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俊今年91岁。1942年，年仅11岁的杨启俊加入晋察冀军区政治教导处第四分队，在门头沟、张家口一带传递情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回村。

杨启俊的背已经弯曲了。有人来拜访，他戴上那顶有两颗扣子的八路军军帽，穿上八路军军服，早早等着。拍照时，他会努力地挺直腰背。

80年前，当时只有11岁，个子矮小的杨启俊和两个差不多大的搭档穿着破旧的衣服，装扮成“小叫花子”，来到敌人的据点，在一块块石头下面寻找标记，找到藏着的鸡毛信。之后徒步翻山越岭，将信件送回后方。

他那时候还太小，没有打过枪，不算真正上过战场。但为了传递情报，在敌人的威逼下也没透露自己的身份;敌人的子弹从他的头顶擦过，血渗出来，情势紧急，只能抓把土止血。杨启俊说起这些经历时，云淡风轻。

7月30日，杨启俊讲述着当年的战斗经历。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扮作小叫花子，智送鸡毛信

新京报：你在1942年加入了晋察冀军区政治教导处第四分队，此前有上学读书吗?

杨启俊：没有读过书。我出生在北京市昌平区，当时还是昌平县，日本人要我们每家出一个人做苦工，我母亲去世早，家里只有我父亲和一个姐姐，父亲要做农活，做苦工的活就落在了我的头上。替日本人垒大墙，挖大坑，早上七点开始，一直干到晚上六点，日本人不管饭，早上从家里带个玉米面窝头，中午吃，顶一天。稍不如意，干得慢一点，日本人的鞭子就下来了。

新京报：你是怎么加入晋察冀军区政治教导处第四分队的?

杨启俊：我父亲是村里的支部书记，八路军偶尔来我们家过夜，他们觉得我还不错，问我愿不愿意跟着他们当兵。我当然是愿意的，不愿意再给日本人干苦力，当时真的忍无可忍了。但我爸有些犹豫，我们家就我和我姐两个孩子。后来是我们一块儿给我爸做思想工作，他点头了。

新京报：你当时主要做什么?

杨启俊：我是刘仁(原名段永鹬，1941年，晋察冀分局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刘仁为城工委委员之一，领导了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勤务兵，但还有一项额外的任务，那就是搞情报。

地下党侦察出敌方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炮，写成小纸条，折好，紧急的上面就插上鸡毛，就是常说的鸡毛信。我们就负责到提前约定好的地方去取，然后把情报送到后方。

我们取情报的都是一群小孩，都和我差不多大，为便于伪装，每三个人分为一组。当兵那四年，我没穿过军装，就是小叫花子打扮，但我们穿的鞋是有讲究的，鞋底用红绳扎出三个红点，怎么磨都磨不掉，有的党组织靠这个来辨认我们的身份。鞋里上面割了个小口，有个空当，情报就藏在里边，再安个子母扣，防止被搜查时情报掉出来。

近几年，每次有人来拜访杨启俊，他都会穿上八路军军服。新京报记者王子诚 摄

“子弹从我的头顶擦过”

新京报：传递情报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过吗?

杨启俊：有一次我们从宣化拿到情报回张家口的路上，让日本兵抓住了，说我们是“小八路”，把我们全身搜遍了，让我们脱鞋的时候，我是真害怕。

好在最后没搜出来，日本兵把我们锁在厕所里，只给喝水，不给吃东西。我们中的一个人比较聪明，趁日本兵没注意，在厕所里转头把信拿出来吞到肚里了。三天后来了一个翻译官，不知道他们怎么交涉的，把我们给放了。

新京报：你头上的疤是怎么来的?

杨启俊：也是在那次，回程的路上，因为把情报毁掉了，我们不甘心，我说我们上东山坡上去瞧瞧，打探敌军的情况。

我们趴在山坡上，突然几声枪响，当时我们三个中有一个东北来的，比我大三岁，长得高，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倒下了。

我比较矮，一颗子弹从我头顶飞过去，擦出血了。我和剩下的那个伙伴，直接被吓哭了，但也赶紧止住了，不能哭，我们得赶紧跑，活命!

杨启俊的头顶还留有子弹擦过的痕迹，新京报记者王子诚 摄

新京报：你们那时候牺牲的人多吗?

杨启俊：我们小队当时一共是21人，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牺牲了七八个人，有的是被日本兵发现身份后，直接拿刺刀挑死的。

新京报：当时部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作战?

杨启俊：我们住的地方不确定，开始在门头沟一带，后来转移到张家口、太原。每次都是晚上偷偷转移的，有时候一宿得走80里地。

有时候就住在庙里、山里，没吃的我们就上山找野菜，可以吃三天。一两天吃不上东西的时候也有。

有时候住在地下党员家中，趁着黑天去，再趁着黑天离开，那时候能吃得好一点，吃得最多的就是豆干饭。

“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这是一种荣誉”

新京报：你在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就复员了。

杨启俊：对，抗战胜利后，有个要求是让老少病残复员，那一年我才16岁，属于少的。我们当兵的时候，没穿过军装，回家前，发了五件，我到现在都还在穿。

复员后，解放战争期间，我也在流村地区当过交通员，帮解放军从北京城里运手枪、机关枪出来。冬天，买大白菜，切开后，掏出心，把手枪藏里面，再把白菜接好，泼上水冻上。马车两边的木板里面掏空，藏大的机关枪。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后，你从事什么工作?

杨启俊：当时我去了刚刚成立的华北文工团，之后，回到昌平电影队放电影，当时放《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还放过《英雄小八路》《红孩子》。也有一些部队找我，请我给他们讲讲我当小八路时候的经历。

从电影队退下来之后，我在乡里工作，一直到2000年，我69岁的时候，才没有再工作。

我现在是吃穿不愁，政府给我补贴，每年还有卫生部门上门给我检查身体，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

7月30日，北京市昌平区，杨启俊站在家门前。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新京报：2019年，你参加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

杨启俊：我是在群众游行的第六个花车上，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这是一种荣誉。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的时候，我也去了，那时候我是坐在广场上看。

老八路越来越少了，我们村有42个在抗日战争时候当兵的，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在战场上，我能侥幸活下来，能活着看到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发展到现在这么强盛，我很知足。

新京报：你有什么心愿吗?

杨启俊：我获得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参加过新中国成立60周年、70周年的庆典，我希望等到新中国成立80周年的时候，我还能参加庆典活动 。

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王子诚

编辑 胡杰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