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在过去这些年里成为一个广受争论的议题。学术研究者和作家们已经制作了书籍、课程、视频和论文，他们借此探讨这场预期中的革命可能带来的未来。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寻求一种平衡，但也出现了一些过于乐观的预测，把未来描绘得就像天堂。还有一些预言者警告称，赫胥黎式的反乌托邦会让被奴役的人民自愿向人工智能算法交出他们的自由、政治权利和社会力量，以获取普遍的基本薪酬。他们预见了一个“后劳动社会”，机器人接管了所有的工作职位，这些工作原本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他们将我们带到一个世界：一种超增强的新精英人类，用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实现了对人类未来和生命本身无可置疑的操控。

生物学研究在过去数十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只改变了医学，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开启了一场深远的科学文化变革。各门科学在生物学中的融合，是对当今科学范式下无法跨越的主要障碍做出的反应，同时也是在应对技术进步提速的需求。不过，生物学融入物理王国，同样也是我们作为人类而言视角的重新定位，并促使我们正视生存的意义，以及我们与宇宙自身运行规律的关系。这些变化带来的最为重要的一些结果，还没有在大多数有关技术的公共争论中得到讨论，主要是因为科学家还没有特别积极地思考这些问题。

可以让科学家用数学描述生物现象的工具出现，让开发新型工程能力变成可能，这会带来一个全新的场景。从积极的一面看，这会促成前所未有的技术与医学进步；从消极的一面看，这可能会带来我们生物本身的商品化，在穷人和富人之间造成更深的鸿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作为人类而言， 我们都渴望新的文化叙事逻辑为我们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带来新的深度与意义，同时也将我们对技术的应用导向人类进步与提高的未来，而不是高科技的大动乱。

《纳米与生命：纳米技术如何重塑医学和生物学的未来》，[西]索尼娅·孔特拉 著，孙亚飞 译，鹦鹉螺丨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0月版。

科学家为新的技术文化而努力

全球化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得以应用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同样也改变了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方式，并促使他们以更具协作性的方式融入自己的工作及社会环境。有三个趋势说明了科学家如何对新技术文化的建立做出贡献，这将会让各种科学慎重行事并关注它们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

首先，科学家在预测他们所开发的技术有什么风险方面处在前哨的位置。实际上，纳米技术科学家作为一个群体，首先拥抱了这个承诺，并且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在“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日程里走在前列。他们的科学与技术拥有强大的潜力，这让纳米科学家非常关心有益的可能性，但同时也担心错误使用或管理带来的可能性。纳米科学家开创了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并在科学进程中纳入负责任的原则。他们通过与社会科学家合作来完成这一点，并通过游说诸如欧盟这样的机构以获取基金，从而解决在科学日常活动中执行RRI的实际问题。

第一个RRI项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RRI原则目前已经整合到了欧盟支持的科研项目中，强调5个观点：公众参与、研究成果分享（在线提供，可以免费或设置其他门槛，也就是现在所熟知的“开放存取”）、性别平等（在研究团队与受研究人群的组成方面，以及在工作可能带来的影响方面）、伦理道德，还有科学教育。纳米科学家并不是等着监管者去禁用那些已经造成损失的产品，而是离开象牙塔，积极地和公众、政治家以及监管机构达成合作，讨论潜在风险（例如，毒性及环境毒性）。像Matter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擅长与学术圈、公司、国际组织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建立合作关系，从而指导技术去实现更可持续、更具社会责任的创新，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各个中心、项目、监管框架以及拨款，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负责任的科学家推动的，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来，以确保新的技术会将科学、监管、可持续发展以及管理整合在一起，其中也包括公平问题。很多这样的工作是从纳米技术中心开始的，其他领域（例如新兴的人工智能研究群体）也可以从纳米科学家的努力中学到很多有关自我调控的经验。

除了在学术机构工作，科技工作者也发现，越来越难参与那些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公众与人权的技术。2017年，主流媒体开始报道科技工作者联盟（Tech Workers Coalition）的专题新闻，以及在技术应用引起严重道德问题的事件中，他们成功地推动美国科技企业倾听工人意见的积极主义行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主义，迫使谷歌公司在2018年放弃了向美国国防部提供监控技术的“Maven”项目。科技工作者还在领导一场战役，反对微软公司与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的合作，特别是在反映儿童与其父母于美墨边境骨肉分离的震撼照片被公之于众以后。

第二个趋势是公民科学项目的激增。再加上其他领域的创新方案，比如“星系动物园”，他们正和全世界数十万参与者，在一个此前从未实现的高度上进行学术科研的联系。在公民科学项目中，公众并不只是在计算机上积累必要算力以解决极度困难的问题，从而贡献时间与运算能力；他们也被鼓励参与真实的进程以解决科学问题，了解科学并与学术圈接触，乃至成为科学出版物的共同作者。

