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图片来源：IC photo
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作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方面，将加强税收等支持政策，明确结合下一步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3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修改时，设立了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作为六种专项附加扣除中的一种，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应运而生。当时定下来的子女教育，包括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学历教育。而学前教育，仅包括年满3岁至小学入学前的教育（主要指幼儿园教育）。也就是说，3岁以下婴幼儿的各种支出，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并无体现。但是这些支出，毫无疑问是不少的：奶粉、纸尿裤、儿童益智玩具，以及大街上遍布的各种婴幼儿早教班，更别提上门的月嫂、保姆费用。当然，这些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中定位的基础教育支出，还是有差别的。我们重新考虑推动修法，也不一定是要将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费用，扩张解释到教育费用中。尽管在教育学里，婴幼儿的生活，包括说话、走路、培养安全感等，都是教育。3岁以下婴幼儿，如此受人关注，完全因为其特殊性：他/她是“生”与“育”的承接点。3岁以下婴幼儿的抚育，压力变小，无疑“生”的意愿会大大提高。事实上，当前又恰恰处在关键节点上：自全面“二孩”政策以来，除了2016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回升，此后出生率便开始下降；“三孩”政策能否扭转局势，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配套政策是否完善。而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支出，能否纳入专项附加扣除、怎样纳入，以及纳入后的扣除额度高低，犹如培育生育意愿的“第一公里”，值得细细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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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费用参考什么扣除标准？
照护费用，是否依然参考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每月1000元标准，就有争议。一是，每月1000元的额度，能否提升，或是参照通货膨胀指标，动态调整；二是，有无可能，做一些据实扣除的考量，比如，单亲且无长辈帮忙照看的家庭，保姆费按照一个较低标准扣除；三是，区分不同城市消费水平，设置不同扣除阶梯。此外，照护费用扣除标准的设计，还应当与“三孩”政策、“三孩”难度，结合起来考量。当我们讨论每月1000元扣除标准时，习惯带着固定思维，“二孩”、“三孩”，对应的照看难度，就应当是“一孩”的简单叠加。其实不是。第一个孩子出生时，长一辈的父母，体力还尚可，可以辅助照护；当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出生，长辈年纪更大了些，体力也跟不上。即便能跟上，家庭没准也需要换一个更大的房子。此外，第一个孩子，父母中的一方，加上爷爷奶奶辅助，或能照看好；当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父母双方可能都得牵扯大部分精力。于是，有人就提出，“三孩”政策后，子女教育的扣除标准变为累进式：“一孩”每月1000元，“二孩”每月2000元，“三孩”每月3000元。如果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扣除也参考这个设计，一个“三孩”家庭，抚育三个孩子，赡养四位老人，家庭每月可享受的扣除标准达到8000元（孩子的6000元加老人的2000元）。也就意味着，夫妻一方可享受的扣除标准，可达4000元。再加上单人5000元的个税免征额，我们的确能让这样的“三孩”家庭，体验到一年下来，不用交个税，或者仅交很少个税的切身感受。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有望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图片来源：IC photo
事实上，“生”和“育”，不仅是个人私事，也是国家大事，其还关系着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我们鼓励“三孩”家庭，在财政支出以及税收优惠上，或许就要做一些大的迈步。当然，这个迈步到底多大，也得切合我们自身国情。确实有不少父母，过度的焦虑，自孩子婴幼儿起，就不断购买动辄数千元每月的早教课程，一年下来，费用高达数万元。这些婴幼儿费用支出，尽管无疑是与教育相关，但全考虑纳入到专项扣除上，确实是没有可能。好在，诸如“推动建设一批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完善居住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等一系列“非税”组合拳措施，已经在路上。如今，修法再次推动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直接介入到培育生育意愿的“第一公里”中。显然，这是税法上公平原则的体现，舆论对此，也热切期盼。可预见的是，因为工作与生活的复杂性，个税法各项规则，未来必然会变得更加复杂与精细。我们要做的，是呼唤那些能将公平原则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规则，尽早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