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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烙饼与重庆火锅 被种玉米改变的年轻人
新京报 记者 赵利新 编辑 唐峥
2021-11-17 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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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农业技术合作与交流,结出的果实不仅是土地上逐年丰产的玉米,更加珍贵的种子,已经在年轻人的内心悄然播下。

“真正的非洲,和想象中的太不一样。”在中非农业合作项目推进的十余年时间里,包括李嘉毓在内的一些中国学生,通过在坦桑尼亚乡村的田野调查,改变了他们对非洲的看法,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生活细节;同时也有不少非洲年轻人,来中国的学校、乡村游历,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非洲的政府官员和农业技术骨干,仍保持着阅读中国新闻尤其是农业领域新闻的习惯。他们中,有人爱上了“非洲烙饼”,有人怀念着重庆火锅,中非农业技术合作与交流,结出的果实不仅是土地上逐年丰产的玉米,更加珍贵的种子,已经在年轻人的内心悄然播下。


“真正的非洲,和想象中的太不一样。”视频由受访者提供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制作

 

专注坦桑农业 从本科延续到了博士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2013年以来,已经派出6届农村区域发展(国际发展方向)本科生,去坦桑尼亚海外实习基地实习。参与实习的学生们,年龄多在20岁左右,他们需要采用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以及非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将当地村庄农业发展以及中非农业合作项目的状况,用文字、图像真实地记录下来,而且要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们见证了中非农业技术交流合作带来的改变,也为在非洲村庄推广种植技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非洲是多样的、丰富的,每一座城市和村庄,都不一样。”发展研究专业博士三年级在读的李嘉毓,在2015年到2018年间,去非洲实地考察4次,第一次去还是本科刚毕业,如今她博士毕业论文的选题,仍是围绕坦桑尼亚的农业发展。


在坦桑尼亚李嘉毓和当地村长合影。受访者供图

 

莫罗戈罗市城区向东26公里,是中坦两国合作支持的村级减贫示范项目所在地瓦辛巴村。李嘉毓来到这座村子,发现已经有村民的玉米地里,引入了控制作物间距,犁地、除草、培土等中国农业生产技术,通过走访得知,示范户的玉米单位产量比以前高了2.5 倍;而且由于木豆-玉米间种技术的推广,农户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还增强了应对极端气候气象变化的能力。

 

位于达累斯萨拉姆以西约240公里的达卡瓦镇,有一处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那里有10公顷试验田种植着玉米、杂交水稻和大棚蔬菜,有一些中国技术专家为当地村民们提供技术培训。李嘉毓走访附近村庄发现,中国种植技术在当地特别有口碑,很多村民告诉李嘉毓,采用来自中国的一整套劳动密集型玉米密植方案后,自家农田高产了。

 

“但仍不是所有人都选择使用高产的技术,怎样让当地的村民们愿意也能够使用更好的农业技术呢?”李嘉毓告诉记者,除了访谈当地的村民们、技术专家和官员,还需要研究支撑该区域农业运转的制度体系,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来自学生们的调研与思考不断被两国的学生们探讨后提出,“时间真快!从2015年至今,竟然已经研究非洲农业六年了。”

 

去非洲会会朋友 结婚也随份子钱

 

盼着新冠肺炎疫情尽快结束,李嘉毓盼着再去非洲,而且必须顺便去肯尼亚内罗毕市,去拜访已经认识五年的好朋友克瑞斯。“他在中国呆了半年,是个‘中国通’。几个月前,他结婚,我还给他随了份子钱。”李嘉毓笑着说,克瑞斯很了解中国习俗,“他收了份子钱后,还说以后会在我结婚的时候,也要给我份子钱”。

 

1988年出生的克瑞斯,2012年在中国留学,现在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东非的工作人员,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刘宝。他告诉记者,自己上次去中国还是2018年,但现在还是会浏览中文新闻。那时候去过北京、重庆、广州,虽然很喜欢重庆,却受不了重庆火锅的辣味。“刚去重庆上学那会儿,天天吃米饭。”克瑞斯说,现在在非洲住着,反而特别怀念重庆火锅的辣味了,“当年下苦工夫学中文,是希望能和中国人建立商业合作关系,没想到认识了许多非常要好的中国年轻人。”


克瑞斯在肯尼亚一个茶叶农场。受访者供图

 

“最喜欢非洲有种叫做‘Chapati’的饼,有点像中国的烙饼。但味道和烙饼又不一样。有非洲当地朋友知道我喜欢吃这个,会邀请我去他家里做客,给我做好多。”李嘉毓说,没接触非洲之前,总觉得我们和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但实际上,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也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吃美食,“国家与国家的交往听来蛮宏大的,但实际上个体之间的朋友式交往,是更有温度是更真实的体验。”

 