大量聚集在业余科学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的团队也在激增。

DIYbio.org科研团队在2008年成立，力图创建“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成效且安全的DIY（自己动手）生物学家团队”，其使命的核心是坚信生物技术与更广泛的公众认知有可能让每个人受益。

DIYbio.org已经在全世界建立起超过100 个本土团队，并组织日常的课程、研讨会与会议。一家叫“氨基实验室”（Amino Labs）的公司为业余科学家提供了工具套件，可用于学习合成生物学的基础，包括如何提取DNA，以及如何从基因上对细菌进行修饰以合成蛋白质。公民科学家的时代开始了。

或许，所有这些趋势中最可能带来的改变，是侵蚀了艺术与技术还有科学之间的界限，这些界限正在从两边同时被打破。艺术家与科学家以及技术工程师展开合作。艺术家成了科学家， 科学家成了艺术家。科学与文艺之间这种现代的整合产生了一些作品，越来越多地离开画廊与研究机构，在一些不寻常的地方寻求和公众之间的对话，比如街道、医院、商业中心和酒吧。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它们生根发芽并快速传播，建立在公众参与的科学活动的基础上，例如“肥皂盒科学”（Soapbox Science，以女性科学家为特征）以及“科学品脱”（Pint of Science），并且经常和公民科学家网络的活动混杂在一起。

电影《湮灭》（2018）剧照。

一般公众渴望知道更多，渴望被科学鼓舞，并不在意政治倾向和对社会地位的看法， 而且他们天然认可科学与艺术的同盟。这些活动通常由女性主导，她们有些羞怯，却又雄心勃勃，希望使之发展成某种隐秘的变革活动。一般在这样或那样的背景下，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女性都将她们的希望寄托于科学与技术，将其作为一条寻求更公平也更有意义的社会的道路。

面对新技术给我们的身体和健康带来的根本性变化，艺术家和科学家正在对新创作与反思空间的需求做出反应。英国的艺术家索菲耶·莱顿就是一个例子，她开发出艺术品帮助病人和医生理解医院里出现的一些新技术。2016 年，通过将科学、艺术、病患护理和医学进行融合，她在伦敦的大奥蒙德街医院创建了一个名为“显微镜下”（Under the Microscope）的项目。她的艺术品在与医师以及研究人员合作的工作室中诞生，她的项目正是基于此去探索儿童及其家长如何理解疾病，还有他们所接受的那些复杂的现代疗法。

将新的医疗科学带给病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不管是理解还是塑造新技术的用途都需要新的方法。马克·阿克利还在为23andMe公司服务的时候就创建了“DNA 韵律”（DNA Melody）公司——23andMe是一家致力于帮助顾客通过分析唾液中的DNA 研究他们的血统的公司。阿克利通过使用不同的节奏、音高、音色与音调，将基因转化为韵律，从而把DNA片段写成了乐谱。

这些作品试图让我们做好准备，同时也将技术准备好为我们服务，它们不只采取了以经济为中心的方式，也能促进积极的文化进步。它们致力于探索技术给我们的身份、健康、身体、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带来的改变。这种活动反映了我们对艺术的自然追求，而艺术是一种理解并创造叙事、隐喻和文化的方式，这会让我们对自身的命运以及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更有建设性也更积极的控制。

电影《别让我走》（2010）剧照。

我们需要艺术以便将现代世界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神话联系起来，在历史中搭建我们的空间，创造一种属于未来的集体意识。实际上，要想驾驭、重塑、理解技术，乃至用我们共有的人性与历史价值观去赋予技术意义，用我们不断演进的身份去促成科学融合，从而预测并减轻它的威胁，艺术是最好的办法。

所有这些趋势都有一个潜在的主题：推动科学家去让科学实现民主化，去创建与公众合作的平台及框架，共同为我们所有人设想更好、更多元也更平等的未来。

技术与平等能够相互促进，也理应如此

驱动科学家更深入地和社会接触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技术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世界里带来的影响；况且，对技术的文化感知就是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正如大多数经济利益的来源一样，科学技术带来的奖励与收益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不平衡的。大多数对技术的西方叙事都是它所创造的惊喜、给我们生活带来的震动，以及对于失业及人员冗余的恐惧。这种叙事也是从事实中提炼而来，因为技术已经被主要用来控制与开发自然。

如今，我们能毫不意外地预见到，技术将不可避免地被用在让弱者（以及那些并没有那么弱的人）在社会和经济上变得无足轻重，或者更糟糕的是，让他们成为一种“饲料”，用于人类生物学本身的反乌托邦式开发。科学技术给了我们提升生活的承诺，同时也消除了大多数人对技术应用与开发仅剩的那一丝“为我所用”的感觉。

