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红：潮流、历史与时尚偶像》，[美]雷切尔·费尔德著，山山译，未读丨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7月版

以下内容和图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口红：潮流、历史与时尚偶像》一书。

女性参政者红

1919年7月31日法国周刊La Baïonnette的封面，彼时为妇女参政的高潮，该刊支持妇女为选举权而抗争。

20世纪初期，很多国家的女性参政者开始为选举权而抗争。她们的反抗在那个年代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当时大部分女性在政治和商业上都不活跃，她们热衷于留在家中扮演妻子、主妇和母亲的角色。涂抹口红——借助它传达出力量、自信、勇气和女性气质——成为女性表达抗争的另一种方式。它也代表着与传统的决裂，并在很多方面代表着社会对女性涂抹口红看法的巨变。在之前的数代人眼里，口红往往和妓女、女演员和歌舞女郎联系在一起。

化妆品大亨伊丽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支持女性投票权，并坚定地与她们站在同一战线上。1912年，女性参政者的抗议游行队伍经过她的沙龙时，雅顿及团队给她们递上了口红，这与马拉松比赛不同，路边的拉拉队通常给选手递上一杯水。

第二年，1913年3月，将近5000名女性游行经过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她们也涂着口红。事实上，口红在别处也被用作女性参政者的标志，比如说在英格兰，女性参政者领袖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其他投身于这项事业的人也常涂抹口红。短短几年后，口红成了常态，其中有部分原因来自女性参政者们的推动。

胜利红

插画家阿道夫·特雷德勒以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宣传画而闻名，其画作刊登在同期各种有影响的杂志上，如《星期六晚报》。这张海报即其作品《没有枪的士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女性用口红表达反叛的姿态，象征着拒绝屈服于随战争而来的艰难处境和物资限量。口红代表着韧性、勇敢、情谊和力量，很多女性开始承担起传统意义上男人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奔赴战场。必须承认的是，让自己看起来吸引人也是一个动机。

顺便说一句，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痛恨口红。对他来说，雅利安理想是一张自然的、未经修饰的脸庞和健康的、纯粹的生机。在他眼中，矫饰和醒目的口红太高调和性感。作为一名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他对当时常见的用于口红的动物脂肪也心生厌恶。

在战争期间，各种物资都是限量配给的，包括食物、汽油和罐头。然而对于化妆品，尤其是像口红这样引人注目的东西，被视为保持士气和自尊的重要物品。因其必要性，不应限量配给。在英格兰，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英国政府也支持该想法，从不限制口红的配给，不管是红色，还是其他颜色。正如一位供给部的官员在1942年告诉英国Vogue 杂志的那样：“化妆品对于一个女人就像一定量的烟草对于男性一样重要。”

但口红在战争期间被高额征税，因此成了一种贵重的商品。有些女人用一种更为廉价的红色染料——甜菜汁染红嘴唇。尽管四周硝烟弥漫，口红仍赋予了生活一些常态，使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女性振奋并美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英国女士在涂抹口红。

在美国，当时的口红管是塑料材质的，因为金属要留给战争。1942年，战时生产委员会下令减少化妆品的生产，但因为女性的强烈反对，被迫在几个月之后撤回指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女性也加入了军队，扮演了前所未有的辅助角色，助战场上的男人们一臂之力。化妆品牌为这些女性特制了商品，也顺带从当时的爱国热忱中赚了一笔。当时的口红包括1941年伊丽莎白·雅顿的“胜利红”（Victory Red）；Tussy 的“战斗红”（Fighting Red）；HR赫莲娜的“部队红”（Regimental Red）；英国品牌赛可莱思（Cyclax）推出了“辅助红”（Auxiliary Red）作为“服务女性专用口红”，在当时的黑白广告中，“口红”二字特地用亮红色来凸显。

伊丽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尤其与战争紧密相连，这个牌子当时获得了在军事基地销售化妆品的特许证。伊丽莎白·雅顿也被美国政府选用，为1943年成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妇女后备队专门设计了一款色号。作为制服要素之一，这些女性需要使用与她们着装中红色细节相匹配的唇色和指甲油。雅顿推出了一个色号，名为“蒙特祖玛红”（Montezuma Red），向美国海军陆战队军歌中承诺的“从蒙特祖玛的大厅”致敬。第二年，这款口红也被增加至伊丽莎白·雅顿的产品线，面向普通顾客销售，当时的广告也主打与军队的联系。

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化妆品丹祺（Tangee）以其口红闻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司针对爱国女性发布了一系列平面广告，包括这一张。