1998年出生的刘懿锋是家里的独生女,当她告诉父母要去非洲考察的时候,母亲的态度有些犹豫。“那个时期,新闻报道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比较严重,母亲十分担心去非洲的安全问题。”坦桑尼亚很多乡镇没有路灯,路面也比较颠簸,蚊虫很多,但刘懿锋觉得,和老师、师兄师姐们在一起,旅途就没那么辛苦了,反而平添一些日常生活中难以见到的乐趣,“如果再有机会,还会再去非洲。非洲的自然、社会和文化,带给人不只是异域的新鲜感,还有一种现实生活带来的冲击感,让你特别想踏实做一些事情。”

 

坦桑尼亚仍有很多本地人只说斯瓦希里语。在当地调研时,刘懿锋认识了坦桑尼亚留学生埃丝特,埃丝特主动要求担任翻译员。“她激动又开心地向当地人介绍着我们,带我们品尝村里农户家的木薯,帮助大家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她还教我们怎么挑选当地的西瓜,告诉我们马赛人的独特文化。”刘懿锋说,在今年6月,埃丝特无法返回中国参加毕业典礼,只能通过线上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自己陪伴她走完了论文预答辩、修改、最终答辩的全程。

 

1990年出生于辽宁省阜新市的陈玮冰,第一次去非洲,已经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博士生了。他看着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的一些现代化建筑,有些惊奇,“非洲的有些医院、酒店,还是挺先进的。城市里的街道上,大多是行人,反而有一些中国喧嚣的城市里没有的一些平静。”


2018年,陈玮冰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中国剑麻农场。受访者供图

 

街头上,一些坦桑尼亚的年轻人开着摩托车,招呼陈玮冰搭乘,“当时我心里有疑虑,不知道坐他们的摩托车安不安全。”陈玮冰向一个见过几回面的警察询问,是否可以相信这些摩托车呢?警察说可以,没问题。“当时,我便走向一个摩托车小哥,告诉他我想到的地方。他用英语告诉我费用是1000先令,约合3元人民币。后来,他把我安全地送到目的地。最后,我们还拍了照片。”

 

陈玮冰说,“在充分了解之后,尽力对周围人保持最大程度的信任,那么你会发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人们可以得到很大的乐趣,这种乐趣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甚至说着不一样的语言,但可以互相信任,这不就是人性的光辉吗?”

 

以其他文化为镜 学会反思与珍惜

 

刘懿锋在2016年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在坦桑尼亚乡村调研期间,脖子部位因蚊虫叮咬发炎鼓起一个包,回国后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在2019年,已留校读研的刘懿锋又一次随团队赶赴坦桑尼亚。“从在中学历史课本中,第一次看到凝聚中非友谊的‘坦赞铁路’,到初入大学时老师所讲述的中非合作项目,就觉得一定要实地看一下,才能了解那片大陆。”

 

坦桑尼亚之行后,刘懿锋完成了《坦桑尼亚村级治理结构》及《坦桑尼亚地方政府设置和人员配置》报告。自己多年来的生活习惯,也开始发生了改变,原因在于,“以其他文化为镜子,学会了反思和珍惜”。


刘懿锋和坦桑尼亚当地小朋友合影。受访者供图

 

“坦桑尼亚‘禁塑令’的执行惊人地高效,颁布之后,从首都到省城,再到乡镇或村庄,如今几乎很难见到塑料袋的使用。”刘懿锋说,坦桑尼亚民众的环保意识超乎自己的想象,在回国后,便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尽最大可能减少使用塑料制品。

 

从坦桑尼亚回国后,刘懿锋开始严格要求自己节约粮食,也总提醒身边人参与“光盘行动”。“当时在坦桑尼亚的乡村,见到一些村民,他们的一顿饭,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的一些香蕉或者几块木薯。”刘懿锋说,“当亲眼看到他们的饮食体系,我们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食物的珍贵,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个体的幸运,会更加强化对于‘光盘行动’的责任与使命感,真切体会到节约粮食的意义。”刘懿锋谈到:“在食堂用餐的时候,现在会比以前更加注重防止食物浪费,总会主动和食堂阿姨说只要半份即可。”

 

用文化沟通打破刻板印象 不要先入为主

 

“非洲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要是都愿意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中国和非洲的关系,会变得更好。”克瑞斯告诉记者,自己游历一些国家发现,其实每个国家的人都是善良的,但人们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不了解对方,从而带来很多误解,这样是无法带来有价值有意义的交流的,建议中国和非洲的年轻人,多了解彼此的文化背景,“很多时候,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文化背景,才是真正沟通的开始。”

 

坦桑尼亚青年史蒂文•塞米曾随团来中国考察,他们只去北京访问了中国农业大学,“在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的乡下,我们一块吃饭。他当时说了一下他对中国的印象,他觉得北京的样子就是中国的缩略图:极度发达的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度文明的城市人口;此外,快速整洁的高铁,也会令人印象深刻。”

 

