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被拐儿童孙卓认亲现场，生父抓住他的手臂问，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视频/新京报我们视频

《失孤》《亲爱的》两部打拐电影的热映，让拐卖儿童案件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也推动了包括警方在内的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力量持续发力。

就在今年，这两部电影中的两位原型人物，先后找到了自己被拐的孩子。7月12日，《失孤》原型郭刚堂与被拐24年的儿子郭某相认；12月6日，《亲爱的》原型人物之一孙海洋，也在警方的帮助下见到了被拐14年的儿子孙某。

这只是最受关注的两个家庭的重逢。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面对“生养抉择”，作为受害人的被拐儿童一时难以决断，甚至更倾向选择朝夕相处的买方家庭，虽在情理之外，又都在意料之中。

围观者感叹“生不如养”，痛恨被拐受害人“认贼作父”，怜惜万里寻子的亲生父母“找到即失去”，可视为自然正义的朴素表达。

失散家庭的重逢令人动容，但重逢之后是否就意味着必然的分离？

▲12月9日，众多寻子的家长来到山东阳谷。新京报记者 杨东昊 摄

规定无回旋余地

“不得由收买家庭继续抚养”

被拐受害者的安置，从来不只是一道情理题，更是一道法理题。

有论者将问题归咎于法律的不完善、政策的不明晰。要指出的是，法律和政策从未支持过因收买被拐儿童而产生的“养父母关系”，更遑论因此而延展的赡养、抚养或继承等身份问题。

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中，专辟一节“加强被拐卖受害人的救助、安置、康复和回归社会工作”，并明确规定：依法解救被拐卖儿童，并送还其亲生父母。对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由公安机关提供相关材料，交由民政部门妥善安置，不得由收买家庭继续抚养。

“不得由收买家庭继续抚养”，这一规定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还有论者以拐卖犯罪中收买方直到2015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才入罪为由，为收买方开脱。事实上，早在1997年，刑法就明确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只是，该条基于司法实践，留下了一个“尾巴”，即：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条“但书”，只是对“未虐待被买儿童”“不阻碍解救”的收买方规定的选择性免责条款。立法的用语本是“可以”，而非“应当”不追究刑责。是实践中一些地方将“可以”事实上适用成了“应当”，造成大量收买方逍遥法外。如今，这一漏洞也已得到修正。

回看立法，其实不论修正前，还是修正后，均未对收买方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有过肯定。因警方在被拐事实发生后，已立案。对拐卖方和收买方的刑事追责，均不受追溯时效的限制。这正是孙某案的收买方被警方办理取保候审的法律依据。

民法典也只支持合法的家庭关系。而为法律所确认的父母子女关系，包括亲子（女）关系、养子（女）关系和继子（女）关系。收买被拐儿童并抚养长大，从收买开始就是非法，不因收买方投入感情的多少、抚养年份的长短就能被合法化。

简要梳理因拐卖而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看似成了既定事实的“养父母关系”，其实并不受法律保护。被拐儿童的亲生父母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只有合法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才有抚养和赡养的权利义务。

▲山东警方通报被拐儿童孙卓、符建涛户口办理初查情况。图/“阳谷警方”微信公众号截图

落实帮扶措施

让被拐受害人走出“人质情结”

拐卖儿童案最令人意难平的棘手难题就在于，被拐受害人因与收买方长期生活，而在情感上遭遇了收买方基于非法收买后的“养育之情”所捆绑。这一感情伤害的持久性和复杂性，远非围观者所能感同身受，也远超我们对拐卖儿童和收买被拐儿童犯罪的认知。

正因为如此，对被拐受害人的解救不能止于“找到”，也不能止于“认亲”。“找到即失去”，“重逢即分离”，这是基于拐卖和收买行为而产生的新的伤害的开始。被拐受害人的难以抉择，仍然是犯罪的结果，而不是因解救才带来的痛苦。

如不脱离此困局，并任由被拐受害人回到收买方身边，未来三方当事人基于扶养、赡养、继承等发生家事纠纷几乎很难避免。

预防之道在于，当下就应还原各方的法律身份，明确各方法律关系及各自的权责。

根据现行法律，不管收买方辩称其认为买来的孩子是弃婴，或根本不是收买而是亲戚所送，都不妨碍收买行为的非法。

一个凭空而来的孩子，要实现收买方法律关系的正常化，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将孩子登记为买方的亲生儿子；二是将孩子登记为收养关系。

作为亲生儿子登记，需要出生证等法定证明材料，收买方并没有。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造假或买通登记人员。收养应当符合收养条件，并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不经非法手段，同样无从达成。

根据山东阳谷警方12月8日的通报，孙某，即孙海洋之子，现用姓名为国某，户籍地在黑龙江省某市。报道中涉及的另一名被拐儿童符某某，现用姓名为吴某某，户籍地在本县。有关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凡涉及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将严肃处理。

深圳警方和山东警方对孙某被拐案的调查，比之郭某被拐案，无疑更值得点赞。郭某案被舆论聚焦之后，面对媒体提出的彻查郭某入户等疑点，却如泥牛如海，波澜不惊，并在舆论热度过后，再无消息。

在打拐案件中，找到被拐受害人，只是局部胜利。依被拐受害人的入户信息，追查背后的渎职、造假甚至更严重的罪行，是应然的下一步。

当然，舆论对被拐受害人，也不必过多指责或强求。因时间留下的伤痕，终归要留给时间来抚平。

在《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13—2020年）》中，对被拐受害人，还列明了诸多帮扶措施。包括：加强社会关怀，帮助被拐卖受害人顺利回归社会；为回归社会的被拐卖受害人提供必要服务，切实帮助解决就业、生活和维权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对被拐卖受害人身心健康领域的研究，寻求更为有效的康复治疗方法等。这里的每一项，都有具体的责任部门，很多都是当下需求迫切的解救措施。

在制订新的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时，希望社会关怀、法律扶助、心理疗愈等，能够得到进一步加强，并以制度保障这些举措都能一一落地，真正使被拐受害人走出“人质情结”，彻底告别被拐的人生阴影。

新京报特约撰稿人 | 王琳（法律学者）

编辑 | 何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