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开始，王越一直参与义乌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的相关工作，他曾担任过义乌市档案馆副馆长，也是义乌市二战细菌战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王越是义乌市崇山村人，小时候他总是疑惑，为何村子里有些地基上面并没有房子，父辈只是告诉他“鼠疫后被烧掉了”。

念小学时，王越曾参观有关的展览，看到日军在家乡附近林山寺进行人体解剖的图片，“触目惊心，像地狱一样”。王越的很多长辈都是崇山村鼠疫的受害者，从小听着父辈的悲惨遭遇长大，因此他对“崇山鼠疫”刻骨铭心。

2007年，王越调任义乌市档案馆工作。在义乌市档案馆工作期间，王越参与了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查，整理受害者死亡名单，采访当年的幸存者；为崇山村细菌战遗址保护开发做调研；参与陈列馆内容的策划及档案征集；与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沟通联系……

如今，61岁的王越已经退休，但时常会到陈列馆做义务讲解。他希望“崇山遗址”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也希望能为更多的人讲述这段曾被掩盖的历史。“以遗址的形式进行展示，更能让参观者感受到那个时代中国人民遭受过的巨大痛楚、屈辱。”

义乌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的伤痛雕塑。受访者供图

国内首座纪念侵华日军细菌战遇难同胞主题公园

新京报：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是什么时候建成的？

王越：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陈列馆位于义乌和平公园内，距细菌战重灾区崇山村不到一公里，建筑面积8600多平方米，展陈面积3100多平方米。

从1994年开始，王选等人联合全国细菌战受害者走上了艰辛的跨国维权诉讼之路。陈列馆的建筑用地，是2009年经省委领导特批的。

随后，义乌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当年日军进行活体解剖的林山寺周边区块建立国内首座纪念侵华日军细菌战遇难同胞主题公园——和平公园。

陈列馆内的展览分为“跨世纪的诉讼”“反人类的罪恶”“无法掩盖的罪证”“不能忘却的纪念”四个部分，使用数千份档案及报纸，还原历史照片700多张，用文物史料揭露了侵华日军违反国际公法、泯灭人性的罪行。

新京报：陈列馆中有哪些比较珍贵的资料？

王越：比较珍贵的是王选等人提供的资料，还有日本律师辩护团一濑敬一郎提供的大量的诉讼资料。日本著名和平反战人士、日本细菌战研究者奈须重雄先生曾向中国捐赠了几大箱二战史料，委托王选整理并临时保管，后来这批资料就放在了陈列馆中。

其中有一张1942年6月3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报纸，我认为堪称“镇馆之宝”。1942年5月21日义乌沦陷,6月3日日本报纸上刊发的图片，是日军到义乌清理消毒，以防疫为名将染病居民带走，实则是进行各种鼠疫的活体研究。

细菌战属于秘密战，而这张新闻图片就是铁证，也是中国细菌战原告团去日本打官司的重要证据。

日本学者水谷尚子也在《日本1644部队活动揭秘》中曾记载，南京防疫给水部（1644部队）相继到崇山村开展人体解剖，检查鼠疫的杀伤力，并把鼠疫菌命名为“松山株”。这些证据都是可以互证的。

新京报：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更好地再现当年的历史？

王越：陈列馆制作了雕塑、沙盘等，还利用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还原关键场景。陈列馆中制作了一间柴房，其中有两个穿防护服的日本人。我曾听到参观的人们说，“真是阴森森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说明已经达到宣传的效果，有震撼力了。

还有一座伤痛雕塑，取材于当年义乌北门鼠疫受害者家庭，母女两人同时传染了鼠疫，嗷嗷待哺的小孩爬到患病母亲身边，吸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口奶水，挣扎而死。

陈列馆中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也做了场景还原，可以直观地让参观者知道，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及其家属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相较于经济赔偿，他们更看重的是为死去的亲人申冤。

陈列馆展示了日军用于细菌武器的细菌，主要有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炭疽等。受访者供图

“崇山村1/3的人口感染鼠疫死亡”

新京报：当年在义乌崇山村发生了什么？

王越：义乌当时是一个小县城，是浙赣铁路线上一个集镇。

相关资料显示，1940年，日军731部队在浙江衢县撒播8公斤鼠疫跳蚤，从而引起鼠疫暴发。传播至义乌的鼠疫从1941 年开始流行，直到1944年才停息，时间长达4年，范围遍及全县各地80多个村庄，死于鼠疫有名有姓者达1300 多人，三十多户惨遭灭门，其中北门、崇山两地受灾最重。

崇山村始建于明初，是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江南村庄，宗族兴旺，人丁繁茂，曾被誉为义乌南门外第一村。1942年10月，崇山村第一位患者王焕章突然发病，随后暴发了大规模的鼠疫，经统计，崇山村1/3的人口感染鼠疫死亡。

