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时代来了？怎样盘活如何避坑，北京总工会、创业者这样说
2022-04-27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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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以长期雇佣为特征的传统人力体系，已无法满足企业在线用工、短期用工等需求，中小企业对灵活用工的需求陡然增加。但灵活用工背后缺乏相应保障体系和长期职业发展通道等问题逐渐暴露。
灵活、自由、收入高、门槛低……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做起外卖骑手、网络主播、视频UP主、网约车司机等，灵活用工（就业）作为新兴业态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灵活用工时代已经到来。
2021年9月，北京市总工会发布了《北京市总工会推进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工会工作实施方案》，推出10项措施，充分发挥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切实维护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
北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介绍，上述方案具体措施包括各街道乡镇将设立流动会员联合工会，动态管理八大群体、平台灵活就业群体会员会籍，拓宽职工入会渠道等。
同时，北京市总工会将投入1500万元做好针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健康体检服务；投入1000万元提供重大疾病、意外伤害、子女意外、身故、家财损失（火灾和水灾）等专项互助保障服务。
新经济蓬勃发展，催生出新型就业机会，也悄然改变着劳动合作关系。特别是疫情之后，以长期雇佣为特征的传统人力体系，已无法满足企业在线用工、短期用工等需求，中小企业对灵活用工的需求陡然增加。但灵活用工背后缺乏相应保障体系和长期职业发展通道等问题逐渐暴露。
对此，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采访了北京总工会、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青团社创始人、CEO邓建波，脉脉联合创始人王倩，58同城招聘研究院院长李妍等主管部门、专家学者、相关从业者。
在专家看来，我国灵活就业尚处起步阶段，在劳动关系不分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灵活用工中的社会个体需要承受的压力和风险是多方面的，我国在灵活用工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很多政策创新、制度创新需要自己探索和完善。
大多“灵工”未被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医疗、养老或存问题
“从就业角度来讲，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形式，扩大了就业容量，发挥了蓄水池作用。”但范围指出，从劳动力市场来讲，灵活就业也产生了不正当竞争效应，因为这对平台经营者、从业人员所承担的税负和社保费用成本较低，间接导致了与正规就业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也导致了正规就业领域出现招工难、招工贵的问题。
范围表示，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大部分没有被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所以他们与从业平台之间的关系都是按民事法律规范来调整。从实践来看，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在劳动报酬等方面不存在太大问题，但工作时间普遍超长；外卖骑手长时间使用交通工具，安全保障成问题；社会保险中，工伤保险不足，未来在医疗和养老方面也会存在问题。
他称，目前相关人群的权益保障完全交给市场，平台所承担保障责任相对较弱，未来不管采取何种路径，从平衡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和平台方生产经营的角度来看，会适当增加平台用工成本，可能会导致平台方将相关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市场，从而影响到平台的市场规模。
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李志起认为，因为劳动关系结构不一样，所以不能简单将社保全部由平台方来解决，不过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出发，平台方应该引导合作伙伴一同规范就业人群劳动权益。与此同时，新业态具有新特点，需要各方共同来完善相关制度与法律，保障各类就业人群的合法劳动权益。
