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天河区一所职业学校的排练厅里，林思想到曾经听过的一句话：“读职校学不到任何东西，（学生）就像一张白纸”。2021年，她从江西老家到广州就读一所中等职业院校，专业是商务文秘。她几次听到亲戚们讲，读职校没有用、混日子、浪费钱，还不如早点打工。

她把眼前的一张白纸撕成数片，每一片写下一个难听的词语，都贴到自己身上。“废物、差生、坏孩子……”这些词语她耳闻过不少。她想表达一种感受：因为是职校，大家就把负面标签硬生生抛了过来。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共有职业学校8780所，在校生2900万人。今年3月，《教育家》杂志联合相关教科院面向全国职业院校、家庭、企业进行问卷调查，面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最大困难”这一问题，投票最多的答案是“社会认可度”。

在职业教育研究者子津看来，这种不认可已经渗入职校学生生活的环境，影响着他们对自我的认知。2020年，她在江西一所职业学校调研，发现在课堂上，老师会有意无意地告诉学生不要对自己有太高期待，家长抱怨读职高没有希望，甚至同龄人也会贬低读职校这一选择。社会观念中的敌意，成为个体需要面对的沉重标签。

今年7月，9位职校生在公益组织“HOPE学堂”的组织下，进入暑期戏剧工作坊。排演时间为11天，剧目的台词、情节均来自职校生的成长经历，由集体创作而成。这是一次直面伤痛、表达真实的练习。演员丁一把它比做“拔刺”的过程。起初，在参加表演前，丁一抵触表达任何负面经历和情绪，那“就像把刀子倒插在自己胸口，再插到别人胸口”。

但舞台上，看到陌生人注视、鼓掌，眼眶湿润，他发现曾经的负面经历不再令他惧怕。他愿意直接表达，因为它们“是一根刺，（拔出来）不会扎到任何人，只会引发人们的共鸣和触动。”

他们把共同创作的这部戏剧命名为《影子》，演员周末说，希望大家能找到自己经历过的阴影，把它讲出来。往前走，同时也看到自己的影子。

气氛沉重时，刘沐鑫主动发言。这个男孩语气温柔，笑起来头微微向右偏，露出两颗虎牙。他今年17岁，在广州一所中等职业学校读二年级，喜欢看爱情电影。

刘沐鑫半开玩笑地说：“初中的时候没怎么在意学习，上课睡觉比较多。初三成绩没跟上，就上职校了。初中晚上就是躺着，睡不着，总觉得我应该有点钱。”

这天是7月7日，线下工作坊第一天。演员围坐成一圈，逐一介绍自己到职校读书的经历。他们大部分来自广州，都是中职或者高职在读，最小的16岁，最大的20岁。

此前，大家已经在视频里见过面。受疫情影响，过去的几个月，大家只能在视频会议里做戏剧工作坊。项目社工扶雨记得，从三月底开始，每周五晚上7点，十来名学生陆续出现在视频窗口。大家通常出没在宿舍、食堂、教室，有人正在操场上跑步。打开音频，背景音吵闹嘈杂，偶尔还能听见学生跟舍友聊几句游戏。戏剧不是最紧迫的。进入七月，一位学生要回家打暑期工补贴家用，一位学生要去家里开的店里帮忙，退出了工作坊；还有一位叫周末的学生报名了春季高考补习班，要缺席几天。

这个年纪正是创作想象力爆发的时候。在视频会议里，大家即兴接龙故事，讲出：“羊吃了毒苹果拉出了金色的蛋，绿色的靴子煮进了咖喱汤”。笑声通过屏幕回荡。在以恋爱为主题的故事接龙里，有人问“什么是真正的爱？”刘沐鑫回答：“当你感觉到被爱的时候就是爱了。”

但见面的第一天，谈到读职校，气氛就沉重起来了。在导演吴文看来，这种“沉重”或许是某种开端，因为大家需要“面对、梳理自己的生活”。筹备项目时，整个团队意识到“成为一名职校生”或许是埋藏在学生心中负面情绪的来源，大家不断体验着，却无处可讲，也不知怎么去讲，甚至不想讲。

