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朴素的长衫，从容镇静，面不改色。

那是1927年4月28日，在绞刑台上，李大钊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事实印证了李大钊的话，那些让他毕生骄傲的“红花的种子”，已播撒在北大校园，在城市街头，在工厂，在农田，在每一次斗争运动的脚步和呼声中，如同星星火种，等待燎原。

1921年5月1日成立的“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后更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走上街头宣传民主革命新思想

“五四”运动前后，一群身着长袍的北大学生怀揣着“中国需要新文化”的共识，组成“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始走上街头或到有庙会的寺院，不定期地为市民做讲演，内容包括反帝爱国、破除迷信、科学普及等方方面面。

来听讲演的市民越来越多，北京大学给京师学务局发公函交涉，申请在东、南、西、北四城各开一固定讲演所。利用这些官立讲演所，讲演团发表了一系列揭露帝国主义恶行、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演说，并将印刷的讲演稿发放给听众，因此不时遭到反动政府的驱散。一次，讲演团在南城开辟新的讲演处，该管区警察厅以“事前没有通知警厅”为由，禁止学生讲演。

在为市民带来民主革命新思想的同时，北大青年们在李大钊的带领下，逐渐把目光投注到距离更远的工人群体，他们认识到，只有把工人群体联系起来，革命才具有阶级基础。

“我们亲爱的劳工朋友呵！今天是五月一日……还有很多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所以我们来告诉各位……”1920年5月1日，北京大学印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它告诉劳动的人们“从今天起，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一律驱逐，不准他留存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

同一天，北京大学校工和学生500余人举行了“五一节”纪念大会，李大钊出席会议并讲话。随后，在北大旁听的工读互助团的何孟雄等8名学生雇了2辆汽车，分头去东、西城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传单。车前飘扬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劳工神圣”“五一万岁”，车后还竖着表现革命精神的赤旗，他们沿途高呼“劳工万岁”的口号，格外引人注目。

另一边，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将50人分成5组，于上午10时从学校出发，沿街宣讲《五一历史》《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五一劳动节》等。讲演团负责人邓中夏则赶到长辛店，向1000多名铁路工人做了讲演，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面对热烈高涨的活动形势，北洋军阀政府开始惶恐不安，一面张贴布告恫吓群众，一面派出鹰犬加紧巡逻。五一当天，政府派出数千名军警，逮捕何孟雄等20多名学生，经李大钊多方营救，才使学生获救。

活动第二天，一些报纸登出了关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相关报道，指出各地散发的宣传品，以北大所印之《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最为激烈。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内陈列的工人使用的工具。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始于长辛店铁路工厂的工人运动

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1920年11月7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劳动音》周刊，邓中夏是主要编辑之一。《劳动音》周刊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刊登工人来稿，用工人生活斗争的亲身经历揭露所受到的压迫和剥削，诉说工人要求，在长辛店等产业工人聚 集的地区广为传播，每期销售量能达到2000份。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娘娘宫前，1000多名工人召开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会 议持续了3个多小时，决定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会”。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决定将工会改组更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因俱乐部这种组织方式，政治色彩相对较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摩擦。

1922年6月间，长辛店工人们向京汉铁路当局提出了增加工资、开除工人痛恨的工头、改善住宿条件等八项要求，但迟迟得不到答复。8月24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举行大罢工，3000多工人手持写着“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等口号的白旗，在娘娘宫举行誓师大会，得到了北方其它地区铁路工人的响应。铁路当局最终同意了八项要求，自此，京汉铁路沿线2万多工人每月工资加了3元。

罢工胜利后，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在给工友的一封信里说道：“如狼似虎的军阀，竟以为我们是暴徒！但是早在我们的预料中，所以我们万死不辞，虽肝胆涂地而勿怯……此后，还望彼此努力，同奏凯旋之歌！”字里行间盈满了喜悦之情。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在街头讲演。

李大钊等二十人被害的新闻报道。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李大钊写下《狱中自述》后英勇就义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侵入我国大沽口，驻守大沽口的国民军被迫还击，将日舰赶出。3月16日，日本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

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召集各方代表紧急商讨对策，3月18日上午，北京80余校学生和60余团体共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游行请愿队伍高唱“国民革命歌”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谁料执政府竟向请愿群众开枪平射，走在队伍中的李大钊也在斗争中负伤。

流血第二日，北洋军阀政府发出了关于逮捕参加“三一八”运动的李大钊等人的训令。然而根据训令表述，此次“严加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实则源于李大钊等人“近年来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

事实上，逮捕一事，北洋军阀政府蓄意已久。

自从将马克思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带进北大校园，李大钊指导北大进步学生先后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多个组织，直接或间接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五一节纪念大会、铁路工人罢工、北方的国民会议运动、五卅反帝斗争等多次运动，培养了邓中 夏、高君宇等一批革命青年。

早在1925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已向北京大学发出关于严查李大钊等人活动的训令，同年，段祺瑞执政府下令“整顿学风”，点明“一部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相交结托，破坏学纪”。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李大钊离开北大，避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控制北京，派出大批军警袭击了旧俄国兵营，李大钊等革命者被捕。

在狱中的22天，他留下了讲述自己革命经历的《狱中自述》。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 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但他撒下的革命火种已遍布中国大地。

新京报记者 冯雅君 摄影记者 王嘉宁 陶冉 浦峰

编辑 林野 樊一婧 校对 贾宁