李志起表示，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人群是平台经济直接从业者，是平台经济最重要的一线执行人员，是平台经济手和脚，如果没有他们，作为大脑的平台运行不起来，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不过，这些从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形式，比如有劳动派遣、承包、代理等。劳动关系具有复杂性，平台企业承担社会保障责任也不同，所以目前新就业人群权益保障成为最难解决的问题。
灵活就业降低“就业”概念门槛，平台应提供职业伤害保障
针对目前灵活就业者最关心的问题，邓建波表示从整个平台来看，灵活就业人员最关注保险保障问题。“灵活用工人员由于工作周期较短，普遍不签订劳务合同，更加容易出现薪资纠纷，且出现纠纷后较难被支持处理。同时在保险上无论是个人购买还是企业购买的流程都较为烦琐，导致购买比例也较低。整体来说灵活就业人员的薪资保障和人身保险保障情况都较为一般”。
从完善相关就业人群社会保障角度来看，范围认为目前需要重点关注两个层面，一是要解决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等灵活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的问题。当然职业伤害保障有前置性条件，要强化平台方在经营管理中安全生产、职业安全和卫生方面的防护责任，包括提供相应的职业伤害保障。
第二个层面，从依法治国角度来讲，要适当平衡灵活就业与正规就业的用工成本，不应该因为制度性的原因，导致两种就业形式的用工成本存在太大差别。目前，就业市场出现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有部分就业人群因为考虑到眼前经济利益，放弃正规就业，从事灵活就业。未来在社会保障领域，灵活就业也要适度分担责任。
李妍向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首先，灵活就业正不断为就业注入活力，且未来也有巨大的潜力和优势；因为灵活就业属于新型弹性用工模式，不管是劳动者时间和数量的灵活、雇佣形式或管理方式的灵活，都降低了“就业”概念的门槛，扩宽了就业范畴，能够吸纳更多劳动者从业。
其次，对于求职者来说，除了可以给一些失业人员、辞职人员带来机会，也让一些不能匹配标准就业的人群，比如幼儿妈妈等，能够对个人时间，甚至是工作地点有更多的自主权，即灵活就业为进一步深化大众就业创业提供更多选择。另外，灵活就业可以帮助企业优化人力结构，降低经营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企业的抗周期性，为就业保岗提升助力。最后，从社会资源匹配来讲，灵活就业可以快速完成用工和劳动力供需匹配，尤其通过平台经济业态，对于提高劳动力供需匹配效率有明显积极影响。
北京17家头部互联网平台已建立工会，劳动力市场己成为动态生态系统
近期，北京市总工会发布了《北京市总工会2022年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要点》，其中提到，要织密建强组织体系，确保经营地在京的2021年互联网百强企业全部实现建会；坚持维权“向前一步”，切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稳定。包括全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密切关注职工诉求3项措施。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从北京市总工会了解到，去年6月份以来，北京市总工会推动京东、美团、滴滴等17家互联网平台头部企业和顺丰、“三通一达”等14家品牌快递企业全部建立工会组织，累计发展27.4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会员；累计建成9000余家户外劳动者暖心驿站；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提供重大疾病、意外伤害等五项免费保障。
邓建波告诉记者，灵活用工平台连接供需两端的平台，在提供两端匹配的同时，也建立双边的信用机制。平台逐渐扩大，信用机制也会变得更具影响力。就像是淘宝卖家过去也许并不是很在意差评，但是今天一个差评对于卖家的影响会非常大，这是同样的道理。企业和用户都会越来越重视信用的维护，而信用机制的建立会保障双边的权益。
他还提出企业要做好劳动力价值的认定，从业者从事一份工作，应该获取多少钱的报酬，这一衡量唯独将会变得数字化，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评估劳动力的价值。谈到用科技力量保障“零工”权益，他表示，科技企业可通过HR SAAS系统，B端企业可在线上使用排班考勤、算薪发薪、电子合同、用工保险、人才库运营、供应商管理；C端用户可考勤打卡，秒结薪资，得到电子合同与保险保障等。