工作坊协作者蒋莉萍22岁，今年六月毕业于影视制片专业，六年前开始接触戏剧。她发现，大家在游戏环节有些无所适从。起初，她示范了一项练习：伸出双臂，身体前倾，假装双手捧着一个魔法球，它凝结着最美好最脆弱的东西。蒋莉萍让大家专注想象魔法球的“重量和光芒”。但演员都挂着不好意思的笑容。大多数人刚抬起胳膊，瞥到周围人没有抬，尴尬地放下胳膊。

场子冷了下来。到围坐环节，16岁的女孩李亦然直接讲：“职校都很乱的。”她说自己是流动儿童，好几年随着父母奔波在武汉与深圳之间，转学是常态。让她再聊下，她笑着摆手。

另一位叫刘千紫的同龄女孩盯着一处角落。讲了她没读成高中的故事。她说自己中考得了630分，但依照录取政策，非本地户籍考生需要更高的分数才能读高中。

她不甘心，因为职业学校“教的东西不够深入，交到真心朋友不容易”。这里明文规定不能抽烟喝酒，很多同学还是如此。刘千紫又讲到自己曾被校园霸凌的故事，把心酸一股脑说完了。末了，她蹦出一句话：“‘友善’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词。”

全场沉默了两分钟。

男生丁一说，这段故事刺痛了他，但他不知道怎么回应。他18岁，是唯一从南京赶来的演员，这次机会是他上网“打捞”来的。他在知乎上搜索到一个“职校生互助群”，有群友发来链接：““HOPE学堂”，他点进去报名“人际关系心理互助课堂”，结课以后被邀请加入工作坊。

HOPE学堂是一个服务中职学生与老师的公益团队，2016年创办以来，通过在驻点学校举办戏剧小组、人际关系互助、职业发展讲座、教师培训等活动，提升学生的自信，增强其对学习与生活的掌控感。受访者供图

他淡淡地讲，自己曾在初中辍学过个把月，当了一个星期洗头工。中考结束后，姐姐让自己到南京一所职业学校就读。讲完，大家没说什么。

演员轮番发言过后，讨论进入最后一项。“我们成为一名临时的演员，不断练习上台表演，最后跟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观众讲我们职校学生的生活。大家会期待这部戏关注什么，展现什么？”问题抛给演员，也抛给在场的所有人。

一位接触戏剧将近一年的学生徐旺仔发言。他19岁，和刘千紫在同一所学校就读，学习机械设计、机电一体化。他对这出戏有自己的期待：能否抛开“职校生”这一身份，谈一谈他在生活中遇到的其他问题？

他在江西老家长大，四年前到广州和父母团聚。他最近跟父母吵架，甚至拨打110报警来保护自己。但他的本地朋友都并不这样。他刚开始反思父母的养育方式是否有问题。

另一位学生谭玉兰思考得更加宏大。他是年龄最大的演员，今年20岁，身材瘦削，声音很有底气。他说，能否用表演呈现大家“完整的状态”，因为职校生“应当享受和普通高中生一样被正视的权利。”他坦然评价：“外界对职校生的看法就是：这里是残次品收容所”。

听到这句话，协作者蒋莉萍心情复杂。四个小时的座谈会，蒋莉萍静静坐在演员中间，听着这些同辈人的故事。此前，她对职校生活的唯一了解是初中老师随口讲：“如果读职校，那就要去流水线”。她意识到，这只是一个片面的标签，当它落在人的心中，可能变成强大的否定。

第一天见面会结束后，蒋莉萍决定扮演成“人来疯”，将场子热起来，尽管她性格没有那么好动。16岁的张萌是蒋莉萍在工作坊交到的第一个新朋友，蒋莉萍记得，张萌会在早上对自己说：“早上好！新年快乐！”这是张萌在学校的口头禅。她喜欢跳舞，总是说着说着就跳起来。

另一位16岁的女孩林思平时也是笑嘻嘻的。当演员要用物件进行自由创作时，林思看到桌上一张白纸，便想到了亲戚的否定和难听的词语。

她说自己并没被伤到，因为她认为“职校并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另一位协作者王一塔建议她把这种态度表演出来，她便淡淡地说了句：“我是废物”，带着讽刺的笑声。吴文觉得触动，他没想到这个孩子在面对这样暴力的贬低时使用了笑声，有种轻盈的勇敢。

