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构建未来乡村，一定是通过文化艺术实现，是向往幸福生活绕不开的一件事。”这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炯接受采访时说的，他提出，艺术介入乡村发展将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在“乡村+艺术”的探索道路上，中国陆续出现了“乡村+电影”、“乡村+摄影”、“乡村+美术”等新模式，有些略有波澜，有些成效显然，不断为“艺术能为乡村振兴做些什么”带来阐释和思考。

茶文化与桃花源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外桐坞村，自2010年开始，着力打造艺术村落，借力中国美术学院，吸引艺术家、设计师和手工艺者前来，经过几年的时间，变成一座文化创意小镇。

外桐坞村的文化礼堂。刘国秋 摄

在中国美术学院授课的秀空间艺术创始人郑秀珍，拥有近20年的生活美学经验，2019年，她选择入驻外桐坞村，创办“秀空间”生活美学馆，在村内进行主题文化活动和艺术实践。“我们就是在这里做一些文化推广还有一些策展，希望把艺术和当地文化进行一些融合，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郑秀珍表示，“我们希望利用艺术家的资源，用我们的方式来挖掘一些乡村自己的东西，做一个结合，推出相关的文创产品，构建整个乡村运营板块。”郑秀珍介绍，艺术进入乡村，不仅仅是把现代的或是西方的东西带到乡村里去，而是要把乡村本土的文化和传统重新挖掘出来，焕发新的活力。

茶文化在外桐坞村的复兴，就是在用艺术唤醒文化。外桐坞村坐落于西湖龙井茶保护基地的最北面，占地130公顷，四周青山环抱，曾被诗人李白赞曰：“朝涉外桐坞，暂与世人疏，村庄佳景色，画茶闲情抒。”这座茶香满地的小乡村，在十几年前还是个破烂不堪的小山村。郑秀珍说：“虽然这里的茶，历史悠久，但是人们没能系统地、专业地去学习茶的文化，我们就在这里建设茶屋，开展茶文化学堂，让茶文化在这里复活，变得鲜明起来，成为一张拿得出去的名片。”2013年，外桐坞村建设了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文化礼堂，开设传统文化讲堂和活动，融合现代艺术，邀请艺术家深度参与，改变着这座小山村的精神气质。

外桐坞村的茶屋。刘国秋 摄

不只传统文化，在城市现代化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下，年轻人外迁，乡村正在失去其原本的田野活力，短视频时代下不断刷屏的“李子柒式田园生活”成为现代人追忆乡愁的窗口，而艺术乡建，正在通过实践找回那一抹记忆里的“乡愁”。吴房村作为上海第一批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被称为上海的“桃花源”。吴房村改建项目的设计源于中国著名画家吴山明与吴扬创作的“桃源吴房十景图”，中国美术学院设计总院的设计师在吴房村原有的基础上，保留了乡风乡貌，同时保留了吴房村的粉墙黛瓦风格，建筑色调和建筑线条都做了与桃源相辅相成的修饰和设计，展现出其原汁原味的风貌。“将美丽绘于乡村，让艺术留住乡愁”，艺术通过自身赋能，唤醒乡村已经被遗忘的东西。

农民画家与纪录片作者

傅剑华是外桐坞村的村民，在村里头做茶叶生意。2012年，随着第一批艺术家进村赋能，他有了一个新的头衔——农民画家。“我原本就是纯农民，艺术老师住进来之后，我就跟着他学画画、学装裱，到现在，自己也能画一些了。”傅剑华说，“游客来的时候我会给他们画，没人的时候就自己练练，游客有兴趣就来买，也是我日常增收的一部分。”

经常组织艺术教学活动的郑秀珍说：“村民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村里头孩子们经常跑到我的工作室，我就教他们做手工、绘画，这是一种交流，通过学习，他们也能明白什么是‘美’。”除了培养农民画家，郑秀珍还在外桐坞村做了许多以女性为主要参与者的活动，她表示：“农村的女性更多是承担操持家庭琐事的责任，比起男性缺少与外界交流的窗口，我办了很多女性相关的艺术活动，比如策展邀请她们来当志愿者，让她们接触到家务事外的世界，学习茶道或者一些文化交流会，提升她们的审美，再由她们影响到下一代孩子的艺术教育，这是一件长久的事情。”

“我们做艺术乡建，是希望改变对农民的刻板印象，农民不是粗鄙的，更不是没有审美能力和文化的，我们只要帮助他们捅破一层与美隔着的窗户纸就行。”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炯说。2005年，独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牵头开启“村民影像计划”，让来自不同省份的村民，选择拍摄题材，拍摄一个短片。10名从未使用过摄像机的农民成为了该计划的参与者和创作者，来自北京顺义区沙子营村村民邵玉珍是其中最年长的作者。今年，邵玉珍71岁，自2005年开始拿起摄像机拍摄《我拍我的村子》系列纪录片，她从一个没见过摄像机的农民，成为了一个拥有作品的纪录片作者。吴文光评价她：“DV真的像她身上的一个器官，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农民。”直到现在，邵玉珍还是准时出现在吴文光举办的线上展映的映后讨论会上，作为一名乡村作者进行分享交流。