李研也表示，随着互联网技术逐步成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正催生数字、平台、共享等多元经济业态，让很多工作可以摆脱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为灵活用工市场获得更多技术赋能，因此要进一步提升灵活就业蓄水池蓄水能力，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让线上创新创业就业实现更多可能。其次是继续加大政策宣传引领和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劳动者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多渠道就业，针对地方提供更多就业培训等。最后，基于如今的劳动力市场己经成为一个动态的生态系统，制定开放式劳动力的人力管理战略，善用新的就业体系，让用工方和求职者之间充分建立信任关系，以共赢姿态连接彼此，才能不断为灵活就业进入新的发展循环注入动力。
Z世代拥抱自由职业，疫情加速拐点到来
脉脉联合创始人王倩指出，在本职工作之外，职场人有拓展收入来源的需求，同时企业有灵活用工的需要，双方的需求是匹配的。随着信息渠道打通、第三方服务平台兴起，职场人可以更便捷地发现更多从事自由职业的机会，一些自由职业获得的收入也很可观，因此越来越多职场人愿意尝试这种工作方式。
根据调研数据，Z世代对于新兴的灵活就业方式态度更加开放。Z时代和1995年以前出生的职场人的数据显示，Z世代对自由职业的接受程度更高，接近六成Z世代可以接受撰稿、设计、写代码等自由职业。Z世代对于做自媒体工作的接受度也更高，比如做视频博主、电商主播等。
脉脉数据调查显示，Z世代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身体和心理健康，其次是经济收入和财富的增加。也有接近六成Z世代认为，“拥有更丰富的体验，开拓眼界”是比自我能力和专业提升更重要的事。就灵活就业来说，自由职业不隶属于任何组织、工作时间地点灵活性高，有利于保障工作生活平衡、进行多方面的职业发展和生活体验。与此同时，Z世代也是自我价值觉醒的一代，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有强烈的自我表达需求。不少Z世代选择自媒体工作，也是满足了这样的需求。
邓建波也表示，在青团社用户中，有五成左右是“95后”“00后”，在人群分布上，大学生占50%、蓝领占30%、宝妈占15%、白领占5%。他介绍称，学生、部分白领，注重兼职体验，会选择新职业、趣味兼职、线上技能兼职，比如兼职剧本杀主持人、线上主播、剪辑师、摄影师、咖啡师、宠物安抚师等。蓝领、宝妈，赚钱属性强，宝妈更偏向线上兼职，兼顾家庭与工作，如线上客服、信息标注等岗位。
邓建波认为，疫情的出现更加速了拐点的到来，也给灵活用工带来新机遇。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降档、第三产业比重提升、新经济快速发展，老龄化趋势凸显劳动力将短缺，青年一代开始崇尚弹性工作的同时，企业也开始意识到灵活用工的重要战略意义，国家政策扶持也加大利好行业发展。
他提到，对比欧美，基于我国更大劳动力人口基数与不到2%的灵活用工渗透率，我国灵工市场空间广阔，未来 5至10 年市场规模增速有望维持在 20%以上。目前，我国灵活用工企业多、小、散，国内市场高度分散，行业整合空间大。竞争点在于具备整合全产业链的能力。
政策方面，相比国外，我国的灵活用工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情况，新经济蓬勃发展，催生出很多新型就业机会，我国在灵活用工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很多政策创新、制度创新需要我们自己来探索和完善。一方面，就业保障制度将分行业细化，灵活就业社会保障制度也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创造灵活就业的新机会。
谈到就业形势相对严峻的大环境，李研表示，在此环境之下求职者的就业重心以实际增加收入以及锻炼能力和发挥才能为出发点，那么对于灵活就业选择会更有倾向性；其次需要注意劳动者权益保护，因为我国灵活就业尚处在起步阶段，在劳动关系不分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灵活用工中的社会个体需要承受的压力和风险是多方面的，比如外卖员，可能需要同时面对平台、商家和顾客三方面的劳动争议；此外在就业安全性和满意度上尚有不足，甚至在就业技能提升上也不能完全自主。
她还称，要确保劳动者权益保护，首先是进一步优化劳动法三层调整模式，重构劳动法与民法的功能分工，为灵活用工的健康发展创造更良性和法治的环境；其次，建立灵活用工的职业培训体系，为灵活就业人员开拓更多的职业通道路径；最后是完善灵活就业者的职业社会保险制度，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更多就业保障。
王倩提醒称，对企业来说，灵活就业、远程办公成为逐渐普及的工作方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育辉在脉脉《人才流动与迁徙2022》中指出，未来可能会出现核心员工+项目制远程外包员工的组合形式。但其中远程办公也存在一些风险，节约办公成本的同时可能带来企业文化的稀释、影响公司隐性资产的管理。因此，对于企业来说，线下会面、会议、活动将成为组织管理不可或缺的环节，企业或许不存在固定工位，但会将会议室作为基础的团队办公单元，灵活预约、灵活线下办公。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子姣 陈维城 编辑 王进雨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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