演出开始前，全体演员为彼此打气。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摄

在同样的创作环节，徐旺仔从户外花坛的泥土里捡出一颗六角形螺丝钉，在手上写了几个词：“自身、社会、家庭、学校”。他一只手握成空心拳，一只手拿起螺丝钉从上往下穿过，重复多次。他认为：“人们就像一颗螺丝钉，在自身、社会、家庭、学校四种环节中穿梭，最后可能麻木。”

徐旺仔也是一位“穿梭者”。他在表演阐释里写：“食堂、操场、超市、高楼、军训标兵，优秀学生干部。”这些都曾是他的小小梦想。四年前，徐旺仔在中考后，离开江西老家考入广州的一所职业学校，计划升入高职，读喜欢的IT专业。他还进了学校里的CAD（管理软件计算机辅助设计）社团参加集训，停掉所有课程，学习3D打印、计算机建模等所有和工业设计相关的技术。

他没想到，高职第一年，这样积极的生活开始展现负面性。为了准备技能大赛，他把全部精力投入训练，“曾经两次通宵，有两周腰痛不能久坐”。一天，他没有预料地发病，被诊断为“症状性癫痫”。他开始思考人生，或许是因为自己未曾“尊重自己”，“把弹簧压得太死、太紧、太长时间。”

工作坊后几天，或许是排练室的氛围足够安全，或许是因为有所输出，大家逐渐在声音训练和形体训练里放开自己。但对第一次接触剧场的丁一来说，袒露情绪并不容易。他早就习惯自己消化。在创作时，丁一写了一小段虚构故事，隐晦地提到父亲。他写道：“我想问父亲那是什么，但父亲的沉默刺激到了我。”吴文顺着问，你对父亲有什么印象？丁一说，很复杂。

后来创作间隙，吴文好奇地问：“是怎样一种复杂？”丁一突然跑出排练室，仰着头跑进厕所流泪。他想了一会，追到厕所，丁一说，没事。吴文明白，面对自己需要时间，也需要特定的环境。

丁一习惯隐藏“负面”的自己。他还记得，2019年11月份，他在杭州的一家健身房健身，和一位男士共用一台器械。对方主动找自己聊天。被问到在哪里读书，丁一回答：在南京。

对方问：是不是南京外国语？这是一所省重点中学，丁一想摇头，但却点了点头。对方又问他，是否曾在杭州学军中学读书？这同样是一所省重点中学。对方评论：从学军到南京外国语，是一次很好的飞跃。

丁一很想告诉他真话，最终没说出口。他担心，如果说出“职校”两个字，对方会沉默，要么直接结束聊天。

在戏剧工作坊，丁一记得自己在排练中最舒爽的一刻是做声音训练时，大声地喊自己当下想做的事情。

原本，这是一次“声音投掷”练习。根据规则，演员把有关职校学生的关键词喊出来，用动作把这些抽象之物投给别人。孩子们说了几轮，一下子没找到话说。蒋莉萍带头喊：“我想回去睡觉！”有演员跟着喊：“我想开心！”“我想回家！”丁一扯着嗓子在台上胡乱喊着，不记得究竟喊了哪些念头，只记得几分钟后声音哑了，心情也轻松不少。

7月15日，戏剧《影子》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免费提供的多功能厅上演。这是一部只耗费2.5万众筹款的公益戏剧，由HOPE学堂组织。除去必要的食宿、差旅、保险等费用，所有劳动都是志愿的。此外，学生们每人自制了一副面具、几个纸飞机作为道具。

刘千紫从舞台左侧慢慢走向中部，发力，猛地跑向前方。“砰”的一声闷响，她结实地倒在舞台上。

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向全场90多名观众表达自己。身体的痛感和记忆里的疼痛翻滚在一起，刘千紫想起在去年学校广播站，自己和高年级同学起冲突，被其他同学集体孤立。台词的经历则源于初中：有人把她关进浴室，有人往她的床上扔垃圾。

坐在右侧台下的几个演员眼眶湿润。

李亦然坐在舞台左侧，念出写在手机备忘录里的诗：“所有的一切都掉落下来/我的头发总是在掉/我的眼泪总是在掉/我的嘴角总是在掉/我能拿起来的，能提起来的，不能再多了/需要我碎掉的心吗/需要我看到人来就会害怕的眼神吗/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就像我把自己掏空也找不到爱/把自己砸碎也得不到渴望的”。

