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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农民现代化是三农现代化的基础
新京报 记者 周怀宗 曹晶瑞 编辑 唐峥
2022-02-23 07:58
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放在第一位。

2月22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文件强调,要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文件还强调要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


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如何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未来我们要建立怎样的农业现代化?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


温铁军: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受访者供图

 

农业现代化东亚经验


新京报: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强化现代农业基础支撑,也强调了加快社会化服务,怎么理解文件对这些方面的要求,我们要建立怎样的现代农业?


温铁军:在过去,说到农业现代化,许多人往往把目标转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大农场农业,这可能有点儿不顾国情,所以这些年来推进困难。必须要考虑到,在我国,小农经济长期化是必然趋势,所以到底参照哪一种农业现代化的方式,来推行我们的农业现代化,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


新京报:是否有更合适的参照对象?


温铁军:我们寻找农业现代化的榜样时,会发现在我们周边也有,如日本、韩国等。日本、韩国的模式中,农业自身的规模很难扩大,但可以通过扩大外部规模的方式,来扩大农业规模。农户仍然是生产经营单位,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主要由合作社提供生产服务、金融保险等外部的服务来实现。简单来说,就是在农地规模达不到的情况下,以提供服务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重点放在提高农业、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业外部规模化的服务,用这种方式推动农业现代化,而不是按照大农场国家的方式,这点我想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社会化服务怎样惠及小农户


新京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多年,已经建立了相对庞大的服务群体,但也存在青睐大农场、轻视小农户的现象,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温铁军:过去,一般所说的社会化服务,往往在大宗农产品集中生产的地方,提供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但中国地大物博,差异化普遍存在。十里不同风的差异,制约着社会化服务的统一模式。我国地理环境复杂,如果社会化服务是瞄准平原这种地方,看起来确实很壮观,但农业现代化不是电视上一字排开的大型农机,千差万别的需求,难以靠统一服务来满足,如山区、贫困地区等缺乏规模化经营的地方,需要分散化的服务方式,当前,仍旧缺乏因地制宜的服务,搞了太多大规模的、统一的农机机械和服务模式。这是不适合山区面积广大、十里不同风的、在地化的农业生产条件的。


新京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温铁军:正因为千差万别,每一家需求不同,这种情况下,如果做不到在地化,做不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往往就落实不下去。在日、韩等地,他们在山区所提供的社会化服务,是根据山区的客观情况,因地制宜的。这也是农业社会化服务普及中的问题,就是如何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式,来推动在地化的农业服务,特别是在地化的农业机械的技术创新。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让服务真正深入到田间地头,深入到老百姓门前,才有可能解决现代这种小农户高度分散,技术和业务的各种需求高度分散下,社会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农村生态、生产和生活是三生合一的,有什么样的生态条件,就产生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也就是说,生态和生活是合一的,为了维持这种生态和生活,就有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如果我们把生产变成了第一,用生产来引领生态和生活,恐怕就弄反了。当前各种有关政策方面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动社会化服务,农机、农技创新的经验,还缺乏调查研究,缺乏了解。希望进一步增加调查,才能把农业现代化落到实处。

 

农民现代化应放在第一位


新京报:文件提出,要加大政策保障和体制机制创新力度,当前,我们的政策保障是否还存在不足的地方?


温铁军:其实许多问题,有一个怎么重新打造抓手的问题。当前,一部分政策制度,初衷很好,但实际操作难度很大。如按照文件要求,新的家庭承包落实到每一户,大家都拿到土地承包合同,合同必须划清四至,这个是一个高成本的劳动,尤其是山区,一家七八块地常态,每一块地划清四至,落实到每一户,很难。许多家是拿不到如此规范和细致的合同文本,因为做不到。再如,政策要求,流转必须是合法合规的,举例来说,农民常常自己开点儿小荒,这是没有合法手续的,他出去打工,给别人种,回来后自己种,大量这种客观上的情况,和主观上想象之间,差距太大,使得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变得困难重重。所以,希望在决策中,尽可能进行更多更深入的调查,首先要做的,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问题真正搞清楚。


新京报:你认为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温铁军:有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把三农现代化放在一起讨论。过去说农业现代化,后来说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一个进步,但农民呢?三农现代化为何总是缺一农?杜润生老先生曾多次强调,千投入,万投入,不如投入一个农民的积极性,我们总是缺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方法和政策。在现实中,许多政策多是有利于公司、投资人的。这样的政策落实起来,对农民来说,往往是难理解的。所以,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放在第一位。如果不把农民的现代化放在第一位,我们国家的现代农业就难以实现,如果不把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上,农村的现代化也是很难讨论的。从周边的经验看,日本、韩国的模式,最为重要的,是从社会文化领域起步入手的,它所能提供的,是全方位的、综合性的服务,而不是简单地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服务。

 

乡村振兴不能只让农民种地


新京报:你心目中的现代农业应该是怎样的?


温铁军:农业现代化是什么,是符合生态要求的,能够有效推行减碳,并通过立体循环农业来吸碳的。以前的农业现代化,越是大规模推进集约生产,期间所使用的化肥、农药等,越是加剧碳排放,越是大规模养殖,甲烷排放就越为严重。以前农业现代化的大规模集约化的方式,在生态文明的新的发展战略下,应该是向着高质量的新发展方式转型。如果用高排放的方式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恰恰和国家当前要求的方向是相反的,继续沿着老的方式推动现代化,可能与预期相反。


新京报:怎样才是正确的方式?


温铁军:我国在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就明确强调一二三产业融合,走向绿色生产方式,把立体循环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方向。立体循环农业要求以空间生态资源的系统开发作为基础,根据空间生态资源的情况,系统性地推进立体循环和分布式的三农现代化。这其中就包括,农民怎么在一二三产业融合中获取收益。


新京报:近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强调提升农民在农业产业链条中的收益,你也提到过,不能只让农民种地,你认为怎样才能更好提升农民在产业链中的参与度?


温铁军:三产中的高端部分是什么,是金融、保险、期货等产生较高收益的领域,这恰是单个农民无法进入的。只有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重构新兴集体经济,才有可能在农村集体经济获得国家大规模的重资产投入,形成的设施性资产变成集体资产的情况下,让农民得到以劳动来获取资产收益的条件,农民才可能得到财产性收入。这才是推进农民现代化的主要政策内容。农民进入三产融合,尤其是得到三产中的高端收入,就要让农民得到资产性收入。再进一步,产业留在县域,才能让农民分享产业的县域化的收入,才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迈向共同富裕。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曹晶瑞

编辑 唐峥 校对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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