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可能性，也许会让21 世纪成为最好也最让人兴奋的时代，生命因此变得充满活力——但只是对极少数能够从中获益的人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关系优越的，有权有势的，当然还有富人。收入以及获得保健与教育机会方面的不平等性，正严重威胁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数可能性。世界各地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日益感到，如果技术带来的收益不能被更平均地分享，那么人类“固有富足”的未来将不会实现。

然而，技术并不是作用于社会的外力。技术的应用，源于科学家、技术工程师、研究基金资助者、监管者、工人、消费者，最后还有生产资料的使用者与拥有者所制定的条件与决策。社会可以决定技术收益的使用与公平分配。如果使用机器人可以为它们的“雇主”带来更大的生产力与更高的收益，机器人就会造成失业，但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它们也可以被用来让我们的生活更舒适，更公平。就像我在几个案例中简单说过的那样，科学家正在更为积极地与社会交流，不只是去创造经济上的收益，同时也在创造文化价值的收益。技术上的变化可以也应当通过可能性与期望值之间的对话进行调节，而科学家不应该被排除在这一对话以外。

电影《超验骇客》（2014）剧照。

我想说的是，技术与平等能够相互促进，也理应如此。我们需要政策的创造力，以实现更有预见性和适应力的管理，确保科学技术会被用于减少不平等，而不是成为新的不平等来源。相应地，这样的管理也需要科学技术将其变为现实。

从我作为一名女性、母亲、物理学家与教育工作者的视角来看，观点是很清晰的：潜力无限。在实验室里，我们在纳米技术与生物学结合方面的研究具有国际化与多学科的特征，这让所有背景的男女学生都能够增强他们在科学技术上的创造力，以及他们在社会与工业上的企业家精神。因生物学与纳米技术结合而出现的新材料科学，其很多应用可能都是成本低廉的，而且很容易实现，只需要最少的实验室基础设施。在正确的框架下，新技术可以成为减少国家内与国家间不平等的一股全球性作用力。我们应当拥抱这种可能性。

纳米技术科学家已经致力于让科学工具民主化，以创造可以被全世界的人类使用的、更便宜也更简单的技术，比如纸带上的生物传感设备。这些都是“朴素设计技术”的例子：2009年在剑桥大学成立的树莓派基金会创造了售价大约35美元的“树莓派”电脑，已经销售了1000万台；2017年， 媒体发布了“20美分的纸质离心机”（Paperfuge）的照片，这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师用纸张研制的一种离心机，能够利用陀螺玩具的原理分离血液的各种成分；还有一个案例是折叠显微镜（Foldscope），这是一种用纸叠起来的显微镜，成本低于1美元。更好地控制物质，自然会激发人类的本能，制造更便宜也更亲民的技术。

与学者和媒体对我们的大部分评论相反，技术本身通过让产品更优质、更价廉、更易获取，并启发科学家追求简单实用化，自然地促进了平等。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有意识地施加影响，才能构建并维持这种从技术中产生不平等的结构，而不是反过来。

技术的种子已经埋下，它有可能开启一场成功的变革性创业浪潮。学生们被扰乱经济体系的机会所吸引，因为这种经济体系不会给他们提供光明的未来。他们要用技术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好，这不只发生在波士顿、硅谷或牛津。技术可以成为一种解决很多本土问题的实用办法，不只是在发达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寄望于此。

围绕生物学的科学融合，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例如，很多亚洲国家（除日本外）并不具备强大的制药工业，它们都很看好发展医疗技术以突破现状的可能性。它们预见到在技术上发展甚至称霸全球的可能性，这将会重塑未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中国、新加坡等），生物医药相关的物理学、工程学、材料科学项目的科研经费，也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

西方世界对技术的恐惧，还有对未来强烈的悲观看法，不是正反映了有钱有势的人担心在这样的世界里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甚至是西方社会对失去文化与经济霸权的恐惧吗？难道这不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游戏吗？那些认为自己有权制造并应用技术的人，同时也在制造着恐惧，以实现对技术的控制，并防止其被滥用。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在缩减教育、基础科学研究与合作的经费，这可能会威胁到一些主要的工业国家在未来技术中的主导权，上述矛盾的状况是否强化了当前这一趋势？

电影《第六日》（2000）剧照。

尽管质询并调整诸如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学及纳米技术之类的技术肯定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对于那些主导市场的大公司来说，新技术的很多产品和应用毫无疑问是破坏性的，威胁了它们现有的经济可持续性与增长性模型，而且是在它们传统控制区域以外的地方发展出来的。这些公司有能力通过有效地游说政府，对那些挑战其控制力的研究与开发踩上一脚刹车。媒体和娱乐工业可以通过创造叙事，让公众产生疏离感与挫败感，使他们反对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专家形成的精英阶层，从而转移他们对实际权力斗争的注意力。对技术的恐惧常被用作政治和经济武器，其威力不亚于技术本身。

