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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瑞强:不管这次派不派我去 我先做好准备
新京报 记者 张秀兰 编辑 刘倩
2021-09-28 10:48
郑瑞强也是苏北人民医院副院长,在抗疫一线奔波多次后,现在的他,看到有本土确诊病例的报道,“不管这次会不会派我去,我都先做好准备”,成为他给自己的“基本设置”。

郑瑞强是河北石家庄人,后来又分别在南京、扬州都生活过十多年的时间,他把这两座城市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在两地分别出现新冠肺炎散发病例时,他都在防控一线,同家乡人民一起战“疫”。他觉得,能为家乡人民做点贡献,证明自己当初选择学医是正确的。


郑瑞强也是苏北人民医院副院长,在抗疫一线奔波多次后,现在的他,看到有本土确诊病例的报道,“不管这次会不会派我去,我都先做好准备”,成为他给自己的“基本设置”。


苏北人民医院副院长(左)郑瑞强。受访者供图


“我也是扬州来的,我是苏北人民医院的”


7月20日,南京本土疫情暴发,并逐步扩散至全国多个城市。7月22日,正在扬州工作的苏北人民医院副院长郑瑞强应国家卫健委指派,到南京参与患者救治工作。这时的郑瑞强没有想到,几天之后,他生活的扬州市成为此轮疫情的又一个中心。


人在南京,郑瑞强免不了担心与着急,他跟扬州市卫健委和扬州的同行一直保持着沟通。由于扬州定点医院的改造问题,早期扬州的确诊病例均转到了南京定点医院进行救治,也就是郑瑞强正在工作的医院。他会去看每一个从扬州转过来的确诊患者,会跟患者说,“我也是扬州来的,我是苏北人民医院的。”他觉得,有了这句话,患者也许能够安心点,“我老家有医生在这嘛。”


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郑瑞强刚刚结束在南京的救治工作,回到扬州,他就直接进入定点医院病房,守护着此轮疫情扬州最后的十几个病人。


这轮疫情的特点之一,是确诊人群以老年人为主,无疑给救治工作增加了难度。但在郑瑞强和同行眼中,有之前积累的经验,他们颇有信心,早期为患者采取俯卧位、中西医融合、使用恢复体血浆和中和抗体,通过外源性的中和抗体输注,大大降低普通型患者向重型、危重型患者转化的比例,并缩短重型和危重型患者的病程。


虽然辗转奔波,但郑瑞强觉得,跟2020年初在武汉的经历相比,之后的救治工作都算得心应手,“有床吗”是2020年1月23日到达武汉后,郑瑞强最为焦虑的问题之一,“我有个病人”、“我有个同学”、“我朋友、亲戚确诊了,你那有床吗,能收进去吗?”郑瑞强几乎每天都接到武汉同行的电话,“老郑啊,你们想想办法,能多收一个就收一个。”而现在,随着核酸检测水平效率和能力的提升,很多病人都是经核酸检测筛查出来,到定点医院后才开始出现症状,“实现了从出现症状到核酸检测阳性,天数为负的情形。”


为了去石家庄,第一次跟国家卫健委提“条件”


从求学到工作,郑瑞强在南京待了15年,从2004年开始,他又来到扬州,这一待,就是17年。郑瑞强的疫情防控之行,也与自己的三个“故乡”都有重叠。


9月13日,此轮疫情以来南京在院治疗的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清零,郑瑞强在第二故乡的救治工作也告一段落。


早在2021年初,石家庄发生散发疫情时,郑瑞强还在大连救治患者,救治工作告一段落后,国家卫健委调他去河北,这一次,参与多次一线救治工作的郑瑞强,第一次跟国家卫健委工作人员提了“条件”:“我要求留在石家庄。”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老家是石家庄的。随后,“重症八仙5仙齐聚石家庄”的报道中,他成为五分之一。


学医的郑瑞强,一直想着能为家乡人做一些贡献,当然,他希望的方式,不是感染者救治。“在感情上,我自然不愿意疫情的发生,尤其是在我的家乡,可一旦发生了,我愿意投入到故乡的救治工作中,能为老百姓做点贡献,至少说明我自己当初选择学医是正确的。”


决心之外,郑瑞强有自己的担心,他觉得“重症”一词可能会给老百姓带来“误解”,虽然是重症医生,但他和同行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在ICU的病人,“从武汉之后,我们已经早早介入普通型患者的治疗,尽量阻止或降低病人从普通型发展到重型、危重型的比例,甚至个别高危因素较多、转为重型倾向较大的患者,可以提前收入到高危病房中,集中管理。最好让病情止步在普通型阶段。”郑瑞强把这种救治策略称为关口前移,“不是我们重症医生到了哪里,那里就一定有重型患者。”


郑瑞强。受访者供图


从“1”到“2”,他随时准备出发


多个疫情防控一线,给郑瑞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武汉。


他驻守在武汉肺科医院,最后撤离武汉时,武汉肺科医院为郑瑞强定制了一个“江苏001号”工牌,因为他是支援这家医院的第一位来自江苏的专家。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晚上,武汉下着雨,在距离武汉最近的汉川站下车后,汉川卫健委工作人员驱车将郑瑞强送至汉川和武汉交界处。手拎一个登机箱,身上一个背包,手里举着一把伞,郑瑞强就带着这些家当,从汉川走到武汉。在武汉肺科医院,郑瑞强还是最后一批撤离的江苏专家。


他的抗疫历程从“1”进阶到“2”。


离开武汉后,郑瑞强还在抗疫的路上,医院的同事帮他计算过,新疆、大连、石家庄、南京、扬州多地出现散发疫情后,他都在一线。2020年,郑瑞强刚好有200天在抗疫一线。每天的救治工作之余,郑瑞强会抽空跟家人视频聊天。郑瑞强的女儿今年上高三,她出生那年,SARS来袭,刚怀孕两个多月的爱人,送郑瑞强去了抗击非典的一线,提到这里,郑瑞强发出了一声跟绝大多数父母一样的感慨:“一转眼她已经长大了。”


现在的郑瑞强,看到新闻报道哪里有本土确诊病例,“这次会不会派我去,我先做好准备”,已经成为他给自己的“基本设置”,他明白,如果需要,一个电话,就得奔赴抗疫一线。郑瑞强准备了一个固定的行李箱,随时拎起来可以走,只是收进去的,是不同季节的衣服。他笑着回忆起在武汉的经历,撤离武汉前,天气已经开始转暖,自己带的衣服捉襟见肘,T恤就是“紧缺”的物资之一,这时的“重症八仙”,更像是一个集体,“童院长、管教授等从不同渠道帮大家联系解决物资问题,我们中的唯一一位女医生,姜利教授成为临时的生活委员,负责帮大家统计衣服尺码等,物资到位后,也会帮助分发到每个人手上。”


郑瑞强期待着,下次“重症八仙”齐聚,不是在救治患者的病房里,而是疫情退去,在某个学术会议的现场,他们交流着业务与经验。


新京报:如何看待“重症八仙”这个称呼?


郑瑞强:实际上更像是个戏称,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时武汉抗疫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在即将取得胜利的阶段,我们八个人其实是重症医护人员的代表,这就是一个称谓。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秀兰

校对 杨许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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