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1962年3月20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逝世，年仅46岁。在他逝世60周年之际，我们重读他影响范围最广的经典之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并以此反思社会科学的想象力。
让我们首先从眼下的一个现象说起。
2021年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近日公布，在考研越来越“卷”的今天，传播学因其几乎最高的分数线成为放榜当天考生们热议的焦点。作为当下中国最“火”的人文社科专业，传播学吸引着无数学子报考，但一派繁荣的背后，持续的学科焦虑却始终难以散去。依照传播学者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的说法，现代的传播学学科化始于20世纪的美国（尽管这一叙事遭受过很多质疑）。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总结的传播学科“四大奠基人”如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卡尔·霍夫兰等大多来自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这使得即使时至今日，“传播学有何独创的理论？”依然是这一历史短暂的学科常常遭遇的质疑。
不过，这种学科的“主体性焦虑”却也意味着学科想象力的开放性，这给予了传播学更多可能的发展路径。美国主流传播学将学科的重心聚焦于研究人类社会的信息传递活动，这也是现在公众从字面上对这一学科的理解。不过，确立学科边界虽有助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建制化，但也严重窄化了学科的研究范围。在《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一书中，学者刘海龙较早地对其进行了批判。在如今的中国传播学界，“打破学科壁垒”的声音早已不陌生，媒介环境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多个更富跨学科色彩的领域正蓬勃发展。
正如米尔斯所写，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研究者不拘泥于“根据学院系科来确立自己的专门化研究”。只是，随着跨学科日渐成为趋势，新的焦虑也在浮现。可能很多传播学的学生都在自己的论文选题时遭遇一个常见的质疑：“你研究的话题是否是一个‘传播学’的问题”。一方面努力强调自己跨学科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极度在意学科边界，传播学面临的这种悖论一定程度上可成为我们思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过程的典例。
刘海龙的观点是：传播学当然有其独特的视角，另一方面，也完全无需过度担忧所谓的“学科主体性”问题。在一个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新既有的对人类传播现象的理解，认识到传播问题远不仅仅只是信息传递的效率问题，它还是“身体”、物流乃至“病毒”的问题。我们只有充分挖掘全新的看待“传播”与“媒介”的角度，才能赋予传播学持续前行的活力。
采写｜刘亚光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重访灰色地带》《宣传》等。译有《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等。
新京报：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他曾批评过传播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他们也曾经合作开展研究，不过在进行《人际影响》的调查时，二人的思路产生了分歧。我们如何理解米尔斯和传播学之间的联系？
米尔斯（C. Wright Mills），美国20世纪社会学家，生于1916年8月28日，卒于1962年3月20日。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H.格斯和H.贝克尔，1941年获博士学位。生前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其作品《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科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书之一。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1901-1976），社会学家、传播学家。他1901年2月1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25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获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对社会心理学和传播研究产生兴趣。著有《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思想》《社会研究的语言》等。
托德·吉特林后来在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中对其提出了批判，其中特别提到了研究的资方背景。这个研究的赞助方是一个读者定位为中下阶层妇女的杂志。米尔斯通过研究试图说明：人际影响是一种从上到下流动的垂直控制，而非水平流动。这个结论不利于杂志及广告商。因为如果影响是垂直流动，那么广告只需要投放到精英杂志，而不用在各个阶层推广。此外，研究设计的问题也非常微妙,当时设计的4个研究领域中，前三个分别是日用品购买、时尚、电影，最后一个是公共事务（即政治）。结论是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人际影响的垂直流动是比较明显的，前三个都是水平流动，因此人际影响主要是水平流动的。但其实前三个按照分类都可以归结到“消费”这一类，而消费，其实归结下来还是很受大众媒体营销这类垂直流动意见的影响。
新京报：米尔斯提出的这种理论取向，和美国传播学初创时期的迥异。施拉姆所奠定的传播学创始人神话，虽然使得学科走向建制化，但也因此窄化了传播学的学术想象力。米尔斯所批评的“抽象经验主义”，很多都适用于对传播学的批评。