我曾向父亲问起祖辈遭受细菌战劫难的事。父亲老泪纵横，哽咽着说：“那是一场人祸，家里的房子烧了，没处住，只能住到野外；你的大姑是被日本佬骗去看病，死在林山寺。”

新京报：当年在林山寺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惨案？

王越：哈尔滨的731部队遗址是侵华日军研究和制造细菌武器的地方，义乌崇山村等地是细菌武器的受害地，而林山寺就是细菌部队专业人员建立的“野外实验地”，实施活体解剖的地点。

崇山鼠疫发生后，由于死亡人数多，死亡率高，受到日军南京荣字1644部队鼠疫分遣队的关注。他们假借检查病人对村民进行身体检查，发现淋巴肿大发烧的病人，就以治病为名“隔离”进林山寺，实施人体活体解剖，抽取血液，切除内脏、淋巴结、肢体等，进行检验。

林山寺原来是附近十乡八村祈求平安、信众拜佛的去处。我们在核实登记受害者名单时，遇见一位叫王菊莲的老人，她当年和我姑姑认识，目睹了林山寺当年的场景。作为幸存者，当年她只有十四岁，本来是去林山寺给患病的堂姐送饭，恰巧看见寺里关着几十号人，面色苍白，有气无力。她看到旁边有很多农村杀猪时会用到的器具，比如装满水的木桶，还有门板、条凳等。王菊莲很害怕，从围墙的破洞逃走。

新京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民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发源于崇山村，这场诉讼是如何开始的？

王越：1992年义乌崇山村村民开始进行细菌战鼠疫调查，当时三位村民代表撰写了一份《联合诉状》，要求日本政府“履行加害赔偿”，诉状由崇山村一带的万余人签名后寄交日本驻华大使馆。尽管诉状石沉大海，但是引发了同为崇山村后代的王选的关注。

1997年，浙江衢州市、江山市、义乌市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同时推选祖籍义乌崇山村且精通日语、英语的王选为团长。诉讼期间，还有日本辩护律师团免费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代理诉讼，付出了极大心血，并且为陈列馆的筹建提供了大力的支持。

这是中国人民拿起法律武器，首次以细菌战赔偿内容状告日本政府，要求对细菌战受害者进行人身赔偿。诉讼案历时十余年，影响深远。最后虽然以败诉告终，但是法庭最终承认了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这也是日本法庭第一次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认定了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了细菌战；第一次认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是违反了国际法的严重犯罪行为；第一次认定了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是受天皇指令进行的，即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是国家行为。这一判决对日本右翼势力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今后再想掩盖、抹杀细菌战罪行就不可能了。

王选曾代表原告团声明：“诉讼是为了受害者的尊严，为了证明他们无名的生命曾经在地球上的存在。”

参观陈列馆的中小学生。受访者供图

“遗址就是无言的铁证”

新京报：为何要在战争遗址上建设史实陈列馆？

王越：在崇山村的不少区域的房子内，都有细菌战受害的故事。

由于日本政府的百般掩盖，他们也非常惧怕实施细菌战这种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犯罪行为被公之于众，因此日军投降时，对细菌战基地及设施进行了彻底破坏，销毁各种罪证。

1942年11月18日，为毁灭证据，驻义乌日军武装包围崇山，将病人赶到后山，然后放火烧毁崇山村。大火烧了整整一天一夜，全村530多间房屋被烧毁，700多村民无家可归。由于当时烧房子时日本兵胡乱点火，有死难者的房子侥幸得以保存。首发病人的房子就没有被烧毁，至今还保留原样。

我曾经去731遗址参观了三次，那里保护得很好。义乌是细菌战实施场地，也是有故事的地方，比如林山寺还在。虽然遗址本身不会说话，但每一处遗址作为无言的铁证，会告诉世人真实的历史。遗址具有唯一性和不可还原性，一旦消失，复制的东西再逼真，也失去了真实性。

以遗址的形式进行展示，更能让参观者感受到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受到的巨大痛楚、屈辱。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就要被奴役，被侮辱。

新京报：来陈列馆参观的都有哪些群体？

王越：每年春、秋两季，义乌教育部门都会组织各中小学师生访问参观林山寺，寄托哀思，缅怀先辈。清明节、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18日、国家公祭日等特殊日子，社会各界也会自发组织到和平公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义乌民间还将每年的11月18日设为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

我负责讲解的时候，遇见过一些小学生，神情很专注，毕恭毕敬的，认真做笔记，没有手机还让家长拍照片。

我现在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回去做讲解。看着那些认真的孩子，我挺放心的。

此外，日本ABC企划委员会(日本反对使用核生化武器的民间和平团体)组织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地访问团，每年也会来参观。他们还会去参观“劫波亭义乌鼠疫死难同胞纪念碑”，向那些逝去的受害者道歉。访问团中有年纪大的、身体不太好的，也有年纪小的。感觉他们有把细菌战放在心上，挺感动的。

新京报记者李聪 编辑 袁国礼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