她说，这首诗不只在发泄痛苦，而是“情绪的延伸”。以剧场的方式，演员选择把职校生活中的痛感不加包装地呈现出来。第一次观看表演的观众，也许会惊讶于这份痛苦的浓度。

丁一独白：“我不爱挫铁，可我又不得不挫铁，我干着不爱干的事。也许我的人生只能如此。”话不多的他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他坐在舞台上的铁制道具上，凝视着观众说出自己的句子：“我是不想去读职校的，就像两条河流，一条通向大海，一条流向污水厂。你愿意当哪条河流里的水滴呢？”

他在职校里有一门实习课，需要到钳工车间切割、打磨铁板。就读于智能制造专业的丁一，上学两年没有被任何一门课吸引，向往的无人机课程要到第三年才出现。第一学期临近期末，他打开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读了一个月，又迷上《三体》，阅读成了一间情绪庇护所。

按照剧本设定，怀着与丁一相反的另一种态度，徐旺仔穿上一件电工制服，手拿六角螺丝钉，自信地走到灯光下。他向观众介绍自己：“优秀的电工师傅，优秀的心理委员，全宇宙技能大赛60名”。

徐旺仔在舞台上举起螺丝钉，进行表演。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摄

生病之后，徐旺仔开始练习“尊重自己”、关心自己。最一开始，他退出技能大赛，让自己休息，也开始玩摄影、报名舞蹈班。他还试着改变和他父母的相处模式，希望对方不再指责、控制他，相互尊重。

被问到“尊重自己”到底是什么？徐旺仔想了一分钟左右，说不出确切的含义，给出了一个答案——说不出来就不要逼自己说，这就是“尊重自己”。

在吴文眼里，另一位演员谭玉兰的身体很“脆”，很紧张。

他说自己一直在和现实角力。中考落榜后，父母几乎两个月没有同他讲话。他记得，父母总强调，“差生是没有资格享受快乐的。”自从六年级数学成绩下滑，母亲便开始打骂自己。

谭玉兰在去年春天搬到了和同学合租的一居室，他住客厅。为了省钱，他每顿饭最多花10元，多数时候吃素面。他习惯做日结工，举牌、扮演玩偶，当过餐厅营业员和司仪。

在舞台上，谭玉兰回到更孩子气的自己。他喜欢看日本动漫，便模仿特摄剧《侍战队真剑者》中的“居合斩”造型出场。他慢慢地迈着步子，绕场一周，环视左右，“随时准备迎战”。他对不在场的父亲说：“爸，我想去做公益。”扮演父亲的演员周末回应：“别老干有的没的，万一是传销组织呢？”

坐在台下的社工子津联想起谭玉兰进入工作坊时的样子。那时，他走路的速度总比其他演员快一大截，在行走速度训练中显得“失控”。但在7月15日的舞台上，谭玉兰控制住了节奏，身体多了一份韧性。

戏剧快要结尾时，丁一突然起身走向观众。他看向第一排的中年男士，问：“你会去职校读书吗？你会当一名工人吗？”对方措手不及，回答：“不愿意。”听到否定答案后，丁一没再追问。

剧场里坐满了对“职校生”话题感兴趣的观众，按照组织方设想，希望通过这场戏把“职校生”从标签变成议题，抛向观众。吴文与丁一讨论，要直接地问观众“你愿意读职校吗？”就像是做采访，真诚发问。倘若对方回答“愿意”，就追问“你想读什么专业？”这样做不是要冒犯观众，而是为了让大家共同思考“在当下，工人与职校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演员谢幕后，有观众抛回了即时反馈。一个长发扎成辫子的男性观众举手提问：自己去过贵州调研，发现当地职业学校中的很多女生在16、17岁辍学，去浙江纺织厂、广东电子厂打工，随后认识同乡青年，回家乡结婚生子。他好奇：在职校里，有何种婚恋观念，具体情况如何？

全场沉默几秒。吴文拿起话筒问：“你主要想了解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有很强的预设在里面。”坐在舞台上的丁一观察着，看到对方一面抖腿一面辩解说：“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广州这和我调研的那地方是否一样。”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在场的观众沉默几秒，氛围显得尴尬。一位女孩拿过话筒：“那我来说一下吧”。她介绍自己曾是一名职校学生，“我们班60个女生读学前教育，现在有4位当妈妈，这个比例还好。”

