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的公益力量开始迅速发展，来自社会而非政府的资金、人员、物资，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中。在许多次灾难发生时，总能够看到公益力量救灾的身影；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弱势群体中，公益力量也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记。

尤其是乡村，希望工程、母亲水窖、春蕾计划等，这些公益项目广为人知，曾经在过去的年代中帮助了无数困境中的农民。然而，在近年来的脱贫攻坚中，似乎很难看到公益力量的身影。面对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公益力量是否真的缺席了呢？

在未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广大的乡村仍旧需要公益资源投入和公益创新方案，公益力量又该如何对接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应有的力量？在《公益乡村：公益力量对接乡村振兴实践》一书中，十多位公益实践者就公益力量对接乡村振兴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与思考。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乡村振兴所包含的五大振兴中，公益力量怎样才能更好地参与其中？

《公益乡村：公益力量对接乡村振兴实践》一书就公益力量对接乡村振兴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与思考。受访者供图

四十年来，公益力量不断壮大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公益力量，起源自上世纪80年代。而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一开始就是公益力量关注的重点。

也是在同一时代，中国政府开始重视乡村的贫困问题，并鼓励公益力量以多种形式帮助贫困地区减贫。第一家国家级公募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正是在此时成立。此后不久，多个当下知名的公益组织先后成立，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

对于大众来说，“希望工程”是一个声名传遍全国的词，这一工程，即是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一组2014年的数据显示，在成立25年中，“希望工程共募集捐款100.72亿元，资助495万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学业，资助建设希望小学18396所”。

4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先声，最先在乡村传出，40多年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再一次集中在乡村发展中。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公益力量也在不断壮大。

民政部发布的《2020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9.4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1061.9万人。

毫无疑问，公益力量的壮大，越来越多地撬动着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在现代化转型的后期乃至最后阶段，它们或可发挥更大的作用，问题在于，如何才能真正发挥公益力量的作用？

脱贫攻坚，公益力量缺席了吗？

2020年，脱贫攻坚胜利收官，这场几乎发动了整个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攻坚战，使得14亿人正式告别了绝对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不过，在这场攻坚战中，公益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似乎远比想象的小。

2015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了“小云助贫中心”，在当地招聘了三名员工，再加上他的助手和学生们组成了团队，在勐腊县深山里的一个瑶族村寨河边村，开启了他们的助贫生涯。

李小云在河边村教村民学习标准化服务。受访者供图

在河边村，李小云和他的团队，用了5年时间，帮助村民改造民居、打造复合型产业，将一个偏远的贫困村，变成了一个有瑶族文化的现代化村庄。

《公益乡村：公益力量对接乡村振兴实践》的主编董强老师，也是河边村改造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在这段助贫故事中，农民的主体性、产业的复合型、传统农业的转型、乡村民宿和市场的对接，都是这个村庄改变的基础之一。

董强在河边村进行助贫工作。受访者供图

几年来，河边村的模式，正在逐渐扩展，在更多的村庄重现。然而，这样的案例，毕竟仍是少数，全国性的脱贫攻坚，是一场举国参与的巨大战役。这场战役中，直接来自政府的政策、资金、人力，直接来自企业的资金、人力，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而公益力量的身影显得有些单薄。

五大振兴，公益力量如何对接？

“过去几十年，公益组织持续直接或间接参与乡村扶贫行动。但在解决系统性贫困的行动中，很少见到积极参与的公益组织。”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认为，“形成这一状况，有其特殊的原因，也折射出中国公益领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而要在未来的乡村振兴中，更多、更主动地发挥作用，公益力量无疑存在迫切的转型需求。

被改造后焕然一新的河边村。受访者供图

如何才能实现转型？《公益乡村：公益力量对接乡村振兴实践》一书，在乡村的五大振兴领域，分别总结了不同的经验，并提出了相应的问题。

在产业振兴方面，公益组织所能够动员和投入的力量，远不如政府或企业，而要保持产业的持续性发展，同样需要更多专业且持续的帮助。

在人才振兴方面，乡村发展带头人、新村民等，这些公益组织成功的尝试，如何才能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人才力量？