创造积极技术未来的愿景

如上所述，对于一种也许很快就有能力破坏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的技术，人们的恐惧与日俱增，而科学家、艺术家与民众关于这种能力应当如何被控制以创造更好世界——一个生命有更多可能、更公平也更有意义的世界——的零星尝试，与这种恐惧共存。

在这个复杂的场景中，我们失去方向的希望、恐惧与努力， 正在奋力孕育出让我们得以生存的新文化。对于我们有可能定居的未来，我们该如何构建叙事与愿景？我们该如何设想出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够朝着它的实现努力？

西方社会对技术的恐惧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正如玛丽·雪莱在其著作《弗兰肯斯坦》（1918 年出版，雪莱时年20 岁）中精彩总结的那样，出现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蕴含的苦涩在很多西方人的心里刻下了很深的与技术有关的伤疤，后来乔治·奥威尔和阿道司·赫胥黎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在预测未来的学术新作品，以及无数反乌托邦未来的文化表现形式中，这些源于盎格鲁中心经验主义的叙事仍然很流行。

其他西方国家对技术具有非常不同的经验。在我的祖国西班牙，无论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对技术充满厚爱；无论主人的社会出身如何，屋顶上的一片太阳能板都会被骄傲地展示，作为解放现代化的一种标志。然而，让我震惊的是，我经常在英国的农村地区听到，人们认为屋顶上的太阳能板看起来是“可怕的现代化”，觉得它破坏“乡村生活”的体验。这不只是出于审美的原因，更是出于对技术的厌恶。英语作为一种全球性语言，对文化和学术写作拥有主导权，它传播了一种很特别的看待技术的态度——这由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演化而来。如今，这种负面的观点又与“不稳定”的文化基因以及大部分存量就业市场上待价而沽的心态形成共鸣。这种负面预测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对未来没有准备，如果对于我们想要的东西没有愿景，用任何办法都不能塑造未来。

在那些将科学视为福祉来源的国度里，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日本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案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巧妙地驾驭了复杂的地缘政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要归功于基于技术发展的增长策略，还有可以忽略不计的失业率，以及在工人（大多数是男性）及其家庭中对财富前所未有的公平分配。技术被认为是一种通向更好未来的推动力， 这种思潮不是只出现在日本，而是在东亚地区普遍扩散。许多现代的流行文化都相信未来人类、自然与技术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日本的小说中也很少会出现弗兰肯斯坦式的角色。

电影《第六日》（2000）剧照。

尽管当前的日本面临严重的经济、社会和创新的停滞，这源于对移民、性别不平等与极低出生率的恐惧，但其国民对于积极转型的期望仍然与技术交织在一起。我想和读者们分享一个来自日本的案例，它是一种进步的、富于创造性的推动力，发现了利用技术产生积极文化的方法。这个榜样也许能够启发我们，让我们思考自己对未来的愿景与梦想，那是一个我们为自己索求的未来。

2001 年，当猪子寿之从东京大学数学工程与信息物理系毕业时，他创建了teamLab公司。“科技改变世界，艺术改变人类思想……与价值”，这句箴言让他着迷，于是他致力于创造数字艺术，“为当代社会提供另一种生活方式”。他的梦想是和朋友们一起生活并创作，于是他创建了teamLab。如今，teamLab已经成为拥有数百名“超技术专家”的社团，包括程序员、工程师、数学家、建筑师、计算机图形动画师以及其他专家，他们在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办公室里一起工作，共同从事商业和艺术运作。

转折点发生在2011 年。这一年，艺术家村上隆邀请teamLab 在中国台北的Kakai Kiki 画廊举办了一场名为“生命！”的展览。自那之后，这逐渐成为一种全球现象。teamLab用古代日本的叙事与艺术理念，融合了艺术、技术与自然界。他们利用壮观的大型装置，以沉浸和互动的方式打动观众，直面传统思维，同时又扎根在日本古典艺术与传统作品的理智观点中。“我要和那些想要进入新世界的人站在一起，”猪子说，“那些有创造力的人，那些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是我希望启发并影响的人。”过去的两年对于teamLab来说是非常高产的一段时间，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非常受欢迎的展览。我热情地邀请读者访问它的网站，如果有机会，还可以参观一次它的展览，成为它的观众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体验。

teamLab的作品回应了技术引起的不连贯感和矛盾感——预期与恐惧的混合体，还有我们的历史、社会与经济状况所带来的厄运感，以及“只要我们把正确的部分放在合适的位置就能创造美好与欢乐”的愿景，它们全都交织在一起。在我们迷茫的当下，teamLab将艺术视野与尖端技术融合，展现了一种美，让我们拥抱人类作为技术物种时代的来临。

本文选自《纳米与生命：纳米技术如何重塑医学和生物学的未来》，较原文有删节修改，部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西] 索尼娅·孔特拉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张婷

导语校对丨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