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周刊7月16日专题《社会学与社会的距离》封面。

在热衷于公共议题、发表时评看法的当代社会学家中，郑也夫是公众最熟知的名字之一。1950年出生于北京的郑也夫经历过“知青”岁月，恢复高考后考入首都师范学院，先后供职于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

自1983年以来，郑也夫持续在媒体上发表时评和专栏文章，雄辩的文风成为了他的标志。他涉足过的公共议题包括推行“沙葬”文化、讨论水价和燃油税、为“野泳”辩护等。近年来，郑也夫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撰文著书，这也让他成为了不少人眼中的“教育问题”专家。

郑也夫，生于1950年，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荣休），著有《文明是副产品》《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等。 受访者供图。

进入公共社会学

新京报：相比于其他学者，你可能是国内最乐于在公共场域发表评论和观点的学者之一。喜欢写文章对社会现象表达观点，吸引了很多专业领域之外的人士关注。你是怎么走上这条独特的道路的？

郑也夫：这是从我对社会的牢骚开始的，我把它叫作童子功。

我当“知青”的时候还不到18岁，做了8年半的“知青”，在性格的塑造期被赶到了农村，远离了课堂，不再读书。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看到社会中太多不合理的现象，由此就开始向周边人发牢骚。当然发牢骚的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一些“知青”，或者当地的成年人。但是在这当中应该说，我发得最多，也发得最精致，所以说出来的一些正理和歪理能赢得听众。

恢复高考之后，我在1977年上了大学，之后为了饭票的问题又考了研究生。但是，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我学的专业都不是社会学。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们国家恢复了社会学，这让我眼前一亮。

我在社会底层的时候，发牢骚的对象是社会的不合理之处。我本是个看待社会问题的业余爱好者、一个牢骚满腹的青年，没想到我的爱好居然可以成为一个专业，可以发点专业的“牢骚”，还可以挣工资，我就乐此不疲地进入了社会学的大门。

于是我马上就开始自学，毕业论文选的也是社会学题目，毕业后我就毛遂自荐去社会学研究单位，正式走上了研究社会学的道路。可以说，对社会现象的分析、观察和评论，跟我在“知青”时期的性格与智力生活的追求接上轨了。

我平时会写两种文字，一种是写学术文章和著作，还有一种是写时评。最早一篇时评应该是1983年写的。那时中国学术评价很不公正，我的职称评定推得很迟，但我写的时评文章获得了不小的社会声誉，拿了稿酬，还获得了相当多的知名度，这就更让我一发不止了。

《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郑也夫 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延续到了你的教学之上。比如你会给学生布置作业，调查身边的教育现象，在课堂教育上，社会学如何实现应有的关怀呢？

郑也夫：我不会在这一点上试图影响学生。但是，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做社会调查，是社会学对学生的培养，这是一个他们最应该具备的本领。我反对从书本到书本，反对从理论到理论。我在美国受了一年半的教育，原来是一个酷爱理论的人，没想到我所就读大学的社会学系，不允许学生写纯理论的、“从书本到书本”的硕士论文。硕士以下的学生，首先要做的是经验调研的学习。这跟我的认识完全合拍了，我也认为年轻学生多数人做不了纯理论的。

2004年一个叫布洛维的人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保卫公共社会学”。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诉诸媒体，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评论社会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参与社会活动。他主张的概念和我一拍即合。我觉得自己一直是公共社会学家。我天性喜欢议论公共事务，看了他的演讲很受鼓舞，他帮我正名，这是很正义的事，而且登堂入室，进入了学科。所以我也在我的教学中推广，不要学生“抄书本”，写一篇没有任何创意的所谓理论文章。

《公共社会学》，麦克·布洛维 著，沈原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

接受挑战，从不担心反驳

新京报：这么多年来，你议论过的公共话题数不过来，有“轿车文明批判”、推行“沙葬”、学术评价的有限匿名制讨论、反对抽水马桶、讨论水价和燃油税、为“野泳”辩护、中国足球，还包括近些年你一直关注的教育问题。这么多看似“风马牛不想及”的话题，似乎从来没有难倒过你。这么多年以来，你有过犹豫吗？你担心过会遭到反对意见的攻击吗？

郑也夫：这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个问题，甚至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生活的社会上一直有不合理的、需要反思的事情，所以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一路走下来了。涉猎这么多领域，在我看来也不是问题。社会现象的不同方面，可能隔得很远。我首先是个普通的公民，看到不合理的地方就会发牢骚。

我在社会上发的时评文章有几百篇之多，它们不是学术文章，不会接受来自专业方面的挑战。我认为，在当时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当中，我的文章是比较雄辩的，下的功夫也是比较扎实的。

另一方面来说，我从来都愿意接受挑战。我一直说，如果你要挑战我，你是看得起我，我们可以共同把这个问题以更大的强度来推向社会。一个人的独角戏可能不足以让社会关注。对于辩论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畏惧，我也并不担心我的东西有漏洞，谁的东西一点漏洞没有。比如说，关于轿车问题，我在《光明日报》上发了文章之后，樊纲就回应了一篇，我再回应，再反驳。

后来我发表了一篇学术文章，关于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也引起了社会比较大的关注，总共大概有六七篇文章批评我的这篇文章。我也回复了一篇。我非常高兴迎接这样的论战，从来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是，没有人愿意和我进行论战。很多时候我向别人开战，别人不回击，我自己写的东西遭到过几次攻击，我回应之后，又没了声响。

《吾国教育病理》，郑也夫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3年9月。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和你辩论下去？你觉得这种原因是怎么造成的？

郑也夫：中国社会中的论战从来就少，我的一个猜想是，很多中国人包括媒体的智识生活，似乎就不习惯于古希腊哲学家那种类型的论辩，很多学者和公民不擅于在公共平台上摆出价值和立场，怕得罪人。在这方面我是比较异类的，我从来是对事不对人。也许这个问题你得问他们，因为我不怎么畏惧，就不太清楚畏惧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新京报：你曾经提出过的一些看法，会随着时间推移，改变立场，推翻原先的说法吗？

郑也夫：我大概只记得一个。可能是我最早自己察觉了，马上认识到了当时的想法错误，就更改了观点。当时讨论的是高校录取的比例，讨论有多少考生做分母，有多少人录取做分子，总之录取率非常低，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生压力很大，于是社会上就产生了很多函授大学、工人夜大等学校。

我曾经写过一篇杂文，说这样的学校不要办，办教育还是要正规一点，正规高校教育可以扩招。但我自己记得，这句话说过没多久，国家真的开始了扩招政策。我马上就醒悟了，中国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中国需要更多的是好的技工。在“反扩招”这件事情上，我的观点有些反复，但总体来说是非常稀少的。而关于职业教育，我后来写了一本书《吾国教育病理》专门谈这个问题。

新京报：因为发表时评，你早年也受邀当过北京交通顾问，策划并主持过电视台的节目。你怎么看待学者发表的时评文章对社会的影响？

郑也夫：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说。在言论的层面，我的观点应该说大获全胜。比如说我反对发展私车的问题，在言论的层面上没有敌手。再比如，我曾在《新京报》发了很多篇文章为“野泳”辩护，希望北京的一些公园（比如玉渊潭公园）能保留野泳者游泳的场地，没有人能争论过我。但是，在社会实践层面没有改变结果。不过作为一个言论者，我至少可以努力影响让社会的言论空间呈现多元化。这可能就是我能做到的效果了。

记者 | 李永博

编辑 | 罗东

校对 |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