刘海龙：吉特林的文章里就提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调查混淆了两种影响，一是结构性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的影响，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影响，人际关系和权力本质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不能简单比较。这个其实也反映出很多学者对权力、结构的忽视，误以为通过人际的影响就能完成很多大的改变。缺失了这种观照，其实像拉扎斯菲尔德这类实证研究，看似是经验性的，但其实只是一种“抽象的经验”，摸不到社会真实的脉络。
《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刘海龙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7月。
新京报：说回到传播学本身。前两年清华大学拟取消新闻传播专业时，社会又开始讨论“新闻是否无学”的问题，其实学科焦虑的问题，传播学也存在。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传播学经常面临的质疑就是没有自己的独立理论，研究的问题都是在借用别的学科的视角。在你看来，什么是属于“传播”和“媒介”的独特视角？
刘海龙：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媒介/传播研究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一个领域。其实传播/媒介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视角，本身确实一直有争议。我觉得如果从传播学的起源来看，“权力”或影响力可能是传播学的一个切入问题的重点，最开始传播研究处理的就是包括政府的宣传竞选、政治传播、说服中的修辞等问题。
此外就是这几年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媒介理论，媒介也是传播学引入的重要观念。那么什么是“媒介”的独特视角，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个“第三性”。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统从古希腊开始更多强调的是“二元性”，比如主客二分、笛卡尔身心二元对立之类的。海德格尔想突破物和人的二元对立，认为其实是一元的，人拿起锤子就知道怎么用，是一种“上手性”。但这里面依旧忽略了一个“中介”的问题：拿起工具之后开始用，这个过程并非是自然的，里面至少有“手”的中介作用。“手”或者说“身体”，其实就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媒介。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媒介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种视角，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二元对立中间有一个“中介”过渡。这是一种基础观念上的变革，将影响我们重新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现在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媒介化或者中介化理论，就是把媒介重新引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
《奇云》，[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 著，邓建国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12月。
新京报：传播学经常被称为“十字路口”，各路学科的思想资源都在此汇集。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式的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经常强调要注重跨学科的视野，另一方面，这个学科似乎一直又都有“主体性”的焦虑，很希望证明自己的高度学科化。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海龙：就像刚刚我说的，我觉得传播学是有自己独特视角的，比如媒介的视角，但我们也不能说这种视角有多么独一无二。比如我们现在研究物流系统的问题，做管理学的可能更多会把重点放在物流的效率上，但我们可能会关心其中的技术基础设施，关心其中对劳动者的控制问题。
其实我一直认为学科主体性焦虑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我们只要面向真问题，用独特的视角去解决它，给出知识贡献就够了。而且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主体性”经常意味着“独立”，但传播学中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本身就是不独立的，比如媒介就意味着“连接”，是他律的，我们不可能忽视连接两端的那个东西去纯粹地谈论媒介。所以我一直说传播学最严格的叫法应该是媒介社会学或者是传播社会学，它一定不仅仅是传播的问题。
《宣传》（第二版），刘海龙 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1月。
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缺乏“身份”的学科对学科身份越在意，反倒是一些早就不存在所谓学科合法性的学科，不会频繁地提这个说法。而这导致的一个结果，让传播学成为了中国形式上最学科化的社会科学。我把它称作一种“深度学科化”，我们在用各种形式不断地“筑墙”让自己显得很像一个学科，每年开社会科学当中最多的会，各种学科建制化的措施如火如荼地进行——当然也包括报考传播学变得越来越“卷”。但这更多还是一种形式上的“繁荣”，内在地来看，现在国内的传播研究在学术上还比较初级，甚至缺乏一个稳定的、有共识的判断研究“好坏”的标准。
《创新的扩散》（第五版），[美] E.M.罗杰斯 著， 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 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1月。
采写｜刘亚光；
编辑｜西西；
校对｜薛京宁、郭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