两支话筒在观众席中传递着。一位带着孩子来看戏的女士说：“二十几年前我也是职校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从职校走到金融行业。我想告诉孩子们，外面怎么看我们是正常的，因为自己怎么认为才最重要。不要给自己贴标签，如果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谁也不会对你有更大的希望。希望你们做最好的自己。”台上的演员鼓掌表示感谢，当丁一还在打腹稿想发言时，吴文问女士：您是什么时候读的职校？

对方回答：1992年。吴文解释，在工作坊期间，大家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他了解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读中专意味着毕业后找到相对不错的工作，还是被社会认可的。但在今天，读职校的所得与当年截然不同。

另一位观众诚恳地对台上演员说：“不管是（进厂打工还是）坐办公室也好，本质上非常流水线，我被工作折磨得痛苦，但来到剧场，自己又被点燃了。可能在未来，还会面对很重复很枯燥的工作，但是总有一个点让人觉得自己还活着，今天这个点就是你们。”

一位从14岁起离开家进厂打工的观众回应：工地的工资可能有八九千，外卖员骑手一个月七八千，办公室里面可能六七千，但没有人主动选择去工地工作。即使看起来大家的工作都是流水线，但工作与工作之间存在真实的差异。

“演后谈”环节是个重头戏。这不是吴文第一次和观众一起讨论。2014年到2016年，他曾跟随上海的民间剧团“草台班”全国巡演，那时的演后谈环节甚至耗时更长，观众的思维也更发散：有人提到即使在高校实验室里做科研，也会枯燥得像流水线；有人讨论是不是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加人性化；有人提出小时候应该刻苦读书，长大后才不会吃苦，又被其他观众反驳。吴文记得，气氛是开放的、热烈的，大家都讲出真心话，听到彼此的心声。他认为，这些都是剧场表演的延伸。

演出过程中，演员邀请观众上台一起蹦迪。受访者供图

在多数演员看来，观众们在争论什么不那么重要。他们更在意是否听到温暖的肯定。所有人都记得，那位毕业于职业学校的女孩连续看了两天表演，激动地说：“在场所有的同学，读职校的人也很棒。”她坦言，自己从小受到严重打击和冷落，从职校毕业后不停换工作去证明自己、寻找热爱的事业。前段时间，自己开始研究原生家庭问题，“突然就悟了，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女孩夸刘沐鑫：“弹吉他很有气质”。刘沐鑫说，自己回家后哭了二十分钟，因为很少听到称赞，隐隐约约觉得自己“配不上这样的赞美”。

有位中年男士在剧场里反思：在自己的女儿读初三时，希望选择职业学校。但他担心子女读职校让自己没有面子，便坚持送女儿补习、冲刺中考，最后如愿。可是，如今的女儿已经开始厌学。他看过同学们的心里话之后，想到，是否自己当年对女儿太不尊重？那些关于“职校生”的坏标签，是否也通过自己的反复“教育”，在女儿心中扎根？

这些话似乎安慰到坐在台上的谭玉兰。谈到这位父亲，谭玉兰说他开始去理解在教育问题面前，父母心中的强烈焦虑。

除了激发讨论和分享，一半以上观众表达了共情。一位观众有些哽咽：“听到你们讲述校园霸凌，我很难受。也很好奇，当同学们对着我们这一群陌生人讲述这段记忆时，你们是怎样的心态？你们想表达什么？”

谭玉兰坐在舞台最右侧，最先拿起话筒答道：“说句不好听的，泪流多了就干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视自己所遭受的那些黑暗，向上走，寻找自己的那一片星空。”

像是铿锵的宣告，他给自己指明了星空所在的位置——明年毕业以后，自己将会骑着单车旅行两年、进入私企工作。同时，在工作之余准备自考历史系本科。如果攒够了钱，就去摩尔曼斯克看极光。

演出后第五天，谭玉兰开始了暑假里的另一“重头戏”。像大部分高职学生一样，他到一家公司做实习生，拿实习证明。工作是流水线，每天工作八小时，给电线贴膜、装配零件。公司是一栋白色大楼，一架大号电风扇装在天花板上。

回归现实生活，再问他现在怎么看待那些误解职校生的标签，短暂从工作里抽离出来的他回复：“千人千面，总有人看你不顺眼，看不起你，真没啥好在意的。把这些时间用在弹琴读诗喝茶游山玩水不好吗？”

（除子津、扶雨、蒋莉萍外，吴文、王一塔及所有学生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