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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臻:写《后院》这本书的初衷就是想告诉大家什么是农业
新京报 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2021-10-11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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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院》要传达给读者的,就是农业到底是什么,农业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如何把握农业的规律。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变,城市化又使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未来的农业、农村、农民,将是什么样的?在刚刚出版的《后院:发展什么样的农业》一书中,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正在试图以更通俗的方式,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业的转型之路。近日,新京报记者对话朱启臻,探讨乡村振兴时代、农业现代化推进中,农业农村的未来图景。

 

朱启臻新书《后院:发展什么样的农业》。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著有《留住美丽乡村》《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生存的基础》等。受访者供图

 

人人谈农业 但并非都真的懂农业

 

新京报:《后院》并非一本专业著作,而是一本通俗读物,作为三农领域的专业学者,为何要写这样一本书?

 

朱启臻:写《后院》的一个初衷就是想告诉大家什么是农业,农业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农业似乎是大家都熟悉,但又十分复杂的领域,很多人凭着自己的想象讲农业、实践农业和理解农业政策,结果常常遭受挫折,失败后还不知道导致失败的原因,出现了屡败屡战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看不懂图纸就施工”。面对这种现象,感觉到有义务把自己多年对农业的思考写出来。因此,《后院》要传达给读者的,就是农业到底是什么,农业有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如何把握农业的规律,选择正确的农业发展道路,避免犯颠覆性错误。

 

新京报:作为专业学者,你在这本书中,又是从怎样的角度去阐述农业呢?

 

朱启臻:《后院》重点讲述了三种关系:农民与农业关系,农业与政府关系,政府与农民关系。

 

从农业的自然属性看,农业对象具有生命性、季节性、周期性、风险性等,这决定了农户经营的适应性和不可替代性,坚持农民农业生产主体地位,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从农业社会功能视角去看,农业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对农业则有天然的责任,这也是政府支持农业与保护农民利益的依据。在未来,更需要解决的,是应该支持谁,支持什么等问题,以此提高国家支持农业的有效性。

 

农业生产与乡村的关系,也是当前农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实践中,存在农业生产发展与乡村建设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不理解农业与乡村的关系,存在大量类似“拆村并居”等消灭乡村的行为,抵消了发展农业的努力,影响和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削弱了国家可持续农业能力,直接威胁国家农业安全。因此,通过探讨,厘清农业与乡村的关系,对形成乡村振兴的全社会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的地位 从不以GDP比重来衡量

 

新京报: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和传统时代农业的地位完全不同,怎么看待这种变化,如何重新定位农业?

 

朱启臻:农业的地位高低从来就不是靠占GDP比重来衡量的,哪怕未来农业创造的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一,农业的地位也不会发生变化。因为无论社会多发达,人们多富有,人都要吃饭,这个事实是永远不可改变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社会越发达,人们的生活水平越高,农业的地位就越高,从事农业的人就越会受到社会尊重。否则,没有强大的农业实力做保障,再多的财富都是零。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未来农民数量会大幅度减少,农业在GDP的比例会持续下降,但农业的地位和农民的社会地位会得到显著提升。中央提出要把农业变成有吸引力的产业,把农民变成受羡慕的职业,就是由农业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新京报:在今天,还有大量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户生产模式,这和具有现代特征的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等新兴经营主体是怎样的关系?两者之间是否有矛盾?

  

朱启臻:这也是我在《后院》中着重阐述的问题,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农户是最适应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没有之一,这是农业特点和家庭特点所共同决定的。违背了这个规律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对农业特点、性质缺乏必要的理解,面对农户经营存在的问题,实践中很多所谓创新大多是违背规律的,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农业的创新 首先要尊重农业规律

 

新京报:怎样才能找到符合农业规律又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模式呢?

 

朱启臻:正确的做法是在尊重农户经营基础上的创新。就像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倡和推动的那样,在乡村振兴中,突出培养两类主体,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家庭农场定义很简单,就是指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劳动力的经营单位,于农户来说,依然是自己给自己劳动。与小农户不同的是,家庭农场通过特色农业、融合农业和适度规模农业,可以为农民提供充分就业,让农民获得较高的农场经营收入。家庭农场有很多优点,其中最大的战略意义或优势,在于可以为国家培养稳定的高素质农民,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是家庭农场的稳定性特征,培养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为农业后继者的培养提供制度保证,老子干不动了,儿子接着干,这样,稳定的高素质农业生产者队伍才能得以形成。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国家的农业安全才有保障。

 

新京报:在今天,职业农民、雇工农业现象已经较为普遍,一直有学者认为这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你认为这会是未来农业的模式之一吗?

 

朱启臻:有人崇尚雇工农业,雇工农业最大的问题,不仅在于成本风险,还在于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农业劳动者,进而导致农业的短期行为和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可以看出,家庭农场就是扩大版的农户,与农户经营一点也不矛盾,而且是农户经营发展的必然结果。家庭农场也会存在诸多问题,要通过更高级的组织形式来解决,合作社就是这个把家庭农场和农户联合起来的高级组织形式。把众多家庭农场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所体现的正是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综合化的现代农业方向。从农户到家庭农场,再到合作社,组织形式有变化,但是都一以贯之地体现和尊重了农民主体地位。实践中以排斥农民主体地位为特征的所谓创新,是违背农业规律的,鼓励的多是农业生产的短期行为,追求眼前利益,因此是不可持续的。

 

乡村的振兴 不能仅靠乡土情怀

 

新京报:在今天,许多人对传统的乡村抱有特殊情怀,你认为这样的情结或情怀,是怎样产生的?

 

朱启臻:乡村情结是对乡村的情感体验,人们怀念乡村,是因为乡村曾经给人们提供了诸多美好的记忆,也在于人们曾经为乡村建设付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利用乡村情结,可以汇集巨大的乡村振兴力量。事实上,不少乡村就是在具有浓厚乡土情结的“乡贤”努力下实现振兴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乡村振兴不能仅仅靠乡土情怀,而是要从理论上认识乡村的存在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从制度上给予保障。这也是写作《后院》的主要目的之一。

 

新京报:振兴乡村,重建乡村,是当前社会的大趋势和热点。这其中有许多学者持乐观态度,但也有学者表示担忧,纵观国外,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仍在,但乡村消失的例子也不少。我们能否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建起一个完整的乡村,那样的乡村,又该是什么样的?

 

朱启臻:乡村正是为农业生产而诞生,并在适应乡村生产中成长和发展,中国的农业生产与乡村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些乡村既不适合农业生产,也不适合农民生活,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自然消失了,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那些适应生产和生活的乡村就逐渐发展壮大了,并发展出一系列适应乡村生产的功能,如多样化的种植业、养殖业、特色农业、循环农业、丰富的手工业等,这些都是依存于村落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如果看不到乡村的这些特殊价值,人为地消灭村落,会使乡村产业遭到毁灭性破坏,如拆一处房子荒一片耕地,庭院经济消失,循环农业破坏,乡村手工艺失传,传统农业文化失去载体。更严重的是,违背农业特点的一些错误发展理念,把农业推向了不可持续的境地。发达国家的农业都在向中国汲取传统智慧,中国只能把乡村建设得更好,如果说什么样的乡村才是更好的乡村,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看这个新建设的乡村,是否更适合发展农业,而且是可持续的农业。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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