战争结束后，口红成了一种提升女性士气的工具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放了位于德国北部的卑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可想而知，场面将会十分灰暗。为帮助那里的女性重获秩序感和自尊心，英国红十字会送去了一批口红。也许一开始这个行

为看起来虚荣、肤浅，但却是十分紧要的供给。陆军中校默文·威利特·科因（Mervyn Willett Conin）——一名第一批到达那里的军官，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躺在床上的女人没有床单，也没有睡衣，但涂抹着猩红色的口红。你看到女士们四处走，什么也没穿，只在肩上披着毯子，但却抹着口红……终于，有人让她们看起来有人样了，她们是人，不再是文在手臂上的数字。”尽管口红不能消除她们所经受的磨难，却是帮助她们重获新生的有力支撑。

伊丽莎白·雅顿口红“蒙特祖玛红”（Montezuma Red）的平面广告，该颜色的灵感来自海军女士制服中的红帽绳、围巾和盾形徽。

好莱坞魅力

鉴于口红的惊人魅力，它已经成为红地毯、颁奖典礼和盛装晚宴的化妆必备品。一抹红唇激发出好莱坞黄金时代女星们的明星魅力、优雅气质和独特风韵。黄金时代始于有声电影取代默片的20世纪20年代，终结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当时制片厂制度开始没落，电视崛起并成为居家娱乐的一种方式。

其间的近 30 年时间里，好莱坞明星代表着一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尽管她们的外表经过片场化妆或其他手段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了令人羡慕的特质，比方说更精致的下颌，更高的发际线。不管改变了什么，最终展现的是一种干净利落的美：富有光泽的秀发、精心修剪的眉毛、上妆精致色泽恰好的丰唇。这种妆容制造出了一种疏离的神秘感，使人星光四溢，这让全球女性更心驰神往。

这个时代最让人怀念的女星们，如海蒂·拉玛（Hedy Lamarr）、多罗西·拉莫（Dorothy Lamour）、珍· 哈露（Jean Harlow）、 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 和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都有着极具标志性的红唇，美到极致。红唇是她们高大上人物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公众臣服于她们的美貌、成功和名声。

1937年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主演的喜剧电影《红衣新娘》海报。她在片中饰演了一名装扮成贵族的歌手，穿着花哨，涂抹口红。

那些年，口红是时尚和美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女性的日常妆容增添了风韵，无论她们是全职家庭主妇还是日益壮大的劳动力之一。红唇女星们也刺激了口红的盛行，因为她们热衷于以红唇形象在银幕上亮相，即使参演的是古装电影，而红唇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费雯·丽（Vivien Leigh）在《乱世佳人》中饰演斯佳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时，也上了精致的红唇妆，尽管故事发生在美国内战时期。“嘴唇红色与否取决于当时的时尚，” UCLA 戏剧电影及电视学院大卫·C.科普利服装设计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德博拉·纳杜曼·兰蒂斯（Deborah Nadoolman Landis）说道，“无论实际情况如何，当观众涂着红唇时，银幕上也会是红唇。”

塞西·比顿作品，琼·克劳馥的肖像。

很显然，这是一种共生关系：口红是当时的风尚，银幕角色的红唇让观众有认同感。好莱坞大美女们的银幕红唇推动了口红的流行，使女性趋之若鹜。当然，也有其他口红颜色的选择，但红色是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20世纪30年代末，如今已退市的品牌Volupte推出了两款新色号：其中红色的名为野丫头（Hussy），暗示着极具诱惑的吸引力，还有一款端庄的柔粉名为淑女（Lady）。野丫头的销量比淑女多了8成。20世纪40年代中期，蜜丝·佛陀（Max Factor）刊登了一则平面广告，以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为代言人推出了新的产品线，其中包含三个色号：净红、蓝红、玫红。

丽塔·海华丝在1946年电影《吉尔达》中的定妆照。

出于对自然妆的推崇，口红热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消退了一些，但它在现代社会中始终传递着自信、优雅和美丽。因而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它始终在化妆品中占有一席之地：简单的一抹红唇是成熟老练的同义词。它的精致美丽使其成为红地毯的标配，它的簇拥者包括前卫潮人蕾哈娜（Rihanna）和Lady Gaga，也包括偏爱经典妆扮的女星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和娜塔丽·波特曼（Natalie Portman）。闲暇时刻，对于周末穿牛仔裤的普通人而言，口红可以让最普通的装束看起来高级和精致，也能让素颜精神抖擞。

原作者丨[美]雷切尔·费尔德

摘编丨肖舒妍

编辑丨徐悦东

导语部分校对丨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