乌镇戏剧节与江南古镇

过去，城乡之间的交流是阻隔的，乡村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环境闭塞、交通不便，缺少对城市的吸引力。如今，在互联网的作用下，乡村逐渐在大众传播中获得话语权。艺术，将大众传播中趋于扁平化的“田园”、“山水”、“风光”等要素变得鲜活起来，使乡村的传播形象更立体和丰富。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炯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几千个村子，说：“艺术就是我们和乡村的桥梁，是中介。”

乌镇戏剧节的创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从前，乌镇还只是一个江南古镇的景区，今天却能连连掀起全世界戏迷为之沉醉的狂欢戏剧盛宴，这就是乌镇。2012年，乌镇大剧院竣工，这座最具现代化功能的剧院与藏着1300年厚重历史的江南古镇和谐共存，用戏剧节开启了乌镇的另一个生命。戏剧艺术将乌镇从景区摇身一变成为特别文化载体，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提供了成功典型。乌镇不再只是一个古镇，而是一个与世界戏剧爱好者交流的舞台。

同时，艺术也需要乡村，在全球化背景下，现当代艺术急需地方性文化的刺激，秀空间艺术创始人郑秀珍表示；“入驻乡村，也为我们的艺术工作带来很多灵感，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有活力的，我们的灵感是不断的。”

大地艺术节与养蚕活动

自“美丽乡村”政策出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安居乐业、创业增收”成为新型乡村建设模式的归宿，艺术介入乡村也逐渐凸显其重要地位。陈炯说：“我们现在也能感受到政府和地方对这块的重视，也很尊重和支持我们的艺术工作。”各类艺术节和项目在中国乡村展开，比如由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和当地政府发起的贵州隆里国际新媒体艺术节、独立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发起的“村民影像计划”、多名艺术家联合发起的南京慢城金山下村“非常艺术小镇计划”等，多种艺术融合乡村，创造出一片振兴光景。在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艺术的形式、类别都不受限。

放眼世界，艺术振兴乡村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功典型——日本的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2000年，越后妻有开办“大地艺术节”，每三年举办一届，其以“自然拥抱人类”为理念，鼓励和吸引艺术家们进行创作。如今，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已经举办了7届，成为全球艺术家的乐园以及新型乡村建设模式的范本。

而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创办之初，也面临着不少质疑和指责，有村民认为“艺术等同于有钱人的享乐”、“无法理解现代美术”，因此不少村落并不愿意参与到艺术节中。而在一次地震后，艺术家们对废弃房屋的利用和改造，成为艺术介入乡村的契机，打破“艺术等同于有钱人的享乐”刻板思维，使村民有了收益，看到了艺术介入的价值。而后，不少艺术家借用不同艺术形式，根植乡村，融入乡村。比如日本艺术家古卷和芳创作《茧之家》的同时，与村民共同开发蚕茧工艺品，使得蓬平村重新开展已经停止了十多年的养蚕活动。“很直接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帮助村民赚到钱，这是艺术入住乡村最直接的事情，经济价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包括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等，也是我们实践的目标。”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炯说。

路灯与星星

事实上，在艺术乡建的道路上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炯表示：“确实会存在一些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商业化、形式主义这些问题，都可能有。”

2011年，在安徽碧山村就有人开启了一项艺术下乡类型的“碧山计划”，该计划起自对农业传统的忧虑和过度城市化的批判立场，参与者多数从事文化和艺术，他们对乡村建设进行了一次新的探索，寻求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建设模式，以艺术的方式建立乡村共同体。然而这项计划在2014年遭到社会学博士周韵的《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一文的质疑和反驳。其中一项质疑为：村内人想要路灯，而外来人更想要星星，在艺术乡建中提出主体性归属的辨思。

陈炯（中，戴眼镜）和他的艺乡建团队。受访者供图

“很多艺术乡建就是艺术是一层皮，乡村是一层皮，没法融合，也会出现村民不愿意改造的情况。这就是需要我们艺术家去规划和介入的原因，我们说明改造价值，村民再不愿意那就不干，就这么简单。”在这一问题上，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炯认为：“村民就是主体，艺术乡建中最重要的就是与村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这是最触动人心的东西，乡村不是城市人躲避现代化的桃花源，更不是商业旅游的蓝海。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艺术是作为一种语言，来沟通和传播观念的，是我们共同对美好生活进行探讨的过程。”

基于乡村的艺术介入，无数个《我和我的家乡》里马亮一样的艺术家或组织与村民在当地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如今，未来已来，艺术探索模式在乡建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拭目以待。

新京报记者 陈璐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危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