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很多老年人虽然跨过了数字鸿沟，但仍是“网络小白”，辨别能力较差，因而陷入不法分子编织的各种网络套路中。例如有平台在国民级短视频App、出行App大量投放广告，并以“1元投保”“上网课能赚钱”等噱头吸引消费者，不少老人掉进陷阱。

现象：老年网民被“套路”人数增多

“去年7月，我母亲误扫了一个二维码，没想到就买了一份保险，而且之后每个月从微信自动扣款188元，直到今年1月微信钱包里没钱了，我一查她账单才发现。”河南的李燕（化名）气愤地称，她的母亲购买保险时没有填写任何个人信息、没有签名，也没有获得自动扣款的提示。湖北女孩谷雨（化名）的母亲也在同一家平台莫名地办理了一笔保险，每月自动扣款90多元，10个月后才发现。她告诉记者，她的母亲是聋哑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办理的。经查询，这笔保单的被保人与其母亲名字都不一致。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在网络搜索看到，这款保险产品广泛植入在充电宝、出行App等常见的生活场景内，宣传噱头是“首月1元”即可投保，很多老人“被套路”。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该保险平台已有9400多条投诉。

图/新京报记者 俞丰俊 制图

然而，消费者追偿过程却十分漫长。李燕称，今年2月以来，她多次致电平台客服要求退款，对方先是提出需要投保人手持身份证拍一张照片上传，李燕以“担心个人信息泄露”为由拒绝后，对方又让她提供银行卡号。投诉期间平台几度拖延，最终在李燕告知“不退款就投诉到相应监管部门并报警”后，对方才将保费全额退还。和她几乎同时投诉的谷雨，截至目前才仅收到一个月的保费退款。

老年人在网上被骗的案例不只这一类。在北京工作的张军（化名）告诉记者，他的父亲一直生活在老家农村，闲暇时会刷短视频解闷，有一次刷到一家网络教育公司的推广，以免费公开课为由吸引老人添加“老师”微信，而后诱骗老人付费学习，并且不断给老人发送“上课后会赚钱”的信息，他的父亲已经交了2000多元“学费”。“我在家时还听到过对方给我爸打电话，询问有没有时间上直播课。”张军称，父亲不听他的劝阻，认为自己通过这样的学习才能赶上新时代。张军在公开平台发起投诉，但目前尚未得到解决。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19亿。与此同时，陷入网络套路的老年人也逐渐增多。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2021年9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17.25%的被访老年人有在网络中受骗的经历。

问题：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仍有风险敞口

近年来，我国网络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取得很多重要进展，包括出台或施行了《民法典》《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全国消协组织推进线上线下投诉渠道建设，工信部重点整治诱导老年人下载App等。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成效显著，大型互联网平台逐渐完善平台规则，信息保护方面透明度上升，用户授权体系更加完善。

除了个人信息保护有所加强，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网络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车宁还提到另外两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在去年曝光一些案例后，现在业界基本不敢再捆绑或诱导消费者下载App；二是主流及细分领域的一些App，适老化改造很有成效，对老年人不友好的“数字鸿沟”现象得到根本遏制。

不过遗留问题仍在，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型消费陷阱。车宁表示，首先，宏观层面整治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但一些细分行业还要进一步细化相关举措。比如，近年金融领域较为突出的保险、理财、财商教育等骗局，都是利用老年人专业知识的落差，收割他们的财富，做法更为隐蔽，而且利用了不同部门间的监管空白。

其次，老年人是财富积累相对充裕的一个群体，过去更关注对老年人物质权益的保护，也应该关注其精神权益的保护。“不少老年人和子女分隔两地生活，对社交需求更为强烈，希望通过网络扩展社交面。很多老人虽然会用智能设备了，但对互联网的营销方式等并不了解，存在知识盲区，知识结构的更新节奏也慢下来，没有很好的应对能力。”车宁称，一些不法分子就是瞄准了老年群体这些特征，把营销和鸡汤混杂在一起，放大老年人的焦虑，希望在短时间内收割一波老年群体流量，以此来获取利润。车宁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老年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风险敞口。”

图/IC PHOTO

盘和林也表示，当前在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方面，对大量中小平台网站和App监管力度还不够，个人信息流失、骚扰诈骗电话等问题依然存在。“新型消费陷阱有精准性和广泛性两个特征，前者是针对人群特征展开诱导，针对个人信息进行精准营销；后者是指大量老年人日常使用的App存在同一类诱导消费嵌入，通过反复展现强化灌输。”

“目前有些理财平台，通过网络引流方式获客后，诱导用户先付费再签约，而且多次签约，相关网络签约数据没有经过第三方存证。”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怡从法律层面分析，部分网络App平台还将争议解决条款设定为他们熟悉的仲裁机构，导致消费者司法维权成本畸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据电文容易被修改，电子签约的数据如果没有公证，证据效力较低，而公证证据保全需要专业人士才能完成；二是同类型的消费，多次签约，消费者维权时要一案一诉；三是仲裁委员会普遍收费比法院高，令消费者望而却步；四是仲裁裁决的司法透明度不如法院，案件存在较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建议：开通老年群体便利化维权通道

老年人应如何避免新型消费陷阱，以及事发后如何补救？多位受访者都提到要帮助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对老年人开通便利化维权通道。

车宁建议，首先，政府、行业自律组织、龙头企业、非营利机构等各方要共同努力，针对老年人的知识结构特点，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下沉到某个细分行业的知识教育，并以其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其次，在App适老化改造基础上，进一步把工作前置，在营销层面做好客户群体的细分，最好在行业自律乃至行政监管层面，出台指导性意见或者行业标准，以专门规范针对老年人的营销。另外，要加大对不法企业的惩治力度，不能仅从道义上批评，还要结合名誉罚和财产罚，加大打击力度。其中财产罚要体现“双罚制”，不仅罚机构，还要罚直接责任人。最后，完善纠纷解决机制，从当前的按“纠纷类型”划分转为按“人群”划分，对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予以特殊照顾。

根据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对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才有权起诉（指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诉讼请求一般只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和赔礼道歉等，缺少惩罚性赔偿的相关规定。王德怡建议，应为单个消费者维权提供强有力的民事救济途径，包括在个案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使违法成本高于收益；确认举证责任时，向消费者倾斜，即App提供方应妥善保存开户、签约、消费记录，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将公益诉讼的发起方级别降低。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程维妙

编辑 曲筱艺 李铮 校对 杨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