年开始，第一批可操作的内窥镜进入市场。1895年，物理学家威廉·伦琴发现了X射线，从而皮肤本身也不再是观察活体内部的障碍，仿佛人体变得透明了。到1900年，所有人体内外的医学图像都可以用一种相对较新的媒介——摄影记录下来，它提供了客观的表现。运动模式的研究因摄影图像序列成为可能。在电影发明之前，法国生理学家艾蒂安-朱尔斯·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就已经使用天文摄影相机来拍摄人类运动的多个连续镜头。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计算机的集成使医学成像终为虚拟形式。内部结构反射的声信号、X射线和电磁波可由敏感的探测器记录下来，并通过算法校准成分辨率不断提高的身体图像。首先是超声波技术，随后是1972年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技术和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磁共振成像（MRI）技术。这些成像技术不仅辅助诊断和治疗，而且为医学教学和研究提供活体的各部分的生动图像。人类可视化项目（Visible Human Project）对完整男性和女性尸体的超薄切片进行高分辨率扫描，这些影像学资料可通过互联网公共资源获得。
未来的解剖学家可能会受益于更广泛的成像技术；与此同时，艺术家们继续使用他们复杂的成像策略集中于人体创作。二者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更好地理解作为人的含义，以及保持人性。一些观察者意识到，越来越逼真的拟人态机器人和允许机器“思考”的人工智能的出现表明人类存在的定义可能变得模糊。
最终，人类的意识可能被移植到一个物理意义上非有机体的机器中。与此同时，基因工程将人体视为一组健康或不健康的细胞，可以被改变、纠正或改善，从而创造一个“超级人类”种族。这些给人类的本性和道德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技术发展会给我们的物种带来什么，但很明显，在解剖学家和艺术家不断探寻身体内部、了解人类自我的旅程中，人类这一物种的一切演变均会被仔细观察和记录。
原文作者/托马斯·施纳尔科
摘编/安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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