陈玮冰回忆,史蒂文•塞米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完全是以北京为描摹对象。“但是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乡镇,它们和城市发展依然有很大差距。”陈玮冰说,中国很多乡镇和非洲乡村面临的问题,有些是一样的,比如都有“乡村空心化”的问题,需要引来优质企业、产业,来吸引年轻劳动力回流。

 

“很多人在接触其他文化的时候,或持有一种防御姿态,或持有好奇与观望,或见到外国人会因为语言交流等问题而不好意思,但是一旦开始尝试慢慢交流,有一个愿意了解与学习其他文化的态度,这种由于不理解而形成的文化障碍就很容易被打破。”刘懿锋从非洲调研回到国内后,曾先后担任商务部主办的发展中国家援外交流培训项目助理、学院的留学生助管等,“现在接触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们已经有将近200多名,慢慢会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只有在交流的基础上,才能谈理解,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与选择,永远不要先入为主地因为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被社会舆论构建的个例,而影响自己的选择”。

 

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值得学习 继续留校读博

 

今年36岁的雷米迪乌斯•埃曼纽尔,是坦桑尼亚多多马区的行政官员,在2018年,他以平均绩点3.8分,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并获得优秀硕士毕业生称号。他去过的中国省份超过15个,“我去过河北雄安,在那看到了一座兼顾城乡发展的新城的拔地而起;去过上海,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能源会议;还去过浙江省台州市,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农业机械博览会。”


雷米迪乌斯·埃曼纽尔,现在已经是坦桑尼亚多多马区的行政官员。受访者供图


雷米迪乌斯•埃曼纽尔告诉记者,现在自己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在地方区域的派出代表,主要职责是处理、解决好人们之间的冲突问题,保证教育、供水、农业等在内的基本社会服务能够正常进行,自己在工作中,会经常运用到在中国农业大学和在中国的城市、乡镇里学到的知识,“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两年时间里,我找到了让自己不断增长知识、不断提高领导力的成长路径,那就是通过有效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条件,去解决基于个体的社会问题。作为政府官员来说,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持之以恒地坚持道德、诚信和国家精神。”


来自坦桑尼亚农村的葛卜瑞尔,在2019年于中国农业大学修完硕士课程后,选择继续留校读博士,他觉得中国青年思想开放、勇敢,“他们总是喜欢学习新的东西,他们会对未来充满乐观,并刻苦努力地寻找方法,以便使自己跟上这个时代。这些,都值得我去借鉴。”


来自坦桑尼亚乡村地区的葛卜瑞尔,现在已经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受访者供图


葛卜瑞尔认为,乡村振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的发展方向之一,这需要国家打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长期城乡经济二元论,并在推进中,始终遵守共享发展、共享未来的理念;另外,中非在农业、教育等合作项目是中非关系中友好发展的重要方面,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中非可以实现共赢发展。

 

“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值得学习和应用,在我的家乡,农村人们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主要只有农业生产,缺少其他产业辅助。因此,乡村振兴战略里的生计多样化理念,可能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最佳解决方案之一。”葛卜瑞尔说。

 

研究非洲 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

 

史蒂文•塞米同时还是中坦农业合作项目在莫罗戈罗省的技术推广人员,他告诉陈玮冰,在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区,村民们普遍觉得非常好,而且作为对照组的邻村村民,看到了前一年运用中国技术增产获得更多收入的情况,也想加入到运用中国技术的行列中,但是坦桑尼亚农村也面临着年轻人流出的情况。“很多年轻人出外打工,不愿意将自己的土地照顾很好,导致土地产量不高。”史蒂文•塞米说。

 

2020年,陈玮冰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国际发展与国际援助相关的课程。他时常给学生们讲,“世界上70%的人口,都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研究非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真实的世界。”

 

“我们不能忘了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人看待世界的态度,来源于网络视频、电视等,但这些信息有时候呈现出的是美化过的世界。所以,去考察非洲是接触了一面反映真实世界情况的镜子。”陈玮冰告诉记者,中非两地虽然有不同的制度、文化,但在农业方面仍面临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共性问题:农村人口流出,城乡发展不均衡,社会福利不健全。

 

克瑞斯路过过中国的华北乡村,他轻声告诉记者,“感觉中国的农村还是要比非洲村庄发达一些,那里能看到有很多人在劳作。”克瑞斯认为,现在非洲很多年轻人想拥有高薪的城市工作,而不愿建设乡村,但我认为,乡村要发展起来,还是不能离开年轻人参与。

 

李嘉毓觉得,非洲乡镇虽然没有像中国乡镇一样,有比较多的路灯、楼房和水泥道路,但能见到成群结伴的孩子们,在路边上玩“抓石子儿”、“弹玻璃球”的游戏。她希望新冠肺炎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再去非洲会会那些好久没见的朋友,还有植物茂盛的村庄,大家一起工作与聊天,仍像从前那么快乐。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编辑 唐峥 校对 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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