在文化振兴方面，如何实现生计、生态、社会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不论是“活化”乡村固有的文化，还是构建新的文化系统，都需要公益项目的执行者真正参与到村庄文化的传承与再造中。

在生态振兴方面，作为外部力量的公益组织，如何真正地和当地社区传统融为一体，立足于当地既有基础，实现生态和发展的协调，直接关系着公益助农的成败。

在组织振兴方面，社会力量融入乡村，如何找到自身的清晰定位，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协助村民实现自我价值，使得乡村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更大的力量。

“乡村振兴是一个大格局，在这个大格局下，需要更多公益行动和公益创新。”李小云表示。

对话编者

董强：公益组织也需要转型

新京报：在脱贫攻坚中，公益力量似乎没有显现出应有的作用，是否真的如此？

董强：在过去，公益组织的发育和发展中，所关注和发挥作用的地方，一般都是政府暂时难以关注，或者力量不可及的地方，这是一种边缘性的视角。但脱贫攻坚以来，我们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改变乡村的贫困面貌，可以说，几乎全力扑到了乡村。面对这么庞大的国家力量，公益组织出现了适应性的问题。事实上，脱贫攻坚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两不愁三保障，产业、金融等多方面的扶贫，是公益组织力量很难达到的。

新京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公益力量在今天正在衰弱呢？

董强：并非如此。我国一直在鼓励基层公益组织的发展，公益组织的规模也一直在增加。尤其是近年来，不只是民政部门，整个政府体系中的各个部门，都在更多地接纳公益组织融入其中。尤其是城市社区治理中，地方政府在大量地购买公益组织的服务。同时，在对外部的国际援助中，公益力量也在不断地加强。我们还可以看到，历年来，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中，公益组织发挥的力量也都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新京报：救灾这样短期的行动，和助贫、乡村发展这样长期持续性的项目不同，是否说明公益力量在持续性的项目中缺乏帮扶的能力？

董强：确实，在脱贫攻坚中，公益力量真正起到的作用，和它应该起到的作用之间是有差距的。这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仅从乡村工作的视角看，首先，过去几十年中，政府的财政资源更多集中在城市，购买公益组织服务的，也多在城市，乡村不多，这使得很多公益组织本身就立足于城市，在乡村的力量比较薄弱，尤其在基层更是如此。其次，即便有一些公益组织在乡村做事情，但是由于各种内外部的限制，虽然也在尝试开展活动，但很难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总体上，在乡村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差距。其三，脱贫攻坚中，国家以公共服务的形式，加强了政府在乡村的主导性，公益组织怎样才能在其中找到恰当的位置，与基层政府部门形成良性的关系，无疑是一个挑战。

新京报：这是否也是未来乡村振兴中，公益力量所面临的问题？

董强：确实如此。在过去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对乡村的发展，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对社会组织来说，到了乡村，看到乡村缺什么，就做什么，比较容易。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国家对乡村的发展有了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大量的项目、资源、人员进入乡村，现在到任何村里，都能清晰地看到乡村发展的目标，感受到政府巨大的行动力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在《公益乡村：公益力量对接乡村振兴实践》这本书中，确定地提到了一个词——对接。公益力量要怎样和国家力量、国家行动对接？

新京报：实现对接的关键在哪里？

董强：公益组织更习惯于慢节奏、一点点地做事情，而过去的脱贫攻坚，恰恰是一场快节奏的战役，所以很容易出现公益组织跟不上的情况。但乡村振兴是一个持续性更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益组织是有条件适应、对接的。举例来说，国家投入大量的资源，帮助乡村建立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但农民是否可以更好地运营它？这方面，公益组织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再如，在物的改变方面，公益组织的力量很小，在人的改变方面，公益组织则有自身的优势。所以，在未来，公益组织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挥出更大的力量，但前提是公益组织自身要